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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俄国民粹主义之传入及其中国反响
作者:左玉河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2021-10-12

  民粹主义是一种小生产者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小生产者为主的社会经济环境,是滋生民粹主义的温床。中俄两国社会经济状况的相似性,不仅使中国容易产生中国式的民粹主义,而且容易受到俄国民粹主义影响。辛亥革命时期,俄国民粹主义与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交织在一起传入中国。由于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是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重要代表,俄国民粹主义包含着无政府主义的基因和思想成分,它们在发展历程中是交织在一起的,故俄国无政府主义与民粹主义始终纠缠在一起。民粹主义虽然不完全等同于无政府主义,但清末民初中国人所称谓的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名词,在俄国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均被冠以“民粹主义”总名。正因如此,当它们在辛亥时期传入中国后同样未做明确界定,清末革命党人所介绍的这种俄国无政府主义,实质上是俄国民粹主义。激进革命党人在俄国无政府民粹主义影响下,提出了更为偏激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构想了更加美好的理想社会,作出了无政府主义之中国回响。

  一、对俄国民粹派暗杀活动的推崇

  无政府主义是盛行于19世纪后半期欧洲的社会政治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施蒂纳尔,法国的普鲁东和俄国的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其基本主张是:反对一切权力与权威,否认一切国家政权与社会组织形式,主张绝对的个人自由,要求建立无命令、无权利、无服从与无制裁的“无政府”社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与极端专制,为无政府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政治环境。清末部分知识分子因对清政府的失望、愤懑而走上激进的无政府主义之路,将其作为反清革命的重要理论武器,是带有规律性的普遍现象。

  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之日,正是中国反清革命兴起之时。清末革命党人在向西方学习革命理论时接触到欧洲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正是作为社会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的。革命党中那些接受和信奉无政府主义的激进分子,试图“另筹革命之方”、另辟革命之途径,打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旗号进行宣传,重新寻找中国出路的意向。所以,激进的革命党人宣传的无政府主义具有反专制的积极意义,构成了辛亥时期反清革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19世纪80年代,《万国公报》和《西国近事汇编》简要报导了俄国虚无党和各国无政府党的活动。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无政府党之凶暴》《难乎为民上者》等文,提到“无政府党”一词:“无政府党者,不问为专制国,为自由国,而惟以杀其首长为务,彼等之目的,在破坏秩序。”1902年,马君武将英国人克喀伯撰写的《俄罗斯大风潮》翻译出版,详细介绍了俄国“虚无党”的活动。清末革命党人所谓“无政府党”或“虚无党”,实际指俄国民粹派(民意党人)。巴枯宁为首的俄国民粹派(民意党人),崇尚个人暗杀,策划了一系列针对沙俄政府的暗杀活动,谱写了一幕幕悲壮的英雄史诗。俄国民意党人英勇的刺杀事迹,尤其是1881年3月炸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壮举,引起了清末革命党人的关注:“彼无政府党者,其宗旨高,其识见卓,其希望伟,帝国主义遇之而却步,民族主义遭之而退走。”中国革命党人在日本接触到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阅读了许多俄国无政府主义宣传品,对“虚无党”刺杀俄国沙皇的英勇事迹予以关注并加以仿效,逐渐形成了以政治暗杀方式推进反清革命的思路。俄国民粹派对俄国专制政体采取的恐怖行动,满足了清末革命党人激进的反清革命要求。急于寻求救国之途的革命党人将俄国民粹派的政治暗杀,作为推翻清朝专制政府的重要方式大加宣传并付诸实施。因此,俄国虚无党的暗杀活动最先引起清末中国知识分子的兴趣,巴枯宁及民意党人关于恐怖和暗杀的理论,成为清末革命党人实现反清革命的重要理论武器。

