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
top
“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的底层逻辑
作者:邓超 来源:《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8期 2021-09-10

  摘要:冷战后,我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流行观点,即英美之间的霸权转移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对这一观念的重新考察表明,“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赖以存在的前提和史实都不无争议,且其传播带有意识形态色彩。首先,将和平视为没有战争的状态,可能是一定历史时期、地域和文化等背景下的社会意识,已经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其次,即使以消极和平观作为判断依据,英美之间没有直接战争,并不等同于英美霸权转移过程中没有发生战争。最后,对“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源头和传播背景的追溯表明,其理论带有明显的美国中心论和文化霸权等意识形态色彩,隐含着对非西方国家的敌视情绪。在构建中国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时代要求下,对这一观念的重新审视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霸权转移;文化霸权;美国中心论;积极和平;消极和平

  近年来,由于对中美之间是否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日益关注,国内学术界对国际关系史上霸权转移案例的相关讨论不断增多。其中,一种几成定论的观点认为,英美之间的霸权转移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下文简称“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也有论者指出,美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以和平方式获得霸权地位的国家此外,还有一些衍生的观点,如英美在美洲和海上进行了权力的和平转移等。以上观点的流行主要源于西方学界的“权力转移理论”的传播和影响。尽管它还算不上完善和成熟的理论,学界对其缺陷多有批评,然而作为其组成部分之一的“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却得到了广泛的接受。拙文无意全面评价这一理论,只想立足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揭示其底层逻辑中隐含的意识形态。

  基于以上考虑,值得探讨的几个问题包括:第一,即使英美之间没有发生直接战争,其霸权转移过程就一定是“和平”的吗?第二,作为霸权转移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英美分别与其他列强之间的战争应该如何理解?第三,这种英美霸权和平转移的观念为什么产生并得到传播?对以上问题的讨论,有助于反思美国主导的国际关系话语体系。在当前构建中国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语境下,对“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这一重要观念的重新审视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没有直接战争就是“和平”吗?

  纵观国内学界自2000年以来的相关研究,持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者的主要理由是,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无直接战争或大规模的争霸战争。那么,最先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没有直接战争的状态就一定是“和平”吗?

  首先,有必要指出,“和平”(Peace)概念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一直随着时代、文化和地域等因素的不同而变化。将这一概念置于全球视野下,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在中文里,“和平”是指“没有战争的状态”与“温和”的意思。在英文中,“和平” 除了意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没有战争或暴力的状态或时期”,另外还有“平静”与“和谐”的意思。很明显,两者的主要差异在于有关“暴力”内容的理解上。其实,不同文明对“和平”的理解和解释都不太一样。根据挪威著名和平研究者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的比较研究,希伯来语的Shalom、阿拉伯语的Salaam、罗马语的Pax、希腊语的Eirene、印地语的Shanti和日语的Heiwa(平和),大致都是英文“Peace”的同义词,却又皆有一些不尽相同的细微之处。如果再考虑到时代的变迁,就可以看到更多差异。例如古罗马诗人曾将沙漠称为“和平”,而在冷战时期,“和平”曾一度被资本主义国家赋予了“颠覆”的意味。此外,女性主义学者、活动家和实践者们一直对“和平”的概念和理念存在独特理解。这一类学者认为,“虽然和平绝对是一种普遍的追求,但它并不符合普遍的理解、一致的定义或单一的现象;它不能被表示为一个固定的或整体的概念。相反,争取和平的努力是全球愿望和具有不同想象力的世俗实践的具体表现”。因此,乔治梅森大学的克里斯托弗·米切尔(Christopher Mitchell)教授在《历史与文化中的和平阐释》一书前言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对于任何在北大西洋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和实践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和平与冲突研究者来说,和平一词本身在各种文化和传统中是一个有多种含义的概念。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

  我们知道,孤立的个体无所谓和平,和平总是指涉至少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国际事务中,“和平”(Peace)一词常常用来描述双边或多边关系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所涉及的行为体可能是不同的个人、组织、政府、国家、地区甚至文明。一般而言,两个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消极的关系。这种情况下,一方的天堂是对方的地狱,完全是零和博弈;第二种类型是冷漠的关系。这种情况下,一方的荣枯与对方的好坏没有直接联系;第三种类型是积极的关系,即双方处于和谐状态,一方的命运与对方的福祉俱荣俱损。仅凭经验判断,在第一种关系类型下,即使双方没有发生战争,将这种状态称之为“和平”无异于只顾表象而无视本质的形式主义,就像“冷战”实际上是假和平一样。

