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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化、中介与建构:口述历史视域中的记忆问题
作者:左玉河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5期 2021-10-12

  口述历史是用口述访谈的方式、以影像和文字为载体采集和保存记忆的工作,它的主要任务是采集、保存、传承历史记忆,在探寻记忆真实性中无限逼近历史真实。口述历史是记忆留存的方式,是传承和建构历史记忆的工具。因此,记忆是口述历史的核心,口述历史必须着力探究记忆的采集、保存及遗忘问题。

  一、流动性与固态化:口述历史是记忆外化、固化和物化的过程

  口述历史直接应对的是个体记忆,口述访谈采集和保存的主要是个人记忆。当历史事件发生后,那些经过大脑记忆和过滤机制而被保留的信息,构成了个人记忆。这种存储在大脑里的记忆,随时可以提取采集。当其未被提取并呈现时,属于无意识的内隐记忆。内隐记忆通过语言叙述出来,就形成了外显记忆。这种外显记忆是通过口述访谈方式提取并记录下来的记忆。对当事的口述者(统称当事人)亲身经历记忆进行有意识的采集,是口述访谈的主要工作。口述访谈所要采集的是当事人直接经历而形成的记忆,是“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形成的直接记忆,而不是“如是我闻”式的间接记忆,更不是转述的他人记忆。

  口述历史的主要任务,是将当事人直接记忆采集起来并将其外化为间接记忆。当事人的直接记忆以口述访谈方式呈现出来后,就变成了脱离当事人直接记忆而独立存在的间接记忆。口述访谈对当事人记忆的采集过程,是有意识地将当事人的直接记忆外化为间接记忆的过程,是将内隐记忆转变为外显记忆的过程。

  记忆是灵动的,会随着时间推移和空间变动而呈现不同形态,因而具有明显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正因为记忆具有流动性和不稳定性,故以记忆为核心的口述历史的真实性自然受到质疑。记忆的流动性及不稳定性,恰好突显出口述历史的特有价值。因为口述历史不仅仅具有自觉采集和保存记忆的功能,更具有将这种流动的、不稳定的直接记忆加以固态化的作用。口述历史使流动的直接记忆变成物化的口述音像史料,亦即口述文本。这种物化的口述文本,实际上就是固化的历史记忆。所以,口述历史的突出功能,在于将流动的不稳定的记忆加以固定化和稳定化,转变为外显的稳定的固化的历史记忆。流动记忆固化的主要途径,就是口述访谈。口述历史是以口述访谈的方式,将流动的直接记忆采集并保存起来,形成以音像和文字为载体的固化记忆。固化记忆的表现形态,是物化的口述文本。口述文本是个体记忆的物化形态,是流动记忆的承载物。这种固化的承载物,包涵着当事人的直接记忆,是流动记忆转化而成的固化记忆形态。将流动形态的直接记忆转化为物化形态的固态记忆,是口述历史的主要工作。

  以口述访谈方式采集而成的口述文本,是对流动记忆的固化和物化。口述历史是将无意识的内隐的流动的直接记忆,有意识地外显为固态化记忆的过程。口述历史访谈形成的固化记忆取代了当事人流动的直接记忆,使流动记忆转变为固化形态的记忆。这种固化记忆,可以脱离当事人的个体生命而稳定持久地存留并传承下来。口述历史采集记忆的过程,是对当事人的直接记忆加以提取和采集,形成固化记忆并以固化记忆的形态存储起来的过程。从流动的不稳定的大脑记忆库中提取出来的直接记忆,以音像文字的形态加以外化固化,形成口述文本,并以音像文字的物化形态保留下来。这正是口述历史的独特之处。从这个意义上看,口述历史是记忆外化、固化和物化的过程。

