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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新疆考古收获
作者:王永强 侯知军 闫雪梅 夏立栋 田小红 张杰艾涛 胡兴军 于建军 来源:《西域研究》2018年第3期 2021-04-06

  2017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队、北京大学等合作单位完成了考古发掘与调查40项,发掘各时期遗址7400平方米、墓葬900余座,出土文物标本近4500件(组),本文择其要者进行介绍。在史前考古和历史时期考古领域均有重要发现,如通天洞遗址[1]、呼斯塔遗址、海子沿遗址、和布克赛尔县G219国道沿线墓群[2]、尼勒克县G218国道沿线墓群[3]、达勒特古城、阜康市白杨河流域墓群等。

  一 史前考古

  2017年,发掘的史前遗址有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4]和呼斯塔遗址、哈密市乌兰布鲁克遗址、巴里坤县海子沿遗址和托克逊县小草湖遗址等。地域上多位于与周边邻国或邻省接触的前沿地带,时代上起旧石器时代,中承青铜时代,下迄早期铁器时代,对完善当地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和探讨人群迁徙、东西方文化交流、农牧业转化、聚落形态具有重要意义。墓葬方面,阿敦乔鲁遗址的墓葬为主动性工作,余者均为抢救性考古发掘。除考古工作较多的西天山地区外,以往较为薄弱的中天山地区也有连续性的考古发掘,但南疆地区发掘很少。多数发掘区墓葬年代跨度大,从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至汉代前后,而以战国—西汉早期这一时间段居多,部分墓葬甚至晚至唐代,显示人群活动的延续性,但不同时期的人群关系仍待深入研究。发掘的墓地或墓群有和布克赛尔县G219国道沿线墓群、新源县G218沿线墓群、尼勒克县G218国道沿线墓群、特克斯县康盖墓群和喀甫萨朗四号墓群、石河子市十户窑墓群[5]、昭苏县大洪纳海墓群、乌恰县康苏水库墓群、克其克喀拉铁克宁萨依墓群和琼帕斯阔尔滚墓地、阜康四工河墓地、黄山河墓地、泉水沟墓群和白杨河流域墓群等。

  1.通天洞遗址

  通天洞遗址处于东西方交通要道的阿勒泰地区,属于花岗岩球状风化地貌洞穴遗址。2016~2017年累计发掘面积65平方米,2017年除了延续了对上一年度探方的发掘外,在洞外还发掘小型探沟一条和小型石板墓一座,但未见遗物。综合两年的考古发现,可将洞内堆积划分为4组14层,首次提供了本地区旧石器—纯铜—青铜—早期铁器时代的连续地层剖面。旧石器文化层中出土的器物和动物骨骼化石2000余件,其中石制品约占2/3,种类丰富,包括勒瓦娄哇石核、盘状石核、勒瓦娄哇尖状器、各类刮削器与莫斯特尖状器等,构成了完整的勒瓦娄哇—莫斯特工业石器组合,将莫斯特文化的东界扩大到中国北方边疆地区;动物骨骼化石约占1/3,可鉴定种类有犀牛、棕熊、兔、羊、驴及鸟类等,骨骼破碎程度较高,有明显的切割、灼烧、敲击等痕迹,对骨骼的碳十四测年结果约为距今4.5万年。另一重要发现是在旧石器时代地层中清理出了多次使用的火塘遗迹,为探讨流动性、季节性与空间利用格局提供了重要证据。此外,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地层中发现了陶器、铜器、铁器、石磨盘等遗物,并经浮选得到了碳化的小麦(Triticum aestivum L.),碳十四测年为距今5000~3500年(校正值)。阿勒泰及其邻近地区是现代人扩散的重要通道和十字路口,通天洞遗址的发掘拓展了国际人类演化研究的视野,为进一步探讨更新世亚欧大陆东西两侧人群的迁徙、交流、扩散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学术价值巨大。

  2.阿敦乔鲁遗址和呼斯塔遗址

  阿敦乔鲁遗址发掘工作已持续7年,2017年度的发掘工作主要集中于遗址北侧900米的区域,发现了西边的两处石构房址和东部2号墓地。房址可分为中心建筑和附属建筑,墓葬基本为东西向的石棺墓,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也见有铜针、铜扣等零星的小件铜器。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大致可以判断其年代为公元前15世纪前后,更新了阿敦乔鲁类型的年代下限。