  对于和平的重要争议正是源于此处。二战之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观念是,和平就是战争的缺失。二战后,和平理论、和平研究和和平运动产生了许多新的方向和观点。例如美国学者诺曼·卡曾斯(Norman Cousins)就认为,和平可以是奴役,也可以是自由、征服或解放,而真正的和平意味着朝向一个更加自由和公正的世界前进。这一时期,和平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是,许多学者开始区分积极和平与消极和平。日本学者阿依古丽·库利纳扎罗娃(Aigul Kulnazarova)指出,将和平分为消极和平和积极和平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欧洲学者提出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北美学者仍然强调直接暴力、战争、强制力量等形式。约翰·加尔通等人对“积极”和平和“消极”和平进行了明确区分。“积极和平”指的是许多理想的精神和社会状态的同时存在,如和谐、正义、公平等。“消极和平”在历史上指的是“没有战争”和其他形式的广泛的人类暴力冲突。消极和平与积极和平之间区别之大,就好像身体的表面健康(缺乏明显的病理症状)与实质健康一样。事实上,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之间的区别以及两者对于和平的必要性在早期的理论家和实践者如简·亚当斯(Jane Addams)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的著作中都有明确的表述。不过,作为集大成者,约翰·加尔通成为积极和平观的主要代表人物,以他为首的北欧学派对传统和平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他所提出的“结构暴力”概念上。

  加尔通认为,我们要想弄清楚和平概念,就必须先了解暴力。和平与暴力的概念是相互依存的,暴力概念扩大,和平概念就要扩大。暴力可以分为直接暴力和结构暴力。直接暴力是指造成人的肉体伤害和痛苦的战争或冲突,即一般所指的暴力。直接暴力看得见,往往给人的身体和精神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施加暴力的主体可能是任何行为体。结构暴力是指社会结构的不公正、不平等所造成的人类基本需求的缺乏等非故意的、间接的伤害,实施暴力的主体不易察觉。结构暴力常常无声无息地剥夺人的重要权利,例如:政治上的平等、经济上的富裕和精神上的压制等等。当有人因饥饿而死,有人遭受能够预防的疾病之苦,有人的教育、住房、婚姻和宗教信仰等权利遭到剥夺之时,尽管没有人挥舞大棒,结构暴力已经真实地发生了。

  结构暴力还表现为社会压制和阶级剥削等形式。因此,结构暴力的本质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的不合理。在这样的环境下,个人常常在无意识中做出一些伤害他人的事情,却认为自己只是在履行职责,丝毫不会为自己的过错而内疚。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阿道夫·艾希曼参与大屠杀的著名案例中,他在面对审判时为自己辩护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没有外在的声音来唤醒他的良心。正因为这样,结构暴力才能大行其道,且往往遭到否认。加尔通认为,这种导致暴力的结构才是引发战争的深层次原因。结构暴力在国际层次上的表现就是帝国主义。因此,和平的关键是结构。根据这一视角,和平的反面就不仅仅是战争,而应是一切形式的暴力。进一步而言,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社会进步等一般问题产生了密切联系,特别是国际关系中的“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之间的结构暴力问题。加尔通的结构暴力论拓展了和平的视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不过,这种积极的和平观也不乏批评之声,持反对意见的学者主要是消极和平观的支持者。在批评者看来,积极和平观将使和平的外延无限扩大,因为结构暴力论使“和平研究像宇宙的黑洞一样,没有法定的界限,几乎囊括了所有的社会问题”。美国学者大卫·巴拉什(David P. Barash)认为,积极和平比消极和平更难明确表达,可能更难实现。还有理论家认为,和平只能以消极符号存在,因为一旦将和平限定为一种希望获得的特殊理想体系,和平就变成需要为之奋斗的事情,甚至可能因此发生战争。要而言之,批评者认为积极和平是不现实的,而制约直接暴力的行动虽然狭隘,却远比社会公正之类的梦想更容易实现。

