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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与五四时期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创建
来源:《河北学刊》2019年第2期 2020-06-29

  中国现代意义的大学及其大学制度,是清末民初从西方移植而来的。五四时期,主掌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根据自己所理解的现代大学理念,仿效德国研究型大学体制,率先在北京大学建构了一套由教授、院系、学科、评议会、研究所、图书馆、实验室、学术社团、学术期刊等元素构成的现代大学制度。这套大学制度,不仅为中国现代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授提供了体制性保障,而且为中国现代大学成为现代学术研究中心确立提供了根本性保障,当然也由此奠定了北京大学作为民国时期全国学术研究中心的独特地位。

  建构大学院系体制

  “大学”一词,来自拉丁文,原意为行会、社团、公会。德国学者洪堡在《柏林高等学术设施的内部与外部组织理念》中详细阐述了德国近代大学的办学理念,认为大学应是以获取最高形式的纯粹知识作为终极目标,师生双方通过共同教学与科学研究活动培养严谨的治学态度,掌握科学研究方法,故近代大学是为了蓄养研究人才、促进学术研究之需要而产生的。对于近代大学理念的变化,蔡元培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中国所要建立的理想的近代大学,是德国式的研究型大学。而这种大学理念,在他改造北京大学过程中得到集中阐释。

  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中,重点阐述了他的大学理念:一要学术研究;二要学术独立。其云:“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研究学术的最高机关,是蔡元培反复强调的核心理念。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上对此作了集中阐述:“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

  学术自由为西方现代大学的核心理念,亦为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的基本目标。他指出,大学为各种学说荟萃之地,应兼容并包:“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他创办《北京大学月刊》,即为实现此原则的表现:“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见,则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关于大学学术自由的主张,蔡元培在《答林琴南的诘难》中再次加以阐述:“(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此义已于《月刊》之发刊词言之,抄奉一览。(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

  按照蔡元培的设想,中国现代大学应以德国式大学之自治权和学术自由为创建的根本基础。蔡元培于民初负责起草《大学令》时,明确将学术研究定为大学的主要职责:“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此项宗旨,成为民国时期大学建构之基本目标,也是其在五四时期改造北京大学并尝试创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原则。

  学科设置及院系体制,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大学所设置的课程及所设立的学科,体现着现代学术研究的基本科目,主导着学术研究的范围及其研究趋向。尽管清末在引入西方大学体制时引入了西方近代学科体系,并以“分科设学”的理念规划设立“学科”、“学门”,但这种制度设计大多仅停留在纸面上,尚未能真正付诸实施。1913年初,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对大学所设置的学科及其门类作了原则性规定:大学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等七科(简称“七科之学”)。其中,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四门;理科分为数学、星学、理论物理学、实验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矿物学九门;法科分为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三门;商科分为银行学、保险学、外国贸易学、领事学、税关仓库学、交通学六门;医科分为医学、药学二门;农科分为农学、农艺化学、林学、兽医学四门;工科分为土木工学、机械工学、船用机关学、造船学、造兵学、电气工学、建筑学、应用化学、火药学、采矿学、冶金学十一门。然而,真正将这种大学学科体制付诸实施并确定中国现代大学以院系体制为主者,当是1917年初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学后所进行的学科改革,在中国现代大学学科设置及院系体制建构中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其中最有特色并产生深远影响者,乃为“注重文理”、停办工商两科、“废门设系”、“废科名”等。

  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的基本思路,是将其办成文理两科为主的研究性大学,故其学科设置主要是以德国大学模式为蓝本。1918年1月,蔡氏在《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中对此设想作了详细阐述:“窃查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之编制,以德意志为最善。其法科、医科既设于大学,故高等学校中无之。理工科、商科、农科,既有高等专门学校,则不复为大学之一科。而专门学校之毕业生,更为学理之研究者,所得学位,与大学毕业生同。普通之大学学生会,常合高等学校之生徒而组织之。是德之高等专门学校,实即增设之分科大学,特不欲破大学四科之旧例,故别列一门而已。我国高等教育之制,规仿日本,既设法、医、农、工、商各科于大学,而又别设此诸科之高等专门学校,虽程度稍别浅深,而科目无多差别。”可见,蔡氏改变了清季模仿日本学制的做法,转而效法德国研究型大学。