  1903年“苏报案”前后,革命党人掀起了对俄国民意党人的暗杀活动及俄国无政府主义的宣传介绍的高潮。日本人烟山专太郎撰写的《近世无政府主义》一书,详细介绍了俄国虚无党人的历史,翻译成中文出版后立即受到革命党人的关注。清末革命党人难以分清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一概名之曰“虚无主义”,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及民意党人统统称为“虚无党”。1903年6月,《苏报》刊载的《虚无党》一文,对俄国民意党人的暗杀行为进行讴歌:“吾今日震惊于虚无党之事业,吾心动,吾血,吾胆壮,吾气豪,吾敢大声急呼以迎此潮流而祝曰:杀尽专制者,非此潮流荡薄之声乎!而何以冲激之气,独钟于斯拉夫民族”,而“我国独何以此风不盛,党派之不能横行耶?呜呼,言之亦可丑矣。”马叙伦将无政府主义誉为“二十世纪之新主义”,对俄国虚无党热情歌颂道:“俄罗斯之奇杰巴枯宁和而张之,此主义遂排山倒海而大出现于此世界。”他还强调,无政府主义暗杀的目的是“刺杀政界有特权大力之人”。1903年底,张继在上海翻译出版《无政府主义》一书,鼓动以暴力方式推翻清政府并宣称:“吾愿杀尽满洲人,以张复仇大义,而养成复仇之壮烈国民。”蔡元培在《俄事警闻》上连载白话小说《新年梦》,假托“中国一民”的梦境,宣传建立一个废政府、废私财、废军备、废姓氏、废家庭、废婚姻、废法律、统一语言文字、最后废除国家的理想社会,提倡暴力革命和政治暗杀。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也主张“今日欲行无政府革命,必以暗杀为首务也”。革命党人对俄国虚无党暗杀活动的宣传,在当时风靡一时。

  清末革命党人对虚无党提倡暗杀之热衷,由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对俄国虚无党暗杀活动的宣传可见一斑。《民报》用较大篇幅介绍刊登了大量的虚无党人暗杀活动的照片和著名虚无党人的照片,发表了许多介绍虚无党历史和著名虚无党人传记的文章。《民报》第11号和第17号上刊登的廖仲恺的《虚无党小史》,译自烟山专太郎的《近世无政府主义》一书的第三章;《民报》第15号介绍俄国虚无党人苏菲亚的传记,高度评价苏菲亚“毫不改其自然之态度而静受刑法之执行”的无畏精神。《民报》发表专文介绍俄国无政府主义的暗杀手段说:“暴君污吏,民不堪命,于是爆弹短铳为博浪之狙击,此第三法也。掌此第三法者,或称胁击团,或曰执刑团,盖对于暴君污吏处以逆民之罪之意,使若辈反省悔过耳。”《民报》第11期发表的《革命党之敌》,主张用暗杀手段,以“霜矛雪戟,雄剑宝刀,折枝之枪,开花之弹,专诸聂政荆轲舞阳之伦”,“至若强梗弗化如端氏之敌,革命党则前言暗杀犹起点耳”,对像端方那样顽固不化的清廷重臣实施无情暗杀。

  由此可见,清末革命派对俄国民意党人的暗杀行为极为推崇。在俄国民粹派暗杀活动影响下,革命党人向往“十步之内,剑花弹雨浴血相望,入驺万乘,杀之有如屠狗”的痛快淋漓,也体会到采取暗杀方式的种种优点:“羡暗杀手段,其法也简捷,而其收效也神速。以一爆裂弹,一手枪,一匕首,已足以走万乘君,破千金产;较之以军队革命之需用多、准备烦、不秘密、不确的者,不可同日而语。”正是由于对俄国虚无党人暗杀活动的推崇,革命党人纷纷组织暗杀机关,聘请流亡日本的俄国虚无党人教授暗杀技术,从而在辛亥时期形成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暗杀风潮。

  二、俄国虚无党影响下的清末暗杀风潮

  早在兴中会草创时代,暗杀就成为革命党人“反满”革命的重要内容。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结合成同盟会前后,暗杀组织更是遍地开花。除了横滨暗杀团、上海暗杀团、北方暗杀团外,还有刘思复组织的“支那暗杀团”,汪精卫的“京津暗杀团”,方君瑛的“东京暗杀团”,陈独秀的“岳王会”及北京暗杀团、天津暗杀团、女子铁血暗杀团、中国敢死队等暗杀团体。当时广大民众尚未觉醒,革命党对反动、残暴的清政府,心欲去之而力不足,只能用政治暗杀加武装暴动,双管齐下。在革命党人看来,用炸弹、手枪、匕首对清朝达官巨吏的政治暗杀,不仅容易获得成功,而且容易促成下层民众的觉醒。尽管暗杀之后会导致清政府变本加厉的镇压,但清政府的残暴压制必然引起民众更加强烈的反抗,故深受俄国民粹派暗杀行为影响的革命党人坚定地认为:“革命之先,暗杀可以广播火种。”