  呼斯塔遗址2017年的考古发掘工作主要是在冲积平原和黑山头进行。冲积扇部分发掘一处由长方形主体建筑、前室、西侧室、院墙、院落组成的大型居址,面积5000余平方米,是目前已知的西天山北麓地区面积最大的建筑群。在中部主体建筑的西南角发现了出有人骨、陶器、铜器等遗物的祭祀坑,铜器多为锡青铜,稳定的铜、锡配比暗示其为本地铸造。此外,黑山头发掘的两座居址地面上各有一具完整的马头,为梳理新疆青铜时代马的驯化提供了实物资料。

  3.海子沿遗址和乌兰布鲁克遗址

  巴里坤县海子沿遗址和哈密市乌兰布鲁克遗址均为东天山地区公元前1千纪前后的青铜时代晚期遗址。海子沿遗址地处巴里坤湖南岸,揭露面积约900平方米,清理出房址、人工平台、墓葬、地面、灰坑、柱洞、灶、灰堆等遗存。房址为一大型石构多间房,有多次失火并重修、改建的痕迹。房址内发现石块围砌的灶,储藏青稞的双耳红陶瓮、石锄、石臼、石磨盘、石磨棒等粮食加工工具和大量牛、马、羊的骨骼残块,揭示出该遗址人群从事定居农业兼营畜牧业的生业方式。房址结构及出土物与巴里坤县以往发掘的兰州湾子遗址、石人子沟遗址[6]及红山口遗址[7]地面式房址及出土物十分接近,发掘者认为遗址的年代应在公元前1300~前800年之间。

  哈密市乌兰布鲁克遗址地处天山南麓山前冲积地带,揭露面积约400平方米,发现房址3组6间。房址四周墙体石构,房址内有窖穴、灶、灰堆等遗迹,仅1间内发现有柱洞。遗物有双耳彩陶罐等少量器物,未见铜器。房址构造、布局及出土器物与哈密柳树沟遗址[8]接近,为研究哈密市天山北路人群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4.和布克赛尔县G219国道沿线墓群和尼勒克县G218国道沿线墓群

  和布克赛尔县G219国道沿线墓群共发掘墓葬31座,其中铜石并用时代墓葬2座、青铜时代中晚期墓葬5座,早期铁器时代及以后墓葬26座。铜石并用时代墓葬和青铜时代中晚期墓葬均发现于松树沟墓地。2座铜石并用时代墓葬中,M15地面见圆形黄土封堆,墓室为竖穴土坑,单人仰身左屈肢葬,头西脚东,墓主为45岁左右成年男性,头骨左侧随葬两件石器,右侧见红色赤铁矿粉颜料,膝盖右侧置尖底罐1件;M16封堆为土石混筑而成,北偏室墓,偏室口部用大石板封闭,葬式与M15相同,骨骼朽腐严重,墓主右手随葬尖底罐1件,骨骼上附着红色赤铁矿粉。5座青铜时代中晚期墓葬中有2座为竖穴木棺墓,分别为M21和M22。M21为单人侧身屈肢葬,棺底西北角随葬小平底罐1件;M22墓底放置两个木棺,北侧木棺又分隔为两室(A室和B室),南侧棺(C室)底西侧随葬小平底罐1件。B和C墓室有少量烧骨,应为火葬。从土葬和火葬并存的埋葬习俗以及出土遗物看,M21和M22或为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墓葬。另外3座青铜时代中晚期墓葬为小石棺墓,初步推断为卡拉苏克文化遗存。

  尼勒克县G218沿线墓群分布于阿布热勒山南、巩乃斯河北岸的山前地带,共发掘墓葬112座。墓葬类型多样,墓葬年代上至铜石并用时代下至西汉。其中又以1组3座铜石并用时代墓葬的发现最为重要。墓葬地面封堆均为石圈石堆,居北的墓室为竖穴土坑墓,单人葬,头西脚东,仰身,双腿上屈并向外撇,出土陶罐、铜片各1件;居中的墓室为竖穴偏室墓,偏室开于墓道南侧,单人葬,仰身屈肢葬,头西脚东,头南出土陶罐1件;居南的墓葬为竖穴偏室墓,墓室开于墓道北侧,并以砾石封门,双人合葬墓,均仰身屈肢葬,头东脚西,北侧人骨右手处有砺石1件。

