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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建设视野下的中国边疆学
作者:李大龙 来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2021-07-26

  新文科建设是近年来兴起的针对传统人文社会科学而提出的新发展理念,对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颇有启发意义。中国边疆研究,尽管有着悠久的历史,目前正处于第三次研究高潮,“中国边疆学”呼声的提出也几近百年,但依然处在建设过程中,契合了当下的新文科建设。作为传统人文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边疆研究,当然也是属于新文科建设的重要内容,新文科建设对于学科地位尚未得到承认的“中国边疆学”而言,既是一次发展机会,同时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因此,在新文科建设视野下借鉴新文科建设的发展思路,重新思考中国边疆学的定位与中国边疆研究学科健康发展的路径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对于新文科建设的特征,有学者认为具有“要服务国家应对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增强我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表达能力”等的战略性;“要通过新的学科增长点,对传统学科进行转型、改造和升级,寻求我国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新的突破,实现理论创新、机制创新、模式创新”的创新性;“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多个学科的交叉、融合、渗透或拓展,也可以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融合形成的文理交叉、文医交叉、文工交叉等新兴领域”的融合性;“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调整、日臻完善”的发展性。笔者认为新文科建设所具有的战略性、创新性、融合性与发展性特征也恰恰是中国边疆学研究已经具备和应该具备的发展方向,且更加突出。

  中国边疆学研究的战略性相对于新文科建设所强调的“增强我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表达能力”而言更加宽泛且具体。就当下的中国边疆学研究而言,既有注重中国边疆历史问题的基础研究,也有关注中国边疆现实问题的应用研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是构成中国边疆学的两大支柱,二者都涉及话语权的问题。对中国边疆现实问题的研究,既要有对中国边疆地区稳定与发展的战略性探索,更要应对国际社会对我国边疆稳定与发展的各种心态的质疑,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广泛认同的当下,实现沿线各国间的“民心相通”需要有符合中国边疆稳定与发展的话语体系得到更多“一带一路”参与国的认同,这是中国边疆应用研究应该注重探索的关键性问题。但是,有关中国边疆话语体系的建设仅仅从关照中国边疆的现实需要出发是难以完成的,因为中国边疆是中国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话语体系的建设也离不开对中国边疆历史的诠释。有关中国边疆稳定与发展的话语体系既包括了对中国边疆现实的关照,也包括对中国边疆历史的认识和诠释,甚至更多的时候是中国边疆历史问题与中国边疆现实问题混杂在一起,中国边疆历史问题演变为了现实问题。由于历史上我国历代王朝与周边地区关系的复杂性,当下对中国边疆历史的认知,我国和邻国存在不同的解读,中国边疆稳定与发展话语体系的建构应该突破历代王朝和民族国家话语系统的束缚,力争以实现“民心相通”为目的做到客观诠释历史上的复杂关系,将与各方有密切联系的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政权历史转变为睦邻友好共同发展的纽带。

  应对当今国际和国内复杂的形势只是中国边疆学构建中国边疆稳定与发展话语体系的目的之一,而为当今中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学术支撑,更重要的是充分发挥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史鉴作用。中国边疆学研究的传统是经世致用,中国古人对边疆的关注由来已久。先秦典籍《左传》中就多次出现有关“边疆”的记载,而司马迁的《史记》为边疆政权和族群立传更是开启了所谓“正史”记录边疆经济社会发展、历代王朝治理边疆历程的先河,虽然这些传中对王朝边疆治理得失进行总结的“太史公曰”其性质与当今的中国边疆学研究存在较大差距,但却定位了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史鉴”功能,而两次研究高潮的出现则是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更加强化了中国边疆学的这一属性。

  脱胎于历史学的中国边疆研究尽管民国时期就有了“中国边疆学”的呼声,但其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尚未完成,其学科地位有待被承认,在有关中国边疆学理论与方法等诸多问题上学界还存在较大分歧,取得共识尚任重道远,因此创新性是中国边疆学与生俱来的特点。迄今为止,通过中国知网检索题目中含有“中国边疆学”一词的文献,只得到了99条结果,而其中涉及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专门性探讨则更少,论及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则只有笔者的一篇专文,显示尽管学界已经关注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但有关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讨论尚未引起学界的重视。就目前的中国边疆学研究而言,不仅涉及学科“三大体系”的探讨具有创新性,对中国边疆热点和前沿问题的讨论也同样具有创新性的特征。这些热点和前沿问题既包括了有关“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边疆稳定与发展的影响等现实问题的讨论,也包括中国边疆概念的内涵和特征的探讨,多民族国家疆域(家园)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探索,中华民族(家人)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归纳,以“大一统”观念为核心的历代治边思想(中华文化)及其实践的总结,东亚“天下秩序”形成与发展的讨论以及有关海疆及海洋权益等中国边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涵盖了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基础和应用研究两大领域。学界在这些方面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依然需要创新与完善。