  正因如此,除了陶成章、徐锡麟、章太炎、秋瑾等光复会热衷于暗杀之外,同盟会的领导人如胡汉民、汪精卫、陈炯明等,皆对暗杀手段加以推崇。孙中山及同盟会内部起初对暗杀并不完全支持,但随着同盟会组织的武装起义屡遭失败,黄兴、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陈炯明等人逐渐改变态度,倾向于采用暗杀手段推进反清革命的激进做法。黄兴是武装起义的坚定支持者和领导者,但同样赞同政治暗杀:“革命与暗杀二者相辅而行,其收效至丰且速。”据刘揆一披露,黄兴召集同盟会员在日本东京市外秘密研制炸弹,倡导暗杀主义。他说:“时党员因屡次倡义,中途失败,多持暗杀主义,而私自觅师学习炸药者。公恐其未能深造有得,徒自丧其身,而无效果,乃召集诸学者于东京市外,设秘密场所而试验之。”杨笃生撰写的《新湖南》,强调暗杀是救亡图存的首要途径并大声疾呼:“非隆隆炸弹,不足以惊其入梦之游魂;非霍霍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铜臭。”这两句名言,成为清末革命党人从事政治暗杀的座右铭。

  暗杀之风一经吹开,立即引起有志于排满革命的仁人志士的推崇。《苏报》《江苏》《浙江潮》等革命刊物先后发表了许多鼓吹暗杀的文章,大谈暗杀的好处,号召革命志士效仿中国古代刺客和俄国民意党人,进行“刺客的教育”,参与到实际的暗杀活动中。《鹃声》杂志发表的《瓜分中国的原动力》宣称,“遇到不好的狗官,就拿一个虚无党暗杀的手段来对付他”,“所以我说只有暗杀的好,杀了一个不好的,后头来的他总不敢再不好了”,“我们到了这步田地,只有用铁血主义,并无别个法子了”。俄国虚无党鼓吹的暗杀,俨然成为无政府主义之精髓而加以讴歌:“怀炸弹,袖匕首,劫万乘之尊于五步之内,以演出一段悲壮之历史。”

  1905年春发生的王汉谋刺铁良未遂事件,给革命党人吴樾以极大的刺激,促使他对暗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遂撰写了《暗杀时代》,提出了著名的“暗杀为因,革命为果”命题,为革命党人的暗杀行为提供系统的理论。他说:“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暗杀时代》是革命党人对暗杀主义阐述最为详细深刻的文献,鼓励革命党人把暴力直接诉诸专制独裁者,具有极大的煽动力量。在此之前,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等人开始成立暗杀团,进行有计划的暗杀活动;在此之后,刘思复、汪精卫、林冠慈、蒋翊武、李燮和、温生才等人组织了更多的暗杀团,谋划了更大的暗杀活动。在此之前,史坚如行刺德寿,万福华行刺王之春,易本羲谋刺铁良,王汉刺杀铁良;在此之后,徐锡麟击毙恩铭,汪精卫谋刺载沣,林冠慈刺杀凤山,彭家珍刺杀良弼。吴樾刺杀五大臣之义举,不啻为一声惊天动地的狮子吼,宣告了暗杀时代的到来。短短几年时间,暗杀事件和暗杀预谋此起彼伏,次数频繁,足见俄国民意党人的暗杀行为对清末革命党人影响之深刻。

  清末革命党人的暗杀风潮,确实是受俄国民粹派影响的结果,充满了个人英雄主义的悲壮色彩。但他们与俄国民意党人的暗杀理念又有较大差异。俄国民意党人幻想通过刺杀沙皇这样一次性的行动获取全胜,故将暗杀作为推翻专制政府的唯一手段,而中国革命党人要比俄国民意党人清醒得多。他们只把政治暗杀当成反清革命的重要手段,除了进行政治暗杀之外,他们还积极联络会党,策划新军,发动此起彼伏的武装暴动。