  两处墓群发现的铜石并用时代的墓葬,经树轮校正后的年代为公元前3000~2700年,[9]是目前新疆境内已知的年代最早的一批墓葬。就墓葬文化属性看,与米努辛斯克盆地阿凡纳谢沃文化很接近。以往的考古发现中,这一时期的墓葬还有2011年额敏霍吉尔特墓地1座[10]、2014年哈巴河县阿依托汗一号墓群2座,[11]这些考古遗存均分布于准噶尔盆地西北缘,年代上也接近,逐渐揭示出阿凡纳谢沃文化遗存在新疆的分布范围及年代范围。

  5.十户窑墓群

  石河子十户窑墓群位于依连哈比尔尕山北麓山间地带、玛纳斯河西岸南北向长条形五级台地上(玛纳斯河床为一级台地),2017年共计发掘墓葬120座。依据墓室结构及出土遗物可以将这批墓葬划分为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和唐代前后三段。其中,以集中分布在Ⅱ、Ⅲ号墓群的31座青铜时代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墓葬遗存最具代表性。从墓群空间布局上看,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墓葬呈片状分布在Ⅱ、Ⅲ号墓群所在台地的边缘处。分布相对密集,布局合理有序,墓葬地表封土以墓口为中心,较为低矮。用卵石在原地表上由内而外摆置几何形图案。依其平面形状可分为圆形石圈、圆形石堆、外圆内方的石围石圈三类。其中,以外圆内方的石圈石围最具典型性。墓室一般位于地表封土中部下,依其结构差异可以分为地表葬人墓、竖穴土坑墓和竖穴石室墓。地表葬人墓为墓葬地表封土下的原地表上撒赭石粉,再置烧骨碎屑及木炭;竖穴土坑墓及竖穴石室墓的墓穴一般开口在封堆中部下的原生黄土层,构筑方式均为墓葬所在的原地表掏挖平面呈圆角方形、浅竖穴、直壁、平底的土坑。二者不同的是后者在土坑四周堆积卵石带形成石室,且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二者的墓底见形似矩形木框的木板朽痕,推测应为安放墓主尸骨的木椁葬具,因普遍朽蚀严重,具体结构不明。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的墓葬有土葬和火葬两种,且部分墓葬在墓底撒赭石粉,埋葬方式相对复杂。就埋葬个体而言可分为单人一次葬、双人合葬、多人合葬。单人一次葬墓主多流行左侧屈肢葬,头西足东,面朝北,双手置于头部,身体蜷曲幅度比较大,以致头颅贴近膝部。双人合葬又可分为双人火葬合葬墓和土、火并行的双人合葬墓。发掘过程中发现部分墓穴内不见或仅见零星人骨,但随葬品依旧保留在原来下葬的位置处,且没有发现明显的盗洞等后期人为盗扰相关迹象,发掘者认为这种现象更似墓主被有意人为迁出后的遗留。随葬品较少,主要是平日生活所用的陶器及装饰类的铜器,工具及武器比较少见。陶器依其典型特征可以分为折肩类、圈足类和缸形类陶器。装饰类铜器见金包铜耳环、臂钏、铜珠串成的脚链等。

  新疆玛纳斯河流域地处天山廊道中段,地理位置独特,河流两岸古墓群分布较多,但历年来科学性的发掘较少,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墓葬在该流域尚属首次发现,反映了这种文化系统向东扩张的客观事实。

  6.阜康白杨河流域墓群

  继2010年两次对阜康白杨河流域墓群进行发掘后,2016~2017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三次对白杨河流域墓群进行了考古工作,两个年度共计发掘各个时期墓葬205座,其中包括白杨河流域下游南区的一批大中型墓葬。墓葬形制以竖穴土坑墓为主,辅以石棺墓、竖穴石室墓、竖穴偏室墓和竖穴洞室墓。墓葬年代早至青铜时代晚期,晚至唐代。

