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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默然:具有相似性的中国文明与玛雅文明为何走向不同?
作者:李默然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微信公众号 2021-09-13

  大约从公元前300年开始,古印第安玛雅人创造了世界上唯一诞生于热带丛林而不是大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玛雅文明。中国一些历史研究者和爱好者对于玛雅文明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多方面表现出来的与中国文明的相似性。在审慎的考古情境和文化背景分析下,这些相似性可能根植于一些深层次的宗教仪式观念。

  中国文明与玛雅文明的相似性

  中国文明与玛雅文明的相似性呈现于多个方面,如:对玉器的崇尚和使用;对龟的崇拜以及意义赋予;包含四方、多层和世界树等因素的宇宙观;宗教或仪式中对于动物的使用和依赖;强调人的转化与变形等等。

  中美地区(Mesoamerica)从形成时代早期(Early Formative Period,约公元前1200——900年)的奥尔梅克文明开始,就大量使用玉器。它们往往发现于祭祀场所中,上面多刻画神灵、统治者、动物以及萨满的转化,显示出与宗教仪式活动的密切联系。中国史前玉文化发达的红山和良渚文化也表现出浓厚的宗教氛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和国外研究室主任李新伟研究员认为红山文化出土的猪龙、鸟、蝉、勾云形佩等玉器可能展现了社会上层“蜕变”和“羽化”的宗教能力;良渚文化大量发现的刻画兽面、神人和鸟的玉器,则表现了人、鸟、兽的结合与转化。

  玛雅人将宇宙分为天界、人间和冥界。天地之间有上立神鸟的世界树,既是支撑也是沟通天地的通道,而水域和球场则是人间和冥界的出入口。在中国,四方的宇宙观在凌家滩玉版和良渚玉琮上表现最为明显,而马王堆汉墓所出帛画则是三重宇宙的清晰表达,当然这种观念的起源肯定更早。

  另外类似以龟甲作响器等仪式用品,人在致幻状态下变形并向动物的转化等内容,也是中国早期文明和玛雅文明的共同特征。中国史前的半坡、红山和良渚等文化中,都有人向鱼、鸟、蝉等动物转化的艺术题材;而玛雅的石雕和彩陶上不厌其烦地描绘着统治者转化为美洲豹、金刚鹦鹉等神奇动物的场景。

  上述种种都指向类似萨满教的理念和仪式。

  从“亚美萨满教”到“玛雅-中国连续体”

  萨满是通古斯语,最初指的是流行于西伯利亚和北美北极附近的一种宗教现象。上个世纪60年代,宗教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以“入迷”作为定义标准,将萨满现象扩展到全球范围。受此影响,学者们开始广泛研究萨满教在考古遗存中的表现。人类学家佛斯特(Peter T. Furst)据此讨论了亚洲和美洲之间萨满教形态的共性,并提出“亚美萨满教”模式,包括身体变形与转化、三重宇宙、世界树、动物助手、骷髅体验等八大特征。

  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引用了这些定义,并结合中国史前至商代的一些考古资料,提出了“玛雅-中国连续体”的假说。即二者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并且他们在那时就已经形成了比较发达的美术、思想和意识形态。

  当然,这种“泛萨满”式的研究也遭到学术界的批评。美国知名汉学家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就认为,中国商代根本不存在萨满政治,商王并非萨满,所谓占卜等萨满仪式实际上是理性化的、官僚制的、文明的体系表现,目的在于人为地将逝去的祖先变为沟通人神的中介(“制造祖先”)。

  宗教仪式VS血缘关系 两个文明发展动因各异

  尽管早期有着相似性,但玛雅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发展路径却截然不同。前者在大约距今2300年左右先后建立起大大小小的城邦,此后则一直相对封闭地稳态发展直至崩溃。虽然有相同的文字、历法、宗教和艺术系统,彼此间也经常进行战争和联盟,但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中国文明在经历了史前“满天星斗”的文化演进,夏商周的政治整合,最终由秦汉完成统一。从此,以大体今日中国的范围作场地,不断上演着多种人群和文化间的角力和融合,但始终保持多元一体的格局,并延续至今。

  导致两种不同结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可能是作为维持社会运行的核心动力的不同,进而其社会基本结构有较大的差异。玛雅文明的发展始终以宗教仪式活动为中心,而中国文明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高度重视血缘关系(或想象血缘关系)在社会运行中的作用。