  三、俄国无政府民粹主义的介绍

  20世纪初输入中国的所谓“无政府主义”,并不是纯粹欧洲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更多的是含有俄国民粹主义意味的“无政府主义”,故可名之曰无政府民粹主义。《天义报》和《新世纪》是辛亥革命前传播无政府民粹主义的主要刊物。法国是著名无政府主义者普鲁东的故乡,也是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流亡欧洲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中心。20世纪初,仅巴黎一地,无政府主义报刊就达数十种。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等中国留法人士与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有着密切交往,在思想上多受其影响。1906年底,张静江与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巴黎组织“世界社”,并在次年6月创办《新世纪》周刊,直接取名于法文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该刊的理论基础是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并相应介绍普鲁东、巴枯宁、拉马尔克等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故《新世纪》深受克鲁泡特金无政府民粹主义影响。1907年6月,刘师培和何震在东京创办《天义报》半月刊,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主旨,以“破坏固有之社会,实行人类之平等为宗旨,于提倡女界革命外,兼提倡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无论是李石曾、吴稚晖等人的《新世纪》,还是刘师培、何震等人的《天义报》,均积极鼓吹无政府主义。其思想明显受到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思想的影响,介绍的主要是带有俄国色彩的无政府民粹主义。

  刘师培等人在反清革命目标上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基本一致,但在推翻清政府统治后建立什么样国家的问题上却存在着明显分歧。孙中山主张在革命成功后建立欧美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民主共和国;而刘师培等人则看到了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弊端,对资产阶级代议制度进行了反思和批评,反对在革命后的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代议制国家。刘师培在对托尔斯泰《俄国革命之旨趣》所加的按语中指出:“欧人之善于革命,此必当效法者也。欧人革命之目的及结果,此不必效法者也。何则?欧人之革命未尝有利于多数人民。故凡革命后进之国,均当引为殷鉴,而另筹革命之方。”在他看来,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的所谓“民主共和制”并没有给欧美民众带来实际性利益,广大民众仍然遭受资产阶级剥削压迫,这样的革命只是“以暴易暴”而已。他诘难道:“如曰共和国人民均享幸福,则试观于纽约工民,其困乏若何?巴黎之乞儿及解雇工,其贫困又若何?是则共和、专制,其名虽异,而人民受害则同。”

  正因如此,刘师培等信奉无政府主义的激进的革命党人不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们斥责“民族主义”是“特希冀代满人握统治之权耳”;“既欲握国家统治之权,则排满亦出于私,与倡保满者相同”。他们揭露“民权主义”所要建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之虚伪性,指出代议政体“为世界万恶之源,谓为平民之敌”,“专制政体之变相”;“使此制而果行于中国,吾人亦视为大敌”。他们针对“民生主义”指出:“土地既为国有,则必有分配之机关;既有分配之机关,则必有执政之人。如曰一国之民当听命于执政之人耶,则与专制、立宪、共和之政府何异?岂非彼为主治之人而民为被治之人乎?”故孙中山等人“平均地权”实乃愚民之举。因此,中国断乎不能重走欧美资本主义老路,而应“另筹革命之方”,实行无政府革命。在这些信奉无政府主义的激进革命党人看来,“于倾覆政府后,不立政府,社会上一切制度阶级,含有有政府之性质者,皆革除之:婚姻也,财产也,家庭也,国界也,种界也,俱欲一扫而荡平之”。既无国家、无军队、无法律、无阶级、无宗教、无纲常、无婚姻、无家庭、无私有财产、无货币、无职业、无种界、“无父子、夫妇、昆弟、姊妹”之别,也就消灭了一切强权。到那时“无尊卑之辨,无贵贱之殊,无贫富之分,无强弱之别,无智愚之论,无亲疏,无爱憎,无恩仇,无利害。营营而作,熙熙而息,团团以居,款款以游”,人类将实现“真自由,真平等,真博爱”,达到无中心、无畛域、无国家的境地,“无中心故可无政府,无轸域故可无国家”,从而建立“人类平等,种色莫辨”的大同社会。