  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墓葬主要为石棺墓。其中大石棺多为成人二次葬,小石棺多为婴幼儿葬,随葬品有铜锥、铜珠、铜片等少量铜器以及彩陶器。汉代前后墓葬主要为竖穴石室墓。墓室以砾石围砌,墓室上部或一侧有盖板,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少量双人葬,墓主人均头西脚东,头部随葬有陶器、羊骨及铁器,陶器均素面,有罐、钵等器物组合。晋—唐前后墓葬有竖穴土坑墓、竖穴偏室墓和竖穴洞室墓三种类型。竖穴土坑墓葬式有单人仰身直肢葬、侧身屈肢葬等,个别墓葬殉马,随葬品有彩陶、素面陶器、铜器、铁器等,是白杨河流域墓葬数量最多、分布最广、沿用时间最长的墓葬类型。竖穴偏室墓,偏室一般开于墓道北侧,偏室内葬人,墓道内殉马,多随葬铜带具、铜饰件、铁马镫等马具,另有铜镜、耳环等装饰品,少见陶器。竖穴洞室墓,墓道和洞室平面呈“T”型,墓主人位于洞室内,墓道内多有殉马,随葬马具及牌饰、耳环等装饰品,不见陶器,年代略晚于竖穴偏室墓。

  白杨河下游南区的大中型墓葬呈南北向链状分布,封堆高大,竖穴土坑墓室,被盗严重,葬式已不详。大墓周边分布有殉葬坑及祭祀遗存,殉葬坑内多殉马。如M12北部分布有8个殉葬坑,7个殉马、1个殉人,其中两个殉葬坑的西侧地面上各有1个浅坑,坑内各放置陶罐1件。这批大墓虽被扰严重,但仍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金器,有金耳环、金丝、金珠和云纹金饰件等。这批大中型墓葬与吐鲁番交河沟北1号墓地有着较多相似之处,或为高规格家族墓地。

  白杨河流域众多考古发现为我们较全面的揭示了天山北麓小流域内所蕴涵的丰富历史文化遗存,展现了天山北麓文化遗存年代脉络。高规格墓葬的发掘对探索天山廊道沟通南北的巨大作用及汉代中部天山北麓城邦贵族阶级的丧葬习俗有重要价值。

  此外,新疆的遗址和墓葬多位于河流沿岸及其冲积平原上,但以河流为单元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古地质、古生态及古生物等多学科的综合科考与研究仍处于规划阶段,或可依托阜康市白杨河流域丰富的考古成果探索新疆小流域综合考古研究方法,为进一步探索新疆河流水文环境变迁与古代遗存演变研究奠定基础。

  7.乌恰县康苏水库墓群和克其克喀拉铁克宁萨依墓群

  康苏水库墓群位于乌恰县康苏河出山口处地势较宽阔的两岸台地上,共发掘墓葬7座,另有石堆遗迹14处和两处建筑遗址。墓葬多无墓室,在原地面之上葬人后再行建筑封堆,个别为浅竖穴。多单人葬,以仰身直肢葬为主。遗物十余件,主要为陶器。墓葬年代大致在战国至汉代。这批墓葬中M1较为特殊,封堆下除2具人骨外,在东部下方还发现疑似祭坛一座,石垒结构,周围散布较多的红烧土和木炭。此外,封堆西下部还发现有古代的小水沟及水沟上建筑的三道水坝。水坝用卵石和黄土垒成,平面均为迎水的弧形结构,形似拱坝,其中最北的水坝地势最高,保存最好,长约5米。另一处遗址为简易的石构建筑。

  克其克喀拉铁克宁萨依墓群位于乌恰县喀拉铁克沟口东岸台地上,共计发掘墓葬26座。战国—汉代墓葬18座、宋—清代墓葬8座。前者封堆略高大,有竖穴土坑、地面葬人和地面石棺葬三种埋葬方式,以竖穴土坑墓为主,地面葬人次之,地面石棺葬仅1例。葬式为仰身直肢。出土有陶器、铁刀等,并多见二者的组合。出土器物和塔什库尔干县的香宝宝墓地、吉尔喀赞黑白条石带遗址墓葬基本一致。

  康苏水库墓群和克其克喀拉铁克宁萨依墓群位于丝路北道西通大宛等地的主要通道上,又为汉代捐毒国辖地[12],其发掘为拓展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和天山廊道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康苏水库墓群发现的水利设施也极具研究价值。