  在大学课程设置方面,蔡元培深受德国学术教育体制的影响。他先是提出“学为基本,术为支干”主张,进而提出“注重文理”主张。蔡氏严格界定“学”与“术”之区别:“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医学,非但研求学理,并且讲求适用,都是术。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他解释保留文理两科之原因云:“鄙人之意,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旨趣不同。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医、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亦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所经验,促其术之进步,与治学者之极深研几,不相侔也。鄙人初意以学为基本,术为支干,不可不求其相应。故民国元年修改学制时,主张设法、商等科者,不可不兼设文科。设医、农、工各科者,不可不兼设理科。”这就是说,文理两科是“学”,其他五科则是“术”,大学既然是研究学问之最高机构,那么应当研究“学”,而非传授“术”,故应该保留文理两科,而将其余五科从大学分离出去,成为分科大学或独立专门学院,以与真正之综合性“大学”区分开来。蔡氏强调,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要达到研究目的,大学必须优先办好文理两科:“拟竭力办理文理两科,完全其科目,因此两科乃法工农医诸科,原理原则所由出,而入是两科者,又大抵为纯粹讲学而来,既不想做官,亦不想办大实业也。”故拟通过学科调整,将北京大学办成以文理两科为主的学术研究中心。其云:“孑民之意,以为大学实止须文理科,以其专研学理也。而其他医、工、农、法诸科,皆为应用起见,皆偏于术,可仿德国理、工、农、商高等学校之制,而谓之高等学校。其年限及毕业生资格,皆可与大学齐等。惟社会上,已有大学医科、大学工科之习惯,改之则必启争端。故提议文理科为本科大学。以医、工、农、法、商为分科大学。所谓分科者,以其可独立而为医科大学、工科大学等,非如文理科必须并设也。”

  注重大学文、理两科,是蔡元培进行大学学科调整的重要举措。他改革大学学科的具体办法为:一是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为独立之大学,名为法科大学、医科大学等。其理由有二:“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其他各科,偏重致用,一也。文、理二科,有研究所、实验室、图书馆、植物园、动物院等种种之设备,合为一区,已非容易。若遍设各科,而又加以医科之病院、工科之工场、农科之试验场等,则范围过大,不能各择适宜之地点,一也。”二是大学分为三级,预科一年、本科三年、研究科二年。蔡元培的改革方案经过修正后得到北京各高校校长赞同,并呈教育部核准,将大学预科定为二年、本科四年。北京大学评议会亦赞同蔡氏“文理两科之扩张”“法科独立之预备”“商科之归并”“工科之截止”“预科之改革”等主张,认为“今既以文理为主要,则自然以扩张此两科,使渐臻完备为第一义。”“拟仿美、日等国大学法科兼设商业学之例,即以现有商科改为商业学,而隶于法科。”“与教育部及北洋大学商议,以本校预科毕业生之愿入工科者,送入北洋大学,而本校则停办工科。”蔡氏后来回忆:“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

  注重大学文理两科的同时,蔡元培主张“文理通融”:“文科的哲学,必植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故文理两科应相互渗透、互为补充。其云:“孑民又发见文理分科之流弊,即文科之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则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乃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各学,均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之归宿,乃理科学生,以与文科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又有几种哲学,竟不能以文理分者,如地理学,包有地质、社会等学理。人类学,包有生物、心理、社会等学理。心理学,素隶于哲学,而应用物理、生理的仪器及方法。进化学,为现代哲学之中枢,而以地质学、生物学为根底。彼此交错之处甚多。故提议沟通文理,合为一科。”其后来复解释道:“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废门设系”与“废科名”,是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学制的重要举措。所谓“废门设系”,就是将“七科之学”下各“科”所属之“门”改称“学系”。在蔡元培的努力下,到1919年,北京大学共设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学、哲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俄国文学、史学、经济学、法律学等14个学系。所谓“废科名”,即是将原来“七科分学”中之文、理、法、农、工、商、医等“科名”废止,重新根据“学系”进行组合。蔡元培解释“废科名”的原因说:“从理论上讲,某些学科很难按文、理的名称加以明确的划分。要精确地限定任何一门学科的范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例如,地理就与许多学科有关,可以属于几个系:当它涉及地质矿物学时,可归入理科;当它涉及政治地理学时,又可归入法科。……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决定不用‘科’这个名称,尽管它在中国曾得到广泛的承认,但我们却对这个名称不满意。”