  不可否认,争论双方各有其道理。然而,剖析两者的底层逻辑即可看出,这种概念之争反映出研究者在研究视角上的深层分歧。消极和平观主要是基于实证主义的经验分析,往往把经验性的存在当成天然合理的事实,一般不会追究事实背后的东西,如公平、正义和平等,因而失去了对现实的批判性。积极和平观的理论旨趣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样,不会把经验性的存在当成天然合理的事实,常常以发展变化的趋势来观照现实,因而带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著名和平研究者大卫·寇特莱特(David Cortright)指出,“积极的和平意味着超越限制人类潜力的条件,并确保自我实现的机会”。所以,争议的重心取决于论者秉持保守抑或进步的立场,而积极和平观更加契合进步的方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和平研究对传统的国际关系学提出了挑战。诚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查尔斯·A·比尔德(Charles Austin Beard)所言:“尽管观念有时是由力量强大的个人为了将来的蓝图而阐述出来的,但也经常来自模糊不清的源流,并在一段时期内被那些位卑言轻的弱者所珍视,最终战胜一切漠视和压制,在一个文明时代的整个进程中取得主导地位”。世界近现代历史也表明,一切进步观念的内部都蕴含着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会持续地激发和驱使越来越多的个体和民族,为了实现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目标而不断前进。

  事实上,积极和平观已经对全球观念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二战以后,和平运动在欧美地区复苏,并波及到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和平团体不仅支持非暴力原则,而且呼吁更加公正的国际关系新秩序。许多和平活动家们开始注意区分消极和平与积极和平,并且进一步认为,和平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缺失。1991年8月6日,《广岛和平宣言》就大声指出:和平当然不只是战争的不在场。9·11事件以后,美国的一些和平团体提出了更广泛的议程,而不仅仅是反对一场特定战争。一项对主要运动团体的调查清楚地表明,大多数反对伊拉克战争和占领的美国活动人士明白,“积极的和平”需要在国内和国际上出现实质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因为国际冲突经常来源于对人类需求的忽视和国内问题的加剧,而对战争原因的传统分析掩盖了这一事实。

  总之,战争与和平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和平不仅仅是没有战争。人们对于和平的认识既不完全相同,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尽管人们常常以为,所有人对“和平”的理解都是一样的,可是实际上来自不同时代、文化和地域等背景的人们对其理解存在不少差异。因此,将和平视为没有战争的状态可能是一定历史时期、文化和地域等背景下的社会意识,并不是不可更改的“常识”。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这种观念就已经频频遭到国际和平研究的质疑乃至否定。回到最初的问题,英美之间霸权转移过程中没有发生直接战争就一定是和平的吗?现在至少可以说,这种观念是可疑的。

  二、如何看待英美霸权转移过程中与他国的战争?

  退一步而言,即使仍然以消极和平观作为判断标准,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者还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霸权转移过程中,英美都曾分别与他国进行过多次战争。笼统地说英美霸权转移,容易给人一种感觉,似乎这一过程仅发生于英美之间。这其实是后见之明,当时的人们不可能预知美国会取代英国的霸权。彼时,守成国的确只有一个,而崛起国却不是只有美国一家。世界列强都不是旁观者,它们对霸权转移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英美分别与其他列强的战争不曾削弱英国的霸权,或增强美国的霸权,也就是说,与霸权转移毫无关联,那确实不必纳入讨论。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所以,对于霸权转移的考察仅限于英美之间,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本文认为,英美霸权转移是一个全球性的系统过程。当时的列强不是旁观者,而是深度参与者,因此不能将英美与其他列强之间的互动排除在外。换言之,英美之间没有发生直接战争,并不等同于霸权转移过程中没有发生战争。

  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个观点,下文将英美霸权转移过程分解为两个平行却不同步的历史进程。其中一个是英国丧失霸权的过程,另一个是美国获取霸权的过程。对这两个过程进行简要考察,以展示英美分别与其他国家的战争所起到的作用。

  首先来看英国丧失霸权的过程。19世纪末,英国的海外势力范围不断遇到来自其他强国的争夺。美国在西半球逐步确立霸主地位,沙俄的势力在亚洲不断扩张,德国也开始了海上争霸的步伐。这一时期,日、意、美的现代化舰队逐步建立,到1897年时三国战列舰数目均已超过英国皇家海军,这意味着英国的海上霸权已经丧失。[ [英]P.J.马歇尔主编:《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19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南非战争(即布尔战争)的爆发又给英国带来一场深重的危机。战争历时数年,几乎耗尽了英帝国的实力。英军的集中营等残酷政策遭到内外舆论的一致谴责。英国的实力和形象都严重受损,这场战争成为大英帝国走向衰落的序曲。