  二 历史时期考古

  2017年度的历史时期考古以城址或宗教遗存的调查、勘探、发掘为主,奇台县石城子遗址[13]、库车县龟兹故城、塔什库尔干县石头城、鄯善县吐峪沟石窟寺、博乐市达勒特古城、且末来利勒克遗址等在以往的基础上继续发掘,新河县、轮台县古城址和霍城县惠远新、老古城遗址以考古调查和勘探为主。历史时期考古的另一重要收获是尉犁县咸水泉古城的发现。[14]此外,吉木乃县G219国道沿线墓群、特克斯县喀甫萨朗四号墓群、石河子市十户窑墓群、阜康市白杨河上游墓群、白杨河中下游墓群、四工河墓地,伊吾县大白杨沟墓地均有少量历史时期墓葬。

  1.西域都护府遗址调查与勘探

  历史时期考古最重大的进展体现在西域都护府遗址地望的探索上。两汉西域都护府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国内学术界关注的学术焦点,但其具体位置长期未能明确。在黄文弼先生的时代,中国考古学界就开始了对其寻找、论证的历程。本世纪初,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了“两汉西域都护府遗址等军政建置综合考古研究”课题,以轮台为中心,对众多遗址进行调查,将西域都护府遗址所在范围缩小至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阿克苏地区境内。近两年来,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综合考古部的专家学者在巴州、阿克苏两地区的广大范围内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将传统方法和新技术结合,通过多学科研究,在寻找西域都护府遗址上取得重大进展。目前,大体可以确定西汉西域都护府位于今轮台县境内,而西汉后期至东汉时期的西域都护府可能在今新和县内。西域都护府的调查和勘探工作,对深入揭示西域都护府的历史文化面貌,特别是确认、发掘、保护和展示西域都护府,对增强国家认同,增强文化认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2.石城子遗址

  石城子遗址2017年度清理范围包括北城墙、西城墙以及护城壕的局部,并发掘了房屋2间,出土瓦当、陶器等多个具有典型汉式风格的器物。四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逐步明确了该遗址的形制布局、建筑构造及功能区划。石城子古城遗址依崖体而建,城内依托北面和西面城墙建有子城,这种边城形制与汉文帝时晁错倡议的“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十分相符。涧底蜿蜒流淌的麻沟河与史书中记载的“恭以疏勒城旁有涧水可固”相互印证。石城子遗址的军事遗存性质十分显著,作为军事要塞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地形险要,战略意义重大。两汉时期中原王朝为巩固边防,根据敌情、地形和任务等军事要素的不同,在西域设置边城、戍堡、烽燧等军事设施,构建军事防御体系,石城子古城就是其中之一。由此,基本可以认定石城子遗址即为《后汉书·耿恭传》中所记载的疏勒城。

  3.咸水泉古城

  2017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孔雀河下游新发现了一座古城,并命名为咸水泉古城。古城位于孔雀河下游尾闾地带,地处库鲁克塔格山南风蚀地貌中。古城平面呈圆形,仅存数段墙体,最长一段长48米,墙体用胡杨木柱、红柳枝、罗布麻等构筑。在古城周边采集有五铢钱、陶片、铜镞、铜手镯、石镞、砺石、绞胎玻璃珠等分属青铜时代和汉晋时期的遗物,并以后者为主。测年显示遗址的最晚年代在东汉后期至魏晋前期。综合地理位置和城址年代,结合周边发现的墓葬,调查者认为咸水泉古城或为前楼兰国都城——楼兰城。咸水泉古城的发现为楼兰都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立足点。

  4.来利勒克遗址调查及发掘

  来利勒克遗址群位于且末县西南的沙化与风蚀地貌中,包括来利勒克遗址和来利勒克细石器遗址。2013~201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对遗址进行了调查。新发现窑址5座、墓葬1座、灶址1座,清理墓葬1座、灶址1座、窑址2座、渠道4条,采集、出土陶器、石器、玻璃器等各类遗物共计206件。

  2017年再次对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发掘墓葬13座,窑址1座,共采集遗物50余件(组)。发掘墓葬呈片状分布,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地表不见任何标志,墓室浅,形制小,人骨保存较差,均为仰身直肢葬,头向北,不见任何随葬遗物;窑址地表见有炼渣、砖块、陶片等,因风蚀仅存炉膛,呈方形,炉膛内填满了黄沙和碎泥块。窑炉制作是在原地掏挖方形洞坑,四壁抹泥,经烧制后形成厚厚一层硬壳泥皮。炉膛边长1.8、深1.5米。采集遗物有五铢钱币、罗马玻璃杯残片、石球、石权杖、石人像等。