  蔡元培初于大学与学系间设立“部”以归并之。1920年,北京大学将按旧体制建立之文、理、法三“科”,改组为五“部”:第一部包括数学系、物理系、天文系;第二部包括化学系、地质系、生物系;第三部包括心理系、哲学系、教育系;第四部包括中国语言文学系、英国语言文学系、法国语言文学系、德国语言文学系,以及将要设置之其他国家语言文学系;第五部包括经济系、政治系、法律系、史地系。蔡氏解释:“当时之所以有这样的改变,其着眼点乃是现行大学制度急需重新厘订,以便适应国家新的需要。”后来,蔡元培采用“学院”以代替“部”,来统领各学系。这样,“废科名”之后,逐渐形成了大学、学院、学系三级学科建制,中国现代大学院系体制日趋完善。

  实施“教授治校”原则

  西方近代大学制度不仅体现在学科分布、学院设置上,而且体现在“大学独立”之制度设计上。德国大学制度多倾向于评议会,由教授组成评议会,校长一般由评议会产生。该制度的核心理念为“大学独立”,学生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均系其在不同层面的反映。蔡元培看到了西方大学独立之特性及“教授治校”之制度化设计,故在建构中国现代大学体制时,亦注重引入并贯彻“教授治校”原则。

  所谓“教授治校”,乃是由大学教授、学者自己治理大学。“教授治校”的制度设计,主要体现在大学设立评议会及教授会,并赋予其重大权力上。设立大学评议会及教授会,最初在1912年蔡元培起草的《大学令》中得以体现。《大学令》规定,大学实行校长制,校长总辖大学全部事务。各科设学长主持一科事务。为了制衡大学校长及学长的权力,大学设立评议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以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大学令》所规定之评议会权力很大,其审议事项主要有:“一、各学科之设置及废止。二、讲座之种类。三、大学内部规则。四、审查大学院生成绩及请授学位者之合格与否。五、教育总长及大学校长咨询事件。凡关于高等教育事项,评议会如有意见,得建议于教育总长。”不仅大学设立校级评议会,而且各科也相应设立教授会,以发挥教授之自治力。

  设立大学评议会及各科教授会,实为大学“教授治校”原则的集中体现,亦为学术自由与学术独立精神之制度性保障。但遗憾的是,尽管民初《大学令》作了上述规定,但当时主要大学,尤其是作为全国大学之首的北京大学,并未设立评议会,“教授治校”原则并未付诸实施。真正将“教授治校”原则付诸实施并确立者,当为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创设评议会之尝试。

  为什么要设置大学评议会与教授会?因为评议会是在大学落实“教授治校”理念的组织保障。蔡元培在介绍德国大学制度时说:“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蔡氏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援引德国大学设立评议会之成例,将民初《大学令》中有关规定付诸实施。其改革思路法为:“首先是组织了一个由各个教授、讲师联合会组成的更大规模的教授会,由它负责管理各系。同时,从各科中各自选出本系的主任;再从这些主任中选出一名负责所有各系工作的教务长。再由教务长召集各系主任一同合作进行教学管理。至于北大的行政事务,校长有权指定某些教师组成诸如图书委员会、仪器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总务委员会等。每个委员会选出一人任主席,同时跟教授、讲师组成教授会的方法相同,这些主席组成他们的行政会。该会的执行主席则由校长遴选。他们就这样组成了一个双重的行政管理体制,一方面是教授会,另方面是行政会。但是,这种组织形式还是不够完善,因为缺少立法机构。因此又召集所有从事教学的人员选出代表,组成评议会。这就是为许多人称道的北京大学‘教授治校’制。”

  蔡元培于1918年主持制定的《国立北京大学评议会规则》,对设立大学评议会的具体细则作了规定:评议会以校长、学长、各科教授每科二人自行互选,以一年为任期,任满可再被选;设议长一人,以校长任之;书记一人,由会员中推举;选举于每年暑假日第一个月内举行;评议会讨论事项有:各学科之设立与废止,讲座之种类,大学内部规则,关于学生风纪事项,审查大学院生成绩及请授学位者之合格与否,教育总长及校长咨询事件,及关于高等教育事项将建议于教育总长者;评议会每月开常会一次,由议长指定日期于三日前通知;遇有特别事件,由议长或过半会员之提议召集临时会议;非有过半人数以上列席不得议决事件;评议会议决事件,凡关于校内者,由校长分别交该管职员办理。