  俄国巴枯宁为代表的民意党人主张“村社自治”,用各级“村社联盟”取代专制政府,实际上并不是没有“政府”,各级“村社联盟”便是他们理想中的政府;而刘师培等人则根本不要国家,不要政府,进而主张无婚姻、无家庭、“无父子、夫妇、昆弟、姐妹”之别。故刘师培等信奉无政府主义的激进的革命党人,比俄国巴枯宁主张的无政府主义更为偏激、更为彻底。《天义》报公开倡言:“盖政府者,万恶之源也。不必论其为君主、为民主,不必论其为立宪、为共和,既有政府,即不啻授以杀人之具,与以贪钱之机。欲其不舞弊、不残民,安可得耶?”既然政府是万恶之源,那么,刘师培等人顺理成章地主张实行“无政府”革命,并认定中国有着进行“无政府”革命的便利条件:中国由于历代统治松弛,逃于人治和法治之外,故不像欧美、日本那样受政府干涉严重;中国自三代以后在政治上“以民性为善,必以科条法令为轻”,偏于放任,而西方则“以民性为恶,故设为科条法令,以为民防”,必主干涉;中国自古多遁世之民,纯然为个人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些逸民隐士心中“均不知政府为何物,以行其个人无政府主义”。正因有这样的条件,他们断言:“此中国人民所由易于实行无政府也,此无政府之制所由可以先行于中国也。”

  四、俄国无政府民粹主义之中国回响

  “绕过资本主义道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俄国民粹主义在社会政治纲领方面的显著特征。它不仅仅是从俄国存在农村公社,将它视为社会主义的天然土壤这一观点出发的,而且还包含有农民和小资产者对资本主义恐惧和仇视的特征。俄国学者别尔嘉耶夫研究后得出结论:民粹派“所有的人都指望俄罗斯避免资本主义的非正义和恶,绕过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时期变为更好的社会制度。甚至所有的人都想:俄罗斯的落后状态恰恰是它的优势”。因此,俄国各派民粹主义在企图避免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问题上,有着最具本质、最为突出的共性。

  俄国民粹主义这个核心思想,在中国产生了共鸣。无论是以孙中山、章太炎、朱执信等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还是以刘师培、何震、张静江、李石曾等为代表的更为信奉无政府主义的更加激进的革命党人,对资本主义带有深层的心理抗拒和伦理上的拒斥,对资本主义罪恶进行猛烈抨击,并为中国避免资本主义祸害作了种种设想,表现出明显的民粹主义倾向。刘师培等人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彻底否定,将资产阶级政府视为“残民之政府”、“舞弊之政府”,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予以猛烈抨击:“故议院之制,民主之政,被以一言,即众者暴寡之制也。以众暴寡,安得谓之平?”他们认识到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的虚伪性,认为它只是资本家及富豪专制的遮羞布。即便有些国家实行了普遍选举,但因多数平民屈从于资本家,只能仰其鼻息,故当选者依然是少数富豪和资本家。富豪及资本家利用议会这个工具,制定符合其利益的法律,维护着这些当权者的利益。故他们质疑资产阶级所提倡的民权、平等和自由的价值,将其斥为富者之自由,将资本主义文明斥为“伪文明”。其云:“所谓民权者,实富权也……自由者,富者之自由也;平等者,富者之平等也。而贫民之困苦如故,自由平等于贫民乎何有?”