  二、记忆中介:回忆是由记忆中介唤醒记忆的过程

  记忆是口述历史的核心,记忆呈现及其固化是通过口述访谈实现的,而口述访谈则需要当事人以回忆方式呈现历史记忆。但当事人的回忆是不会自动呈现的,必须通过记忆中介加以唤醒。记忆中介是唤醒记忆的工具,其作用在于刺激当事人的直接记忆,唤起当事人对往事的回忆。询问及文字图像、音像记录、实物遗址等,都可以成为唤醒记忆的中介物。当事人通过记忆中介唤醒对“过去”的回忆,进而将关于“过去”的记忆叙述出来。口述访谈实际上是通过记忆中介物的刺激而唤起当事人记忆的工作。

  询问是唤起当事人记忆的常用方式。口述历史访谈的询问不同于新闻采访的提问。口述访谈者对当事人的询问,是有明确目标和周密计划的自觉活动,是围绕访谈主题而设计具体问题并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询问。口述访谈前有周密的访谈计划,有充分的前期资料调研准备,有细致而明确的具体问题。围绕主题设计并提出问题,是口述访谈的核心环节。口述访谈过程中的询问,是以提出问题的方式唤起当事人的记忆。通过以问题为媒介向当事人进行询问,勾起当事人对往事的回忆。因此,访谈者设计问题之目的,在于唤起当事人对“过去”的回忆,唤醒并重现相关的历史记忆。访谈者所周密设计和耐心询问的问题,带有明显的导向性,引导着当事人唤醒和呈现记忆的方向及内容。

  口述访谈是围绕事先准备好的具体问题展开的。访谈者所设计的具体问题,是唤起记忆的必要中介。记忆是在访谈者与当事人进行的问答式询问中唤醒的,是在双方交谈中呈现出来的。回忆过程是当事人唤醒并提取记忆内容的过程。当事人在访谈过程中回答访谈者提出问题的过程,就是唤起和呈现回忆的过程。当事人在问答式询问中挖掘记忆、唤醒记忆、呈现记忆并建构“当下”的新记忆。访谈者通过提出设定的具体问题,唤醒并引导着当事人回忆其关于过去的往事。口述访谈的时空场景及询问问题的方式直接影响着当事人唤起记忆及呈现记忆的质量,这便要求访谈者必须掌握口述访谈技巧。访谈者要以适当而巧妙的方式提出问题,不断启发和引导当事人调取自己的记忆,使其回忆逐渐清晰化和系统化。访谈者提出的问题,促使当事人不断追忆过去的经历,不断将记忆碎片连缀起来,形成较为完整的经验叙述。回忆在追问中深入,记忆在叙述中呈现。访谈者与当事人在提问与回答的互动中完成对记忆的唤醒与采集。

  图像、日记等历史活动后的历史遗物,包含着特定的历史信息,是唤起当事人记忆的重要中介。历史残留物具有承载、刺激历史记忆的功能,故口述访谈必须注意搜集并利用这些残留物,发掘蕴含其中的记忆、故事、情感及意义。访谈者向当事人展示与访谈主题相关的图像文献,能够唤起当事人对往事的回忆,往往成为口述访谈的最佳切入点。当事人围绕着这些图像文献进行回忆,讲述和解读图文背后的往事,形成关于过去记忆的历史叙事。以图文勾起的回忆为契机,当事人进行延伸性回忆,重返过去的历史场景,重建关于过去事件的历史情景,讲述与历史事件相关的故事,实现了流动记忆的固化。

  历史活动后的空间遗址及纪念物,既有象征和指涉的意味,又有塑造和传承记忆的功效。它是记忆的寄托物和记忆物化的载体,同样是唤起回忆的重要中介物。回忆不是机械的呈现,而是对铭刻在历史遗迹上过往记忆的唤起,是对历史事件精神内涵的再现。空间遗址是唤起当事人回忆的重要元素,可以提供关于事件的记忆线索。访谈者在访谈过程中,以历史遗址为记忆之场,营造记忆再现的历史现场,建构一种“记忆的剧场”,让当事人重新置身于历史的空间,勾起当事人对历史的回忆,再现过去的情景,重现历史遗址的当下意义。当事人在事件发生的特定时空中穿行,以历史遗址为中介物进行回忆,重建过去事件的历史场景,讲述发生在此地的历史故事。