  世纪之交前后,虽然列强都对英国的霸权造成了程度不同的威胁,但是真正带来实质性挑战的当属德国和美国。追求“阳光下的地盘”的德国很快就在经济和工业实力方面超越英国,且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结成三国同盟,崛起之势咄咄逼人。除了欧洲大陆,德国分别在非洲和太平洋等地向英国霸权发起了挑战。要是在以前,这些地方也许无关宏旨,可是此时英国却不得不拼命护持。总体来看,德国的扩张已触及英国的两大核心利益,即海上霸权和欧洲均势,德国自然被英国列为头号劲敌。

  相比之下,美国的扩张重心主要在西半球,崛起的势头较为平和。面对挑战蜂起的局面,英国只能权衡利害,将美国列为拉拢对象。委内瑞拉边界纠纷就很能说明问题。1895年,英属圭亚那和委内瑞拉之间出现边界争端。委内瑞拉请求美国根据“门罗宣言”出面干预。美国遂致函英国,要求国际仲裁,但遭到断然拒绝。美国随即成立了一个边界委员会,摆出不惜“动用一切手段”解决争议的架势。由于英国很快陷入了南非战争,无力同时卷入另外一场战争,于是在1899年同意由美国的边界委员会仲裁。面对英国明显的妥协,美国选择了牺牲委内瑞拉的利益。于是,英国适时地投桃报李,撤出了西半球的海军力量,等于承认了美国在美洲的霸主地位。关于委内瑞拉的仲裁为英美之间通过仲裁解决未来纠纷以实现更广泛的一致铺平道路。这一争端的化解,为英美关系转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同时也表明,英国为了确保核心利益,不得不争取美国支持。

  20世纪初,欧洲两大军事集团的最终形成,注定了一场浩劫不可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欧洲损失惨重。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虽然胜利了,但滋味是苦涩的。战后的英国债台高筑,仅欠美国就高达近45亿美元,而这只是英国面临的诸多困难中的很小部分。大战在许多方面都加速了英国战前本就存在的诸多问题。民族主义情绪不断蔓延壮大,爱尔兰、埃及、伊拉克、巴勒斯坦和印度,都出现了动荡不安的趋势。帝国的荣光日渐暗淡,转而成为一种负担。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的霸主地位已经名存实亡。英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无法与美国匹敌,世界金融中心逐步从伦敦转移到纽约。共同的敌人消失了,美国开始利用其日益增长的实力,努力改变现存国际关系秩序。于是,英美冲突再起,两国关系因为海军军备竞赛几乎跌入谷底。《华盛顿海军条约》表明了英美合谋的破裂。经过几番交锋之后,伦敦裁减海军军备会议于1930年召开。英国接受了美国海军的平等地位,以放弃传统的海上优势为代价,换取两国关系的缓和与合作。在经济领域,英美围绕世界经济霸权的冲突也从未停止。如果说双方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斗争中尚能打成平手的话,那么二战的爆发基本上宣告了英国经济霸权的终结。二战后,曾经雄视寰宇的“日不落帝国”终于分崩离析。

  再来看美国获取霸权的过程。自美国独立始,英国企图通过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打压和遏制美国。双方发生过两次战争,英军在1812年战争中还曾火烧白宫,但英国终究未能如愿,只好通过其他手段继续阻止美国在西半球的扩张。两国之间的摩擦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下半叶,先是佛罗里达问题,其次是美加边境问题,后来有德克萨斯等问题。直到南北战争爆发以后,英国仍暗中支持南方以削弱美国。内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对英国提出索赔。1871年,双方签署了《华盛顿条约》,英国对美国的遏制事实上失败了。由此,英国开启了从美洲战略撤退的进程,逐步承认了美洲为美国的势力范围。这意味着,美国已经从实质上赢得了地区霸权。

  19世纪末,美国的经济实力就已超过英国。1898年,美国发动美西战争,成功夺取了古巴、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这场战争标志着美国跨出美洲体系,走向亚洲,踏入世界强国俱乐部。到1906年前后,美国迅猛扩展的海军实力仅次于英国。正是在这一段时期,英美和解与特殊关系的建构提上桌面,两国精英开始大谈“共同血缘和文化价值观”。在1911年出版的《美国海权的利益:现在与未来》一书中,马汉(Alfred T. Mahan)赤裸裸地写道:“今天不可能再有哪一个国家能像过去那样独霸海洋。英美两国间基于共同血缘的亲近感可能在控制海洋方面建立合作,确立同一种族对海洋的支配”。