  不仅如此,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给予更深刻的揭露和严厉批判。刘师培对资本家的本质揭露道:“资本家者,兼有昔日贵族、官吏、教士之特权者也。佣工者,兼有昔日平民、奴隶之苦况者也。”他对资本主义制度批评道:“佣工之制……实劳力卖买之奴隶制度耳。”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压迫剥削更甚于古代,其所提倡的民权、平等和自由是“伪文明”。他们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是“专尚争利,不顾社会公益,能先行垄断,便成为大资本家。而一个大资本家的财产,值数万人的财产。无财产者,劳而苦,有财产者,逸而乐,不平等,无人道,乏人理”。他们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种种弊端后断言:“欧美、日本之制果推行于中国,则多数人民失其幸福及自由,其陷于困难,必较今日为大苦。”所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故吾人之意,惟望中国革命以后,即行无政府,决不望于革命以后另立新政府,以采用欧美、日本伪文明。”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不仅认为国家和政府是万恶之源,而且认为家庭是“万恶之首”,“凡诸强权皆起于有家”,故提出“毁家” 的主张:“夫夫权、父权、君权皆强权也,皆不容于大同之世者也,然溯其始,则起于有家,故家者实万恶之原也。治水者必治其源,伐木者必拔其本,则去强权必自毁家始。”要破除“三纲”、否定“三权”、消灭“强权”,就必须“毁家”;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就必须“毁家”。“毁家”的最简单方式是“不婚”。“不婚”则如何来解决男女之间的“性”问题呢?其办法是:“破除贞淫之说,复多设会场、旅馆,为男女相聚之所,相爱则合,相恶则离,俾各遂其情,则必无乐于结婚者矣。”他们认为,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应当是绝对自由的:“男女相悦,即相合耳,何得谓奸?又何得谓淫?”对于这样一种极自由的“性”关系,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应当“有限制之法,使男子知有分际而不妄交,女子知应归宿而不乱合”。这种“毁家”观念看似荒诞不经,但剥去其荒诞的外壳,却包含着某些合理的内核。它反映了中国激进分子强烈要求摆脱封建父权、君权、夫权的束缚,以期实现个性的自由解放。尽管这些主张带有空想色彩,但在当时特定的时代环境中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既不要“政府”又不要“家庭”,那么如何维系并保障这种理想社会的存在和正常运行?克鲁泡特金认为,互助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本能,人类据此本能可以建立和谐的社会生活。互助的范围越大,人类向最高方向的进化就越有把握。然而现实社会充满了强权与权威,其根源在于国家与私产的存在,而这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大障碍。为此,他主张以各种社团的自由联合来代替国家,建立无政府的自由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不受强制,都会本着互助的精神自觉担负起各自的社会义务,自发地去从事劳动。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继承了中国传统大同理想并接受了克鲁泡特金互助论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思想,把“实行共产”作为其实现大同理想的重要途径:“既无政府,若不行共产之制,则富民之横暴、盗贼之劫掠必不能免。惟实行公产,使人人不以财物自私,则相侵相害之事将绝迹于世界。”因此,他们主张实行消灭一切私有制,推行“共产之制”,“土地、财产均可收为公有”,以实现“为农者自有其田,为工者自有其厂”。

  刘师培认为,只是消灭国家与政府,社会仍无法实现平等与安宁,因为财产私有制是政府与权威存续的依据。富有的人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利益以武力震慑人民,贫穷的人为了摆脱贫困会去抢掠,故必须实行“共产”才能避免这种“相侵相害”的事情发生。他将实行“共产”的主张表述为:“凡所制之器,置于公共市场,为人民所共有。所筑之室,其长短广狭均一律,人各一室。而阅书会食之地,一乡之中均有定所,为人民共集之区。”何震也对“共产之制”做了更美好的阐释:“无论什么东西,都不准各人私有。凡吃的、穿的、用的,都摆在一个地方,无论男人女人,只要做一点工,要哪样就有哪样,要多少就有多少,同海里挑水一般,这就叫做共产制度。到那个时候,不独吃饭不要靠人,还天天都有好饭吃,还可以有好的穿、好的用、好的玩。”他们认为,只要消灭“私有制”、推行“共产制”,那么,“此制既行,复改良物质,图生产力之发达,使民生日用之物足供全社会人民之使用,则争端不起而共产制度亦可永远保存”。故其强调:“今之言共产主义者,欲扫荡权力,不设政府,以田地为公共之物,以资本为社会之公产,使人人作工,人人劳动。”