  三、当下与过去:回忆是“当下”记忆的建构

  记忆是沟通过去与现在的桥梁,是站在“当下”对历时久远的“过去”事件的重现。这种重现是通过回忆方式完成的。回忆特有的滞后性和反思性,决定它必然具有当下性,而回忆的当下性决定了回忆的建构性。回忆是“当下”对“过去”记忆的重新建构,口述历史是发掘和保存建构性记忆的过程。

  回忆的本质是“当下”对过去的重构和重塑。当事人回忆过去采取的是“当下”立场,是在当下的语境中的历史回望。口述者对“过去”记忆呈现什么、呈现多少、以怎样的方式呈现,都受到“当下”的操控。“当下”对“过去”的操控,是用当下的立场、当下的观念和当下的意识重构“过去”记忆。因此,个体记忆所唤起的“过去”记忆,并非原本的“过去”,而是“当下”意义的“过去”,是“当下”环境过滤后有所选择的“过去”。

  当事人在历史发生时的身份、地位及所处的语境,直接决定原初记忆内容。当事人“当时”的身份、地位和经历不同,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不同,对事件的认知和理解不同,留下的最初记忆自然有所不同。这便导致不同的当事人对相同事件的回忆有所不同,从而出现差异性叙述。当事人“当下”的身份、地位及环境的差异,同样导致其在“当下”对“过去”回忆及叙述的差异。相同的“过去”投射到不同当事人身上的结果是有差异的,不同的当事人形成的关于“过去”的记忆在“当时”和“当下”自然会因差异而多样。因此,当事人“过去”和“当下”经历及地位的差异,必然导致对“过去”记忆的不同和叙述的差异。

  不同当事人形成不同的记忆并出现差异性的叙述,甚至出现完全相反的记忆和叙述,源自回忆的当下性和建构性。回忆是站在“当下”回望“过去”。当事人所呈现出来的记忆,是受“当下”境况影响而建构起来的“当下”记忆。当事人只会记住对自己刺激较大的“过去”情景。不同的当事人对相同事件的不同回忆,是建构性的差异,相同当事人在不同境况下的不同记忆及呈现出来的差异性内容,又何尝不是建构性的差异?这些情况都表明,当事人的记忆是受“当下”环境制约的,是“当下”建构的记忆。

  既然当事人“当下”的记忆与叙事并非纯粹对“过去”的客观再现,而是基于“当下”回溯“过去”的结果,那么,当事人所呈现的“过去”并非全部真实,而只能是部分真实。当事人当下唤醒而呈现的记忆虽然是“当下”建构的记忆,但不意味着都是虚假的,其中必然包含部分真实。“当下”记忆虽然是重构的记忆,但确实是以当事人真实的记忆内容为基础建构的,必然包含部分真实的“过去”,是“当下”环境对“过去”记忆的部分再现。当事人呈现出来的记忆内容,部分是自己亲历亲见的真实过去,但确实包含得自传闻的非真实的“过去”。回忆的当下性和建构性,决定了口述访谈必须关注记忆的“当下”建构问题。“当下”讲出来的故事并非都是真实的“过去”,而是站在“当下”立场上重构的仅有部分真实的“过去”。尽管“过去”记忆只有部分的真实,但“当下”的记忆却是真实的建构。

  口述历史访谈中当事人的回忆过程,实际上是对记忆进行二次建构的过程。二次建构的过程,同样是把对历史的回忆变成对事件认知行为的过程。回忆不仅仅要“复刻提取历史”,更是要主动地“思考历史”。口述历史呈现出来的记忆,是经过“当下”修饰后的记忆,必定掺杂了当事人的价值观。凡是带有评价性的回忆都是“当下”立场上的历史评判,是用“当下”的语言和观念对“过去”的叙述和重构,反映的是“当下”的立场和价值,不可能完全恢复到“过去”的历史场景。“当下”建构的记忆,无法保留原有的“过去”模样;“过去”是被“当下”建构出来的“过去”。当事人的记忆因为历时久远而不可避免地经过了遗忘筛选、拼接重组,只能是“过去”记忆的“当下”再现,包含有部分真实和部分虚假。这样,记忆“再现”的事件与历史的“真实”之间,横亘着复杂的主观建构环节。因此,口述历史是“当下”记忆建构的过程,口述访谈所采集的历史记忆,是“当下”建构起来的关于“过去”的历史记忆。