  面对美国的崛起,英国采取了克制容忍的政策,旨在换取美国的合作与支持。不过美国也有同样的需求,因为德国彼时屡屡严重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德国不仅想在远东太平洋地区夺取美国的地盘,而且极度蔑视“门罗主义”,多次觊觎美洲禁脔,激起了美国的愤怒和恐惧。罗斯福总统认为,美国应该帮助英国维持在欧洲的均势,如果英国做不到,“美国就不得不插手重建欧洲的均势”。可想而知,美英调整关系不过顺理成章。此后,美英之间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大,双方在国际问题上大多选择合作而不是对抗。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英国都站在一起。所不同的是,英国实力下降,而美国却不断上升,最终获得了西方世界的霸主地位。

  在霸权转移过程中,英国未将美国视为头号敌人,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因为德国强势崛起对英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巨大威胁,迫使英国集中力量于欧洲大陆。另一方面,美国实力虽日益增长,但并未危及旧世界的均势。著名的美国地缘战略学家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就曾指出,“如果欧洲新麻烦没能迫使英国把其力量集中于大西洋以东的话,它或许早就全力打击美国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为英美之间的认同变迁和战略协调提供了可能。可以说,英美之间的“和平”只是表象,英国对美国采取拉拢政策乃不得已而为之。英美霸权转移是世界形势整体演变的结果,不是英国心甘情愿主动让位,更不是英美两国“合谋”即可实现。

  回顾历史事实,要是没有一系列战争,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英国的霸权不可能轻易丧失。英国霸权的衰落无疑与那些为了应对挑战而卷入的战争存在着较强关联。同样,美国霸权的获取固然离不开运筹帷幄,但从根本上看也无法排除战争的作用。正如《美国战争史》的作者所说,“战争在美国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由此看来,既然英国丧失霸权的进程和美国获取霸权的进程都与战争密切相关,那么就很难得出作为整体的英美霸权转移过程是和平的这一结论。通过前面分析可知,持此论者之所以得出这种认识,与其研究方法有莫大关系。这种方法无视事物间的普遍联系,人为地割裂了霸权转移的系统进程。结果就是,仅将研究聚焦于英美之间,而排除了对整个进程有着重要影响的英美与其他列强之间的战争。所以,即使以消极和平观作为判断依据,“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也是可疑的。

  三、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产生与传播的背景

  观念的产生与传播,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语境。追溯其渊源和形成过程,及其被接受和传播的社会历史条件,是穿透意识形态迷思的一般途径。

  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的直接源头可以追溯到美国密执安大学政治学教授奥根斯基(A .F .K .Organski)。1958年,奥根斯基教授出版了《世界政治》一书,他在书中提出了“权力转移”理论。他认为,当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总是工业国,而英国作为首个实现了工业化的大国,成为第一任领导者(霸权国)。当新的国家实现了工业化,旧领导权就会受到挑战。一般情况下,挑战者(崛起国)的出现必然会引发战争。但是,英美之间领导权的转移是个例外,并未引发武装冲突,他将此称为“权力的和平转移”。

  对相关文献的检索表明,国内学者对这一观念的了解和接受始于冷战结束以后,此前未见国内学界有相关讨论。到2000年左右,这一观点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已经被视为毋庸置疑的常识,并被看作是历史上唯一的“和平转移”案例。国内讨论“权力转移”理论的学者对此没有任何质疑,基本上都接受了这一“常识”,并且在后续研究中出现了强化的趋势。

  问题在于,奥根斯基的理论本身就存在一些明显缺陷。首先,当今时代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是,核武器已然改变了传统霸权转移模式,因为大国之间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越来越缺乏可能性。且如前述,否定“没有战争就是和平”的人也不断增多。其次,“权力转移”过程被简化为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的互动,其他大国则成为无关紧要的看客,更不要说某些特殊的小国,这明显与事实不符。此外,“权力转移”理论问世之际,两大阵营之间的铁幕刚刚落下,即使美国实力强于苏联,将其认定为全球领导者似乎有点牵强,因为社会主义阵营明显被排除在外了。英国学者就对此表示过质疑,“难道美国只是半个世界的霸权国吗?”另一位加拿大学者则认为,当时的美国只是资本主义体系的霸权国。显然,资本主义世界霸权并不等于全球霸权。