  来利勒克遗址群为丝绸之路南道上一处重要的文化遗存,根据历年对来利勒克遗址群考古调查、试掘的具体情况及采集、提取的遗物判断,其年代跨度较大,从细石器时代一直延续至宋元时期,其主体年代当在汉唐时期,其中东汉至魏晋最为繁盛。遗址还保存有完好的灌溉体系,此类大规模的绿洲灌溉渠道、墓地、遗址群,在我国也仅此一处,为研究该地区人类社会文化在不同时期的继承、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与规律及与其他地区间的相互影响与传播,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5.大白杨沟墓地

  大白杨沟墓地位于伊吾县城东南7.9千米,共计墓葬12座。墓葬依形制可分为两类,并对应两个时期。第一类为竖穴土坑墓,共4座,地面上有卵石围砌的圆形石围,石围中间为竖穴土坑墓,墓口大致呈圆形,墓室多被扰。墓葬形制与拜其尔墓地较为相似,年代在春秋时期。第二类为石棺墓,共8座,包括6座地面石棺墓和2座竖穴石棺墓。封堆为圆形石堆,在封堆中部安置1座小石棺,有盖无底,棺内放置一个收敛火化之后的骨骼及木炭的木质器物。其中一座是原地火化后埋葬,余者均异地火化后敛骨埋葬。出土器物有铜钱、铜珠及铜带饰等。铜币共两枚,均为M2出土,一为“开元通宝”,一为“天圣元宝”,后者为北宋仁宗时期铸币,测年则显示M2的年代在南宋时期,二者产生的年代差别可能是货币由宋至西域的流通以及作为随葬品埋葬所产生的时间差所致。同类型墓葬在伊吾峡沟墓地、哈密市阔克亚尔墓地也有发现。

  南宋时期哈密为高昌回鹘王国辖境,高昌回鹘王国统御着南突厥、北突厥、大众熨、小众熨、样磨、割禄、黠戛司等众多部族,[15]其中就有以火葬为传统的原突厥部族的民众,[16]这类施行火葬的石棺墓或与这些民众有关。至于墓起封堆和随葬铜钱的葬俗应是对汉文化的吸收和效仿。[17]

  6.达勒特古城

  达勒特古城遗址位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达勒特镇破城子村北缘,现存城址为内外双重城。外城呈不规则形,西、北、东三面临古河道,仅南部与西南角残存有城墙,均夯筑而成。2016和2017两个年度共发掘面积2200余平方米,主要集中于内城北侧、东南角、瓮城以及外城的东北部,揭露房址、沟渠、灶址、灰坑、墙体等各类遗迹180余处。共发掘出土陶罐、铜钱、骨簪、玛瑙等小件近300件,及大量陶片与动物骨骼。另对达勒特古城及周边进行了详细调查和勘探。结合两年的考古工作,基本了解了达勒特古城的基本形制和外延的烽燧、小城、墓地等遗存,对内城的形制、布局有了较明确认识,厘清了内外城的年代关系,初步断定内城早于蒙元时期,内城废弃后内外城均经过重建,年代大致为蒙元时期。达勒特古城考古发掘推进了关于该古城的认识和研究,丰富了唐以后新疆历史时期考古的内容。

  7.吐峪沟石窟

  吐峪沟石窟位于新疆东部吐鲁番鄯善县吐峪沟乡麻扎村,2010~2016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新疆队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先后进行了七次发掘,发掘了东区北部上层洞窟群、东区南部1号地面佛寺、西区北部石窟寺院、西区中部高台石窟寺院等区域。2017年对该遗址进行了第八次发掘,发掘对象为东区北部下层遗址群和东区南部遗址群。东区北部下层新发现1座塔庙窟,1座佛殿窟,窟前平台和寺院北侧墙垣遗迹。确认寺院北侧墙垣以外为淤泥堆积层,该区域与早期冲沟相连,用于寺院排洪。东区南部遗址群新发掘2座僧房窟E69、E70。出土汉文、回鹘文纸质佛经写本和世俗文书、回鹘文钱币、纺织物及木质建筑构件等遗物。连续八次的发掘工作对石窟寺院整体形制布局、洞窟类型、洞窟组合、壁画题材布局及其流变过程形成总体性认识,基本明确了吐峪沟石窟寺院群的分期与分区情况。出土的大量佛经写本及洞窟壁面墨书题记等遗物为探究吐峪沟不同时段佛典的流行、翻译和寺院经济、僧众日常生活提供了直接资料。