  四、记忆与遗忘:口述历史是矫正错置抵抗遗忘的过程

  人的记忆经常出现变形、错置和遗忘等情况。这些情况源自两个方面:生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记忆的生理机制和心理机制,决定了记忆在存储和呈现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故障”,导致记忆的扭曲、偏差和遗忘。而记忆的当下建构机制,同样导致了记忆在存储和呈现过程中出现错乱、变形和偏差。所有的记忆都是人的记忆,所有的记忆呈现都是通过人的叙述完成的,故以记忆为基础所叙述的“过去”都是主观建构的,蕴含着当事人的“当下”认知。当事人在口述访谈过程中,将事件发生后得知的信息掺杂到“当下”对“过去”的回忆之中,形成记忆误植。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迁,当事人后来的记忆和先前的记忆之间发生混淆及彼此覆盖的现象,导致记忆的错觉、变形、扭曲及叙述的重复、掩饰和歪曲,是口述访谈中普遍存在的正常现象。

  记忆的对立面即为遗忘,记忆与遗忘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有记忆必定意味着有遗忘。遗忘塑造了记忆,理解记忆的关键在于理解遗忘。口述访谈采集记忆的过程,本质上是抵抗遗忘的过程。遗忘和记忆既是人的生理机能,更是社会选择的机能。从人的生理机能和记忆机制看,遗忘是正常的自然现象,记忆反而是自觉的人为现象。遗忘与记忆均体现了大脑的选择功能:过滤后留下的信息成为记忆,未通过筛选的信息就被遗忘。但口述历史视野中的遗忘,是自觉的主动选择性遗忘:对己有利的信息就选择记住,或铭记在记忆深处;对己有害的信息就选择遗忘,将其尘封到记忆深处。人就是在遗忘中记忆,同样在记忆中遗忘:遗忘那些对自己有害的信息,记忆那些对自己有益的信息。因此,遗忘既是人的生理机能和自然现象,也是人的自觉选择的社会现象。

  作为社会现象的选择性遗忘,是出于当下的需要有意识地切断与过去联系的过程。这种切断过去的做法是有选择的,而选择的标准是“当下”的利害及社会需求。记忆的本质是选择性遗忘,而遗忘的本质则是选择性的记忆,两者都体现了人的社会选择性。口述历史面对的是“当下”记忆的社会建构和选择性遗忘,而不仅仅是生理和心理机制上的记忆与遗忘。当事人的“过去”哪些被记忆、哪些被遗忘,固然有生理机制作用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个人选择和社会建构的结果。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其个人选择实际上就是社会选择,个人的记忆建构同时也是社会的集体建构。口述历史视野下的记忆和遗忘,必定是选择性遗忘和选择性记忆,是社会建构和社会选择的结果。

  遗忘分为真实的遗忘与虚假的遗忘。因生理和心理机制导致的遗忘,是真实的自然遗忘;而因个人利害及社会原因导致的所谓遗忘,则是虚假的社会遗忘。虚假遗忘是被社会因素抑制的内隐的潜存的遗忘。也就是说,并不是真的不记得(自然遗忘),而只是不愿意记起、回忆和叙述的潜存记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被遗忘。这种虚假遗忘,是尘封在记忆深处不愿唤醒的潜存记忆。它之所以不愿被唤醒,显然是受到各种社会现实利害因素的制约。口述历史面对的更多是这种社会性的虚假遗忘,是这种不愿呈现的潜存记忆。