  融合性则在中国边疆学最初的学科定位时已经凸显这一特征。中国边疆学所涵盖的中国边疆,既包括了占国土面积61.8%的沿边9省区,也包括了300万平方公里的海疆,可谓内涵丰富。早在1992年即有学者撰文认为中国边疆学“必然与中国历史学、中国政治学等学科发生横向性的跨界关系……也必然与相应的学科如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等发生横向性的跨界关系……又不能不使中国边疆学与民族学、民族史学、民族语言学等学科发生横向性的跨界关系……又必然与国际法学、外交学、海洋学等有关学科发生横向性的跨界关系”,1997年又有学者将中国边疆学定位为“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指出了中国边疆学研究需要多学科学者参与的特点。但是,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多学科学者参与虽然推动了中国边疆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就目前的结果而言也出现了显著的弊端。一个明显的问题即是由于视角、理论和方法的差异,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不仅对中国边疆概念与性质的定位呈现巨大差异,出现了地理边疆、战略边疆、利益边疆、文化边疆,乃至网络边疆等诸多不同认识,而且对中国边疆学学科定位及建设走向也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中国边政学、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国边疆社会学、一般边疆学等等也先后登场,中国边疆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建构努力反而面临着被解构的风险。基于此,在多学科学者的参与下明确提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融合性特征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作为内涵十分丰富的中国边疆,需要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法学、宗教学、军事学以及国际关系等诸多学科学者的参与。也只有不同学科学者从不同学科背景下从结构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审视中国边疆,将这些审视结果整合在一起,我们对中国边疆的认识才能够尽可能做到立体和全面。但提倡多学科学者的参与,并不是要将中国边疆学研究分解到某一学科之下,成为其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诸如,中国边疆学学科下的中国边疆历史研究,需要历史学学者从历史学的视角,应用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其研究虽然既属于历史学研究,同时也属于中国边疆学研究,但和一般的历史学研究还是存在一定差异,体现着中国边疆历史的特征。中国边疆学下提倡从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视角下,运用各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的研究和中国边疆历史的研究一样,其研究虽然也属于这些学科的组成部分,但更多的则是强调中国边疆的特点,并非是将中国边疆的研究等同于这些学科的一般研究。也就是说,虽然中国边疆也是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但其将“中国边疆”视为一般研究对象的研究并不是中国边疆学所需要的,中国边疆学需要的是从不同学科视角,运用不同学科理论和方法对“中国边疆”的整体研究。中国边疆学研究的这一特点,也为当下的中国边疆学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求研究者摆脱已有的学科视域和壁垒,不要将中国边疆视为已有背景学科一般性的研究对象,要充分照顾到中国边疆的特点,另一方面则需要掌握更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将中国边疆作为一个研究整体,从不同学科的视角,运用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只有这样的研究结果才会呈现多学科融合性或称之为融通性研究的特点。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就中国边疆学所强调的多学科参与而言,其和当下中国经济社会所提出的“互联网+”是截然不同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及“多学科参与”等并非将研究对象“中国边疆”进行分解,而是强调多学科的融合性,即对“中国边疆”这一研究对象多学科视角和不同理论与方法进行融合性研究。因为只有这样,中国边疆学视野下的中国边疆才是全方位立体的,也只有这样中国边疆学学科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发展性于中国边疆学建设而言也是一个突出的特征。中国边疆学的发展性根植于中国边疆所具有的沟通两个或多个国家的区位优势,也由中国边疆学研究的目的所决定。“边疆”一词,一般认为首见于《左传》,并多次出现,如“欲阙剪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蟊贼,以来荡摇我边疆”。边疆是政区的外围区域,是相对于政区的腹心而言的,由此也决定了“中国边疆”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即便是中国边疆学研究将当今有国界线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广西九省区和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等海疆界定为中国边疆的范围,那么中国边疆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其发展性特征也是明显的。中国边疆学一方面要对中国边疆的形成历程给出客观科学的理论归纳,对当下中国边疆的稳定与发展的有效路径进行切实可行的探索,另一方面更要关注中国边疆的未来发展,探索其未来发展的走向及可能遇到的诸多问题。就中国边疆学研究的目的而言,虽然中国边疆的稳定与发展是不变的主题,但在不断变动中的国内外形势下探讨中国边疆的稳定与发展则是变动的,呈现发展的特征。就中国边疆学基础研究而言,不仅面临着分裂势力对中国边疆历史的歪曲解构,也遇到了一些邻国历史教科书对我国边疆历史的肆意诠释,更遇到了“新清史”等对我国清代历史有意或无意的解构,对中国边疆历史的探讨和诠释则演变为与中国边疆稳定与发展有关的现实问题。就中国边疆应用研究而言,从西部大开发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边疆的发展机遇不断增多,而2021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不仅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深远,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期,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更是提出“必须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导作用,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共进”的指导思想。为中国边疆发展又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机遇。用发展的视角调整和完善有关中国边疆稳定与发展的理论探索自然也是必要的。

  总之,无论是力争作为“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抑或“独立学科”的中国边疆学,虽然尚未得到认定,但其作为传统人文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契合与呈现新文科的诸多特征,期盼在新文科建设视野下中国边疆学能够迎来一个大发展,为我国边疆的稳定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李大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博士生导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主编/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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