  三 小结

  从以上对2017年度新疆考古工作的梳理可以看出,新疆考古在多个方面成绩斐然,但相较其在中国考古乃至世界考古的重要地位来说,目前的工作尚有不足,主要突出表现为墓葬发掘多、城址发掘少,特别是古代城址考古上还显薄弱,辽宋金至元时期考古缺乏研究;此外,学术缺环多,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仍不完善,部分研究领域仍付阙如,考古工作缺乏全局意识,存在重发掘少研究等问题。诸多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优化顶层设计,更需要加强考古资料的积累,强化合作力度和科技手段运用,以及更新知识体系。

  史前时期考古方面,通天洞遗址在新疆旧石器时代考古方面具有“凿空”意义,主要在于其有明确的地层关系,解决了因地面采集而致使石器时代遗存在属性及时代划分上的分歧问题。[18]其实在新疆石器遗存点发现甚多,[19]有地层关系的石器遗存必不限于通天洞一地,可扩大调查范围,重点查勘有丰富晚期遗存或宜居之地的阿勒泰地区、天山沿线、南疆沙漠边缘及山麓地带。同时需更多引入国际先进的理论方法,更为细致的采样等技术手段提炼,提供国际化研究成果。[20]

  铜石并用时代以降及至西汉早期的史前考古,在时空框架及文化谱系方面,阿勒泰、伊犁、哈密等部分地区的文化序列已较为清晰,但总体仍处于不完善、不平衡态势,如伊犁地区,阿凡纳谢沃文化遗存的发现填补了该地区铜石并用时代缺环,但发现仍为稀少,难以厘清该文化的分布范围与文化特征,且其与稍晚期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遗存仍有断层。而天山以南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面貌更为模糊,虽有小河文化[21]、新塔拉文化[22]、察吾呼文化[23]、群巴克文化[24]、流水文化[25]、扎滚鲁克文化[26]等概念的提出,但均得名于墓葬的发掘,缺少相应的遗址材料,各文化间也难以形成连续的年代序列,并且对部分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能否成立学术界尚有疑义。[27]另外在文化属性的分析上仍显粗疏,往往采取变通的方法,将出土的具有某种考古学文化特征的器物与考古学文化本身等同起来,忽视了对文化变迁及物质、技术交流的深层次探讨。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加强薄弱地区的田野考古工作及年代学数据库的建设,并结合类型学等提供研判遗存性质和年代的方法,同时,运用体质人类学、分子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材料分析等科技手段,深化经济形态、人地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历史时期考古方面,近年来虽然城址和宗教遗存的发掘无论在数量还是规模上都有所扩大,但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其一,总体上仍缺乏分布规律的宏观把握,大量遗址的时代、性质以及布局结构等多不明确,部分地区的遗址调查工作尚属起步,即便是已发掘的遗址也缺少长期持续的微观解剖研究,现有发掘面积不过是其一隅;[28]其二,历史时期其它类型的遗存,如冶铸等工业遗存、灌溉系统等绿洲农业遗存、丝绸之路沿线交通道路等,都缺少专项考古调查与研究,墓葬资料更是过于集中在汉晋时期,仅从墓葬方面难以考察不同时期的文化面貌;其三,发掘地点及时代过于分散,没有核心区域,影响力有限。未来需要加大调查力度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建设,涵摄城址、烽燧、戍堡、驿站、宗教遗存、墓葬等遗存,结合历史文献与年代学、遥感考古数据分析遗存属性,选择塔里木盆地汉唐时期城址等区域作为核心进行调查、发掘和研究。此外,历史时期发掘、调查与研究要立足于当地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研究当地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演变,同时也要着眼于新疆特殊的地理区位特点,研究其在中外交往和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但更为强调的是这些遗存作为中原经略西域的实证价值,研究当地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当地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吸收融合及其互动。[29]

  (附记:上述遗存的介绍部分来源于2018年2月5~6日在乌鲁木齐召开的“2017年度新疆考古新发现报告会”上相关汇报人所提供的讲演提纲,谨致谢忱。更为详实细致的材料有待相关考古资料的整理和正式发表以及多学科的分析研究成果。)  