  蔡元培同时制定的《国立北京大学学科教授会组织法》,对大学各部教授会组织办法及职权亦作了原则性规定:各重要学科合为一部,每部设一教授会,其附属各学科或以类附属诸部或各依学科之关系互相联合组成一个部,每一个部设一教授会。例如国文部、英文部、哲学部、史学部、数学部、物理学部、化学部、经济学部、法律学部、政治学部,皆可各自成部,自设教授会。又如生物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可依类附属诸部。又如德文、法文、拉丁文等可联合组成合部,设立部教授会。该办法还规定,每部教员无论其为研究科、本科、预科教授、讲师、外国教员,皆为本部教授会会员;每部设主任一人任期二年,由本部会员投票选举;每部有事务所一处,为主任与各教员接洽之所;部教授会每月开会一次,商议本部应办事宜,开会时由主任担任主席;本部遇有要事,可随时由主任召集临时会议。凡关于下列诸事本部教授会皆有讨论议决之责:本部教授法之良否,本部教科书之采择。凡关于下列诸事本部教授会皆有参与讨论之责:本部学科之增设及废止,本部应用书籍及仪器之添置;每部应编纂本部学科课程详表一册,列举各学科为有统系的编纂,并略说各科之内容,及应用之课本及参考书。

  蔡元培本着“教授治校”宗旨,重新组建了北京大学行政组织体制。到1920年,北京大学内部组织分为四部:一是评议会,司立法;二是行政会议,司行政;三是教务会议,司学术;四是总务处,司事务。评议会与教务会议会员,由教授互选;行政会议及各委员会会员,为校长推举并经评议会通过;总务长及总务委员为校长所委任。根据《北京大学章程》对评议会职权的规定:“评议会以校长及教授互选之评议员组织之,校长为议长。凡左例之事项须经评议会之议决:各学系之设立废止及变更。校内各机关之设立废止及变更。各种规则。各行政委员会委员之委任。本校预算及决算。教育总长及校长咨询事件。赠予学位。关于高等教育事件将建议于教育部者。关于校内其他重要事件。”北京大学评议会会员由全体教授互选(讲师助教不在内),约每五人举一人。到1920年,北京大学评议员有17人,校长为评议长。凡校中章程、规则、预算均须评议会通过。大学各科分若干学系,各系主任由教授互选,任期二年。各系主任合组教务会议,操全校学术之大政。教务处为教务会议所组织,各系主任互选教务长一人掌全校之学术,任期一年。行政会议由11个委员会委员长及教务长、总务长组成,会员资格以教授为限。北京大学还设置了各种委员会,委员由校长推举,评议会通过,操部分行政之权。有人评论道:“教务会议仿欧洲大学制。总务处仿美国市政制。评议会、行政会议两者,为北大所首倡。评议会与教务会议之会员,由教授互选,取德谟克拉西之义也。行政会议及各委员会之会员,为校长所推举,经评议会通过,半采德谟克拉西主义,半采效能主义。总务长及总务委员为校长所委任,纯采效能主义,盖学术重德谟克拉西,事务则重效能也。”

  1920年9月,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组织建设回顾道:“一年以来,行政会议与各种委员会均已次第成立。就中如组织委员会、聘任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图书委员会等,都已经办得很有成效,与从前学长制时代大不相同。其余若仪器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也想积极进行。”这种情况说明,北京大学“教授治校”制度逐步形成。教授治校,保障了大学的真正独立,使其免受教育行政部门之过分干涉,堪称中国近代大学学术独立的标志。北京大学率先设立评议会及教授会,将“教授治校”理念付诸实施,对全国各地大学产生了重大示范效应,其他大学纷纷效仿。