  虚假遗忘是选择性的社会遗忘,往往与创伤性记忆密切相关。大屠杀、大灾害等“过去”的记忆,是典型的创伤性记忆。与创伤性记忆相对的是社会性的虚假遗忘。对于灾难、死亡、饥饿等黑暗的“过去”,当事人采取遗忘和回避态度是必要的生存需要;面对灾难事件采取选择性沉默,是必要的自我保护方式。当事人口述访谈中的“沉默”及“不知道”回答之背后,是选择性的社会性的虚假遗忘。虚假遗忘是有意识的社会遗忘,是当事人主动切断与痛苦和悲惨“过去”联系,将创伤性记忆有意压制而成的选择性遗忘。犹太人大屠杀口述访谈中的回避和沉默,是典型的选择性的虚假遗忘。

  口述历史是采集记忆的工作,但面对创伤性记忆必须保持克制。当事人在口述访谈中对“过去”灾难的回忆无疑是痛苦的,可能会造成情感上的二次伤害。为了避免“过去”对自己的二次伤害,当事人往往以虚假遗忘的方式选择沉默,以沉默的方式应对访谈者的询问。这样,口述访谈者进行创伤性记忆采集时,面临着艰难选择:是继续唤起创伤记忆对其进行二次伤害,还是认同当事人的沉默而终止乃至放弃访谈?当事人同样会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以遗忘的方式“寻求伤口的闭合”,有意识地遗忘不堪回首的“过去”,让心灵的创伤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愈合;二是以铭记的方式“保持伤口的敞开”,为了铭记往事以警示后人,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勇敢而痛苦地回忆往事,以个人的二次伤害为代价将所遭受的伤害和痛苦铭记下来。大屠杀的幸存者、大灾难的受害者、被摧残的弱势群体等,都面临沉默与铭记的艰难选择:回忆还是遗忘?沉默还是诉说?

  从个体创伤愈合的角度看,应该让当事人选择沉默,忘却“过去”的苦难记忆,拒绝回忆并避免因回忆导致的二次伤害,让历史悲剧造成的创伤逐渐平复。但从铭记历史教诲后人的角度看,应该鼓励当事人忍痛诉说,将自己亲历的那些历史往事倾诉出来,控诉施暴者的罪恶行为。通过这种创伤性记忆的重现和倾诉,当事人遭受的痛苦和长期压抑的情绪,在回忆和倾诉中得到适当释放,其精神创伤能够得到安抚。

  不过,当事人选择“遗忘”苦难“过去”,是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受伤害的当事人选择回避和沉默,以虚假遗忘的方式不愿接受访谈,是可以理解的。谁记得太多,谁就感到沉重。访谈者必须尊重当事人的选择。避免在口述访谈中对当事人进行二次伤害,是口述历史必须坚守的伦理底线。口述历史对创伤者的访谈,要以当事人的选择和意愿为准;不顾当事人的痛苦并违背其意志,强迫当事人诉说或沉默都是违背口述伦理的。

  总之,记忆是口述历史的核心。口述历史以访谈方式将流动的记忆固化为音像口述史料,实现了流动记忆的外化、固化和物化。记忆的外化、固化是通过口述访谈实现的,口述访谈则以当事人的回忆方式展开,而回忆又是由记忆中介唤起的。当事人通过记忆中介唤起“过去”的记忆,呈现“当下”建构的记忆。当下建构的记忆是以真实存在的记忆为基础的,故包含着部分的真实。回忆本质上是“当下”对“过去”的建构,口述历史就是发掘和保存建构性记忆的过程。当下建构的记忆必然是有误差的记忆,口述历史又是减少和矫正误差的工作,是保存记忆、对抗遗忘的工作。既然记忆和遗忘都是社会选择的结果,那么口述历史视野下的记忆和遗忘必定是选择性记忆和选择性遗忘。面对创伤性记忆,口述访谈者必须坚守伦理底线,尊重当事人的遗忘选择。

  (作者:左玉河 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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