  几乎从一开始,宗教仪式活动就是玛雅社会的运行基础,近期的考古发现更是证明了宗教可能在玛雅国家起源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危地马拉的阿瓜达•费尼克斯(Aguada Fénix)遗址,日本考古学家猪俣健(Inomata Takeshi)带领团队发现了数座距今3000多年的大型建筑,它们均用于仪式活动。奇怪的是周边没有城邦及居住点,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统治者的存在,这些巨大的建筑似乎是由地位平等的人群合作建造而成。猪俣健因此提出,这些还未定居的狩猎采集者通过某种形式联系起来,修建了一系列用于仪式活动的大型祭场。

  这与我们通常认为的,社会只有在充分的生产力积累,并发展到一定复杂程度后,才会出现类似的大型祭祀建筑的运行模式完全不同。在危地马拉圣巴特洛(San Bartolo)遗址发现的壁画中,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创世”“建国”“驯化”等一系列涉及宇宙形成、文明起源等重大主题的神话。玛雅人通过神话的方式构建起最基本的世界观,并以此为蓝本论述君王统治的合法性。

  由于宗教仪式的重要性以及农业生产环境和技术的限制,玛雅社会对于人口和土地增长的动力不强,甚至连战争也是以活抓俘虏进行祭祀为目标。在碑刻铭文和彩绘壁画中,记载城邦间战争以及战后将敌方高等级俘虏进行牺牲的场景比比皆是,但唯独少见吞并敌方人口和土地的记录,绝大多数战败甚至君主被屠戮的城邦依然保留了自己的王朝世系。

  而在中国,社会基本结构的差异可能导致了萨满式宗教的转变。考古资料已经表明,广泛存在的公共墓地是中国史前文化的重要特征,一些研究也表明以血缘关系(或想象的血缘关系)为基准,对人群进行整合应是社会运行的底层特征。这是中国史前大多数文化的基本社会结构。正如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赵辉所言,血缘组织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基层单位,从未被瓦解并一直传下来。

  这与玛雅截然不同。玛雅从未发现过大型的公共墓地,贵族家庭成员的墓葬大多就位于居住房屋的下方,并且数量不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洪都拉斯科潘玛雅遗址8N-11号贵族院落的发掘表明,在长达约300年的居住时间内,仅发现10座不同时期的大型单人墓葬,墓主应为院落主人,其余的家庭或家族成员尚不知葬在何处。

  事实上,吉德炜对于商代萨满论的批评也触及到了这个关键问题。将血缘关系有机融入相对私密的萨满式宗教体系中,并把后者置于国家政治管理下的社会转变,在商代已经非常明显,甚至可能上溯至龙山时期。龙山时期人群和政治的整合明显在加速,特别是在中原地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运行在区域间竞争中似乎更具优势,可能催生了二里头文化这样的广域国家政体。

  在生产力较低的史前社会,家庭或宗族内部的协作有效地保证了群体的生存和繁衍,也激发了群体内对于人口和土地扩张的巨大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震荡与融合,将“边缘”不断纳入“核心”区内,并且充分吸收外来文明因素,兼收并蓄,成为中国古代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手段。这一点在宗法制和分封制中体现得尤其明显,从这个角度上说,西周是中国文明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

  此外,赵辉还认为中国社会特色的礼制不仅仅是等级制度,更是维持宗法制内社会成员关系、位置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的标准,并且通过国家的力量上升到了政治制度的范畴。进入秦汉以后,《史记》等官方史书对于重要人物或群体,以及边缘族群的记载无不以追溯其祖先为要,目的就是在于对血缘关系(或想象血缘关系)的强调,这或许是中国文明重要的文化基因之一。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中国文明早期与玛雅文明在宗教仪式观念上有许多的相似性,但在各自发展进化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基因并不断强化,从而导致不同的结局。玛雅文明始终以宗教仪式活动为中心,在相对封闭的小环境内稳态发展千年直至突然崩溃;而中国文明高度重视血缘关系(或想象血缘关系),在一个更广域范围内历经碰撞与融合,迭代传承,至今仍保持着多元一体的格局。

(作者:李默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外考古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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