  创办北京大学研究所

  蔡元培强调:“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书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如何提高大学研究水平而将大学切实建成学术研究中心?为推动北京大学学术研究,蔡元培采取了许多办法,如特筹经费扩充大学仪器设备及图书、组织师生研习学问的学术社团、聘请专家来校任教并举办学术讲演、创办学术刊物、举办学术会议等。其中最重要的举措,乃为创办大学研究所,为已毕业与将毕业学生从事专精研究提供研究场所,吸收师生专门从事学术研究。

  蔡元培对近代西方大学设置研究所之举极为关注,并力图加以效法。其云:“外国大学,每一科学,必有一研究所;研究所里面,有实验的仪器,参考的图书,陈列的标本,指导的范围,练习的课程,发行的杂志。”故蔡氏倾向于在大学创建供师生研习学问之研究所。早在民初制定公布的《大学令》及据此制定的《大学规程》中,蔡元培对大学研究院制度作了最初设计,但并未付诸实施。而将这种设想真正付诸实施并有成效者,为蔡元培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蔡氏以德国研究型大学为蓝本对北京大学进行改造,开始筹设北京大学研究院。他后来承认:“清季的学制,于大学上,有一通儒院,为大学毕业生研究之所。我于《大学令》中改名为大学院,即在大学中,分设各种研究所。并规定大学高级生必须入所研究,俟所研究的问题解决后,始能毕业(此仿德国大学制)。”故蔡氏改造北京大学的基本思路,即为以大学及其研究所等现代学术建制推进学术研究。

  本着大学当研究高深学问之理念,蔡氏在北京大学创办了各学科研究所。1917年底,文、理、法三科各学门分别成立了研究所,由校长于各所教授中推举一人为研究所主任。北京大学研究所规则规定,凡本校毕业生均可自愿入所研究;本校高年级学生,取得研究所主任认可后亦得入所研究;与本校毕业生有同等程度的学者,自愿入所研究者,经校长认可后得入研究所。同时规定,凡具备上述条件而不能到所研究者,经过校长或研究所主任特许可为通讯研究员。1917年11月,北京大学公布《文科研究所办法》,对文科研究所的研究办法作了更详细的规定。

  蔡元培所拟办的北京大学研究所,“为教授留校毕业生与高年级学生的研究机关”,故特制定诸多相关章程以规范其学术活动。从上述研究办法看,北京大学各科研究所确为师生共同研究学术之处所,而非后来的专业研究所;研究员多为毕业或高年级学生,并非专职研究者。到1918年初,北京大学文、理、法三科研究所有研究员148人(其中毕业生80人,高级生68人),另有通信研究员32人。其中,理科研究员仅18人,文科71人,范文澜、冯友兰、叶圣陶、俞平伯等均为文科研究员。1919年2月,因地质学系已有三年级学生,又决定增设地质学研究所,由何杰任主任。蔡元培对各科研究所推动学术研究的作用给予赞扬:“本校所办的研究所,本为已毕业与将毕业诸生专精研究起见”;“除了各种学科必须专门学者而又热心教育的担任外,如有名人讲演的机会,我们也不肯放过。”他充分肯定道:“以上各种设施,都是为便于学生研究学问起见;但学生一年以来,不但有研究学术的兴趣,兼且有服务社会的热诚,这也是可喜的事。”

  1920年7月,为了办好北京大学各科研究所,蔡元培公布的《北京大学研究所简章布告》强调:“研究所仿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办法(Seminar:研究班或专家讨论会),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正式申明创办大学研究所主要是效法德、美大学之举。他重新调整了研究所的设置布局,打破科系限制,将北京大学研究所分为四大门类:一是国学研究所,凡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二是外国文学研究所,凡研究德、法、英、俄及其他外国文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三是社会科学研究所,凡研究法律、政治、经济、外国历史、哲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四是自然科学研究所,凡研究物理、化学、数学、地质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研究所研究课程均列入各系科内;研究所之阅览室并入大学图书部;各学系之学课有专门研究之必要者,由教员指导学生研究之,名曰某课研究,并规定单位数;各种研究工作在图书馆或试验室内举行。