  朱锋教授在评价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时曾指出,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奥根斯基的理论问世于冷战初期,或明或暗地夹带着某些意识形态的观念,而且对非西方国家充满敌意。美国分明通过一场场战争登上西方世界霸主地位,奥根斯基却竭力将其美化为“和平”继承。奥根斯基论证的重点之一是,英美权力的和平转移是尊重和维持“现状”的结果,而德意日对既有世界秩序的挑战和破坏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先撇开美英海军军备竞赛之类的史实不谈,试问谁最希望他国尊重和维持现状?自然是霸权国。因为这样的观念无疑有利于美国霸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可以维持等级制国际秩序,强化自我优越感,保持美国的战略优势,本质上旨在维护既得利益。为了确保实现美国对西方秩序的“稳固领导”,他还主张对潜在威胁进行遏制,其中主要目标就是苏联和中国。在他的《世界政治》一书第一版正文中,仅“中国”词条就出现了180次之多。在该书第二版正文中,同一词条又增加到了240余次。

  这种理论旨趣恰好契合美国长期执行的对华接触政策的战略意图。根据翟韬教授的研究,“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对华宣传政策,重新回到杜鲁门时期的思路,强调‘再续中美友谊’,但其目的已经从离间中苏关系转变为对新中国实施文化渗透”。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是保持对话和接触,其战略意图在于“推动中国融入现行体系、促使中国变革”。自2017年以来,无论是特朗普政府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还是美国战略界公开发表的某些文章,都对过去四十余年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内在假设提出批评和质疑。透过这些文本可以看出,接触政策一般是指,“实力占优的现状国通过非强制性手段,旨在将崛起国融入既有国际秩序中并加以改造”。一言以蔽之,美国试图通过软实力将中国引上预定的轨道。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理论可以对此提供解释。根据他的分析,资产阶级能够凭借其优势地位操纵社会意识和观念,从而创造和建立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世界观,以此为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提供合法性。在他的话语中,所谓的霸权实际上是指“文化领导权”(“cultural leadership”)。如果将他的理论应用到国际关系领域,文化霸权可以理解为霸权国家通过文化软实力形成对整个国际社会的意识和观念的影响力。霸权国家可以凭借其领导地位制造和操纵国际社会的观念体系,从而为不公正、不合理和不民主的旧国际秩序提供合法性。

  根据这一葛兰西式的视角,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美国霸权体系的思想烙印。虽然几乎所有美国学者都宣称他们的研究建立在客观中立的理性思考之上,并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化”,但是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时髦理论并不少见。斯皮克曼的主要代表作《和平地理学》就是一例,明明是“战争的地理学”,却要披上“和平”的外衣。其他又如一度被学者热议的“霸权稳定论”和“民主和平论”等等,学界已多有剖析,此处不赘。这样说并非否定国际关系理论追求“科学化”的正面意义,而是正视理想与现实之间客观存在的张力。王立新教授就曾指出,“必须认识到国际关系学不是所谓的硬科学,也不应该成为硬科学,而是有着很强的人文特性”。

  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是在冷战结束以后逐步成为一门显学。这一时期,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系统引介,使国内国际关系研究受到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强势影响。这一点表现在诸多方面,无论从主流理论范式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理论的来源,还是从国内很多主流国关学者的留学背景,以及从国内学者们关注的热门话题和研究议程等方面,都可以得到印证。诚如我国学者所言:“在西方理论引入初期,由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自身发展薄弱,对欧美研究成果缺少批判精神,存在简单照搬套用现象。中国许多学者具有美国学术背景,研究话语、风格和方法的美国色彩较强,美国学者热衷的研究议题也就成为了中国学术热点”。尽管国内学者对带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不乏批评和警惕,也有创建本土理论如中国学派的实践努力,然而大多学者在研究中往往沿用了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概念和话语体系。这样一来,不少人就无意中接受了某些“常识”。

  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大量学习和借鉴国外理论特别是美国理论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性。随着我国经济规模持续高速增长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相对较新的国际关系学科至少肩负两重历史使命:一方面,面对日益扩大的国际交往包括学术界的交流,必须熟悉国际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又要回应西方国家一些不太友好的质疑乃至充满恶意的诋毁。前一个方面无需多言,而在后一方面,批驳西方国家散布的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就是众所周知的例子。一些国内学者为了揭穿这一花样频出的陈年老调,往往采用对方的理论、概念和话语反驳其逻辑,并论证中美之间并不必然走向军事冲突,以及中国必然走和平发展道路等观点。在这种背景下,有关英美霸权转移的讨论开始日渐增多。然而,重点在于英美霸权转移过程是否真正“和平”并未经过深入辨析,而是作为一种“常识”进入国内学术话语体系。