  [1] 于建军,何嘉宁:《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发掘获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7年12月1日第8版;于建军:《2016—2017年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考古发掘新发现》,《西域研究》2018年第1期,第132~135页。

  [2]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布克赛尔县219国道松树沟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18年第1~2期合刊,第55~81页。

  [3] 见本期刘汉兴等:《新疆伊犁州墩那高速尼勒克段考古收获及初步认识》。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考古》2013年第7期,第25~32页;丛德新等:《阿敦乔鲁:西天山地区青铜时代遗存新类型》,《西域研究》2017年第4期,第15~27页;丛德新等:《新疆博尔塔拉河流域青铜时代山顶遗存的发现与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18年第2期,第138~145页。

  [5] 张杰:《新疆玛纳斯河流域首次发现安德罗诺沃文化墓葬》,《中国文物报》2017年12月15日第8版。

  [6]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等:《2009年新疆巴里坤石人子沟遗址F2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5期,第25~36页。

  [7]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等:《新疆巴里坤红山口遗址2008年调查简报》,《文物》2014年第7期,第17~30页。

  [8] 王永强,张杰:《新疆哈密市柳树沟遗址和墓地的考古发掘》,《西域研究》2015年第2期,第124~126页。

  [9] 和布克赛尔县G219国道沿线墓群松树沟墓地M15绝对年代为4370±30BP,校正后为公元前2905~2743年(85.7%),M16绝对年代为4220±30BP,校正后为公元前3031~2907年(85.6%);尼勒克县G218沿线墓群M5两个测年数据绝对年代分别为4230±30BP和4280±30BP,校正后为公元前2933~2872年(89.1%)和2908~2751年(93.7%)。

  [10] 资料现存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11年额敏霍吉尔特墓地铜石并用时代墓葬M9地面有低矮的土石混合封堆,偏洞室墓,仰身屈肢葬,头西脚东,头部西侧随葬1件小平底罐,颈部有料珠做成的项链,腰部及手腕各有一串动物牙齿串成的装饰链,脚东放置有大块的红色颜料(赤铁矿粉),骨骼上也有红色染痕。M9绝对年代为4250±30年,校正后为公元前2920~2750年(95.4%)。

  [11]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巴河县阿依托汗一号墓群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17年2期,第19~39页。

  [12] 《汉书》卷九六《西域传》。

  [13]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17年度奇台县石城子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18年第1~2期合刊,第4~20页。

  [14] 胡兴军,何丽萍:《新疆尉犁县咸水泉古城的发现与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17年第2期,第122~125页。

  [15] 《宋史》卷四九〇《高昌传》。

  [16] 《周书》卷五〇《突厥传》;《通典》卷一九七《突厥传》。

  [17] 《册府元龟》卷一二五。

  [18] 陈戈:《关于新疆石器时代文化的新认识》,《考古》1987年第4期,第343~351页。

  [19] 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新疆地区细石器遗存》,《新疆文物》1993年第4期,第15~59页。

  [20] 陈淳:《旧石器考古学的新进展》,《考古学前沿研究:理论与问题》,第139~161页。

  [21]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小河考古队:《罗布泊小河墓地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吐鲁番学研究》2005年第1期,第114~119页。

  [22] 陈光祖著,张川译:《新疆金属时代》,《新疆文物》1995年第1期,第83~97页。

  [23]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察吾呼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东方出版社。陈戈:《新疆察吾呼沟口文化略论》,《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5期,第42~50页;吕恩国:《察吾呼文化研究》,《新疆文物》1999年第3、4期合刊,第75~86页。

  [24] 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4~156页。、阿克塔拉文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新疆疏附县阿克塔拉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考古》1977年第2期,第107~110页。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于田县流水墓地考古发掘简介》,《新疆文物》2006年第2期,第38~43页。

  [26] 邵会秋:《新疆史前晚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地区文化的关系》,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124~132页。

  [27] 如韩建业、邵会秋等学者,将新塔拉文化称为“新塔拉类遗存”。参见韩建业:《新疆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分期和谱系》,《新疆文物》2005年第3期,第57~99页;邵会秋:《新疆史前晚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地区文化的关系》,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46~48页。

  [28] 如奇台石城子遗址总面积约110000平方米,目前累计发掘面积仅1440平方米。

  [29] 白云翔:《在“汉代西域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总结讲话》,《汉代西域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0~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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