  为了吸收北京大学师生专门从事学术研究,蔡氏加快改组各门研究所。1921年12月14日,北京大学评议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组织大纲》规定:“本校为预备将来设大学院起见,设立研究所,为毕业生继续研究专门学术之所。”研究所分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和外国文学四门;所长由大学校长兼任,各门设主任一人,经理本门事务,由校长于本校教授中指任之,任期两年;此外,设助教及书记若干人,由所长指任,受本门主任之指挥,助理一切事务。各门研究的问题与方法,由相关各系之教员共同商定。该大纲还规定:“本所原为本校毕业生有专门研究之志愿及能力者而设,但未毕业之学生曾作特别研究已有成绩者,经所长及各该学系教授会之特许,亦得入所研究。”

  由于当时学校经费和人力条件的限制,北京大学仅开办了国学门研究所。1922年1月,国学门研究所正式成立,研究对象包括中国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众多领域,内设编辑室、考古研究室、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明清史料整理会、方言调查会等机构,研究科目为文字学、文学、史学、哲学、考古学等类。由蔡元培兼任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长,委员有顾孟余、沈兼士、胡适、马裕藻、钱玄同、李大钊、朱希祖、周作人等,沈兼士任国学门主任。聘请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朱希祖、马衡、刘复、沈兼士、周作人、钱玄同等任导师。改组后的国学门研究所比原来的研究所更趋于正规化:研究题目及研究方向由教授自由选定;有些研究课题由教授随时提出,有兴趣之学生可自由报名,经导师同意即入所研究。

  除了指导研究生从事研究外,研究所国学门主要开展了三项工作:一是出版定期刊物。蔡元培将学术刊物视为研究者发表论著之园地,倡议以研究所各学门为基本,每学门出版一种杂志。经国学门委员会议决,由研究所四学门分任编辑,每年每学门共分配负责三期;外国文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门未成立以前,由各相关学系分组担任。《国学门季刊》由胡适任主任编辑,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以及考古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该研究所先出版《歌谣周刊》,后改为《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不久又改为月刊。二是考古调查和纂著考古方面书籍。研究所国学门成立时曾设立考古研究室及陈列室,后又组织古迹古物调查会。三是征集和刊印歌谣。经整理、研究汇集成书者有《吴歌集》《北京歌谣》《河北歌谣》《南阳歌谣》等八种歌谣丛书;有《看见她》《北京歇后语》等四种歌谣小丛书,及《孟姜女故事歌曲甲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两种故事丛书。这对推动采集、整理和研究民谣民歌与民间故事起了重大作用。蔡元培对研究所国学门之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三年以来,赖主任沈兼士先生的主持与国学门委员会诸先生的尽力,搜集、整理、发表,均有可观的成绩,我们虽然自己不满意的点,还是很多,然而这种研究,决不是徒劳的事。我们已经可以自信,若能广筹经费,多延同志,来此共同研究,将来学术上的贡献,一定可以增进。”

  北京大学研究所之创办,为全国各大学创办研究院所提供了示范性样本。对于蔡元培创办北京大学研究所之尝试,金耀基给予很高评价:“蔡先生重视研究的功能,重视研究所、研究院的发展,都是因为他要纠正大学‘专己守残’的学风,要长远地为中国学术建立自主性、独立性。我以为蔡先生之改革北大较之艾略特、吉尔门之改革哈佛及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贡献是毫无逊色的,而他之创立中央研究院,与佛兰斯纳(Flexner)之创立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也是同样有远见与抱负的。”这样的评价是公允的。

  由此可见,五四时期的蔡元培不仅对西方现代大学制度有着深刻的体认和理解,而且在将这种现代大学理念付助实施,仿效德国研究型大学体制,率先在北京大学创建了包括院系、学科、评议会和教授会、研究所、学术社团等诸多元素在内的体系完备的现代大学制度。如果说古代中国学术研究中心在官学及书院的话,那么中国现代学术研究中心则移至现代大学。现代大学之所以能够确立中国现代学术研究中心的地位,实与蔡元培率先在北京大学建立的这套以德国研究型大学为蓝本的现代大学制度密切相关。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是迥异于中国传统太学、国子监、翰林院的新式学术文化机构,是现代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的专门组织。现代大学与专业研究院所一起,赫然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研究的中心。蔡元培率先在北京大学建构的这套大学制度,不仅为现代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授提供了体制性保障,而且为现代大学作为现代学术研究中心地位的确立提供了根本性保障,当然也由此奠定了北京大学作为民国时期全国学术研究中心的独特地位。

  (作者:左玉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 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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