  必须指出,质疑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并非否定和平崛起的道路。即便英美霸权转移不是和平的,也不意味着未来的权力转移只有战争一途。尽管积极和平的目标看似遥不可及,但是核战争、环境污染和生物病毒等威胁,以及去年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使得这一目标变得现实而紧迫,因为这些威胁已经将人类置于共同毁灭的危险境地。种种迹象表明,人类历史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战争不再仅仅是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而越来越成为人与自然灾害、生物病毒和环境恶化乃至技术进步导致的未知风险之间的战争。这种人类毁灭的恐惧前景将迫使所有的民族和国家捐弃前嫌,携手应对共同的灾难。爱因斯坦半个多世纪前就说过:“如果人类还要存在下去,我们就需要一种全新的思考。人们必须根本地改变他们对待他人的态度以及未来的观点,武力必须不再作为政治的手段。今天,剩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期待,积极和平观将成为这个新时代的主流理念,为人类之间的团结互利铺平道路。

  四、结语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学界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局限性的讨论日益增多,出现了从推动学科融合的跨学科角度超越主流理论的呼吁。本文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意识形态倾向的揭示,只是这种研究进路的粗浅尝试。在中国从国际体系边缘迈进全球政治舞台中心的新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思考方式与时俱进。

  比尔德曾说过,“每个历史时代的观念通常都与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相关,而这一观念也为所有其他人确定了基调。”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所有概念中,任何一个可能都没有和平概念那样具有底层逻辑的作用,也不会像和平概念那样会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有关和平概念在认识上的更新,不仅会从结构上改变一个学科的话语体系和研究方向,而且会激励和驱动这个时代的每个个体和民族从实践上调整前进方向,为了更公正、更平等和更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努力。质言之,积极和平观是新世界的助产士。

  一如本文所述,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赖以存在的前提和史实都是充满争议的。这种说法因而只是一种暂时流行的观念,而不能认定为永久可靠的事实。更重要的是,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文化霸权和美国中心论的产物,直接服务于其霸权地位的合法性,以维持不公正、不合理和不平等的国际旧秩序。对此缺乏足够的认知,就会沿着一个个对旧秩序有利的“常识”亦步亦趋,陷入霸权国家偏好的理论轨道而不自知。在这些理论指导下,新兴国家不仅不敢谋求改变世界,还可能会为国际关系旧秩序添砖加瓦,将原有的恶推向新高度,从而强化了国际关系秩序的体制化。所以,认清这一点,在新时代构建中国学科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尤显重要。

  作为一个重要的“常识”,“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产生了众多的衍生话题,制造了不少神话。例如,在探讨英美霸权和平转移的原因过程中,英美“共同文化”与“血缘纽带”常常为后世学者津津乐道,有论者甚至不惜将英美权力交接建构为“禅让”之神话。先不说,美国建国后与英国两度兵戎相向,只是在1814年《根特条约》签署之后,英美关系才慢慢走向正常化。更不要说,一直到19世纪末,两国由于划界问题曾多次濒临战争边缘。只需想一想,美国建国初期为什么与文化和血缘相对较远的法国关系更好,为什么彼时不念及“血缘纽带”而避免与英国交恶,就足以对类似神话保持警惕。

  从长时段的历史而言,19世纪的英美两国由于核心利益相悖,曾经长期龃龉不断。1812年英美战争结束以后的冲突没有再次上升到战争,可能只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而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很难复制或再现。在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者看来,英美围绕经济霸权的激烈交锋不是战争,所以完全是“和平”的。殊不知,现代贸易战可以造成比传统战争大得多的损失和破坏。因此,这种“和平”只是表面上的,仅仅由于本质上和结构上的冲突被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遮蔽了而已。但是,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综合实力,奢望“认同转换”就会导致“权力的和平转移”,无异于缘木求鱼。更危险的是,如果国家战略陷入美国中心论的迷思,反而会最终失去和平崛起的机遇。

  (作者:邓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链接

下一条:太阳、王权与来世——埃及古王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