  刘师培认为,实行“共产”并不能使人类社会不平等现象根绝。社会分工是人类不平等的根源,故必须消灭社会分工,使人人同业,以达到人人“权利相等,义务相均,苦乐适均”。为了消灭社会分工,保证消灭私有制而实现财产公有,刘师培提出“均力主义”说,对未来社会做了大胆构想:“夫均力主义者,即以一人而兼众艺之谓也。欲行此法,必破坏固有之社会,破除国界。凡人口达千人以上,则区画为乡。每乡之中均设老幼栖息所,人民自初生以后,无论男女,均入栖息所。老者年逾五十,亦入栖息所,以养育稚子为职务。”为了实现“人人为工,人人为农,人人为士,权利相等,义务相均”的平等理想,刘师培对每个人随着年龄变化而不断改变工种的情况做了详细规划:年逾20岁开始工作,21岁筑路,22岁开矿伐木,23岁至26岁建筑房屋,27至30岁制造铁器、陶器及杂物,31至36岁纺织及制衣,37至40岁蒸饪,40至45岁运输货物,46至50岁作工技师、医师。且在36岁以前还要兼作农业劳动,之后则免除此项劳动。在刘师培所设计的方案中,30岁之前从事重体力劳动,36岁后从事轻体力劳动,每人每日劳动约2小时左右,所余时间均可从事于学。这样,人们再无士农工商之分,亦无上下尊卑之别,人人从事着无差别的劳动。这种设想,实际上取消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以人类“均力”方式实现人类绝对平等。

  刘师培所设计的“人类均力”的理想社会,显然来源于《礼记·礼运篇》设想的大同社会“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原则,其所描绘的是一幅绝对平均主义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主义蓝图。这幅蓝图不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故实行“均力”来消灭社会分工,只能是不切实际的“浪漫的幻想”。它不仅要求人们在劳动分配上完全一致,并且在人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方面也要绝对平均,具有明显的绝对平均主义倾向,可以视为中国传统均平思想与西方近代无政府民粹主义的混合物。中国传统的绝对平均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追求的绝对平等相契合,便构成了刘师培“人类均力”的理想社会。

  中国是小生产者的国度,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受俄国民粹主义影响,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将眼光投向农民,注意农民问题,这是值得称道的。刘师培所创办的《天义》及《衡报》中发表了许多文章,体现了他们对于农民的深切同情,主张通过农民革命,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刘师培关注当时长江下游的小农状况并做了相当精细的调查,表达了对农村问题、土地问题极大的重视:“中国而欲无政府,惟当举农工军民切身之苦,启其愤激之心,使人人均以反抗特权为志。”他为农民悲惨境遇鸣不平,认为救济农民之办法是“锄富民,覆强权,诛酷吏”;而号召农民起来革命的动力,则在于土地:“尽破贵贱之级,没豪富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故其对土地问题的基本主张是没收地主的土地,使人民获得土地,“土地者,一国之所共有也,一国之地当散之一国之民”,现同为一国之民,田地“有多寡之殊,兼有无田有田之别,是为地权之失平”,因而“非复行井田即足郅治也,必尽破贵贱之级,没豪富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斯能真合于至公”,“故豪富之田,不可不借,然欲借豪富之田,又必自农人革命始”。而要没收地主的土地,决不能采用温和的态度及和平的手段,必须采用暴力方式,组织农民协会,用“农人革命”办法推翻统治阶级。当然,与俄国民粹主义走向农村进行宣传革命不同,刘师培等人尽管关注、同情农民并提出了农民革命的主张,但这些主张主要停留在文字宣传上,更谈不上组织农民进行暴力革命的实际运动。

  总之,辛亥革命时期,俄国民粹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并产生了巨大反响。因反清革命的需要,俄国民意党人的暗杀活动最先受到革命党人的关注和推崇。巴枯宁和民意党人关于恐怖和暗杀的理论,成为革命党人实现反清革命的重要理论武器。那些激进革命党人进而接受俄国无政府民粹主义,提出了更为偏激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构想了更加美好的理想社会,采取了包括暗杀、暴动等激进的革命方式。从采用俄国民意党人的暗杀,到举行民粹主义的暴动,再到和平方式的宣传鼓动,信奉无政府主义的激进革命人运用了多种策略手段,从而使辛亥革命呈现出一幅革命手段多样性的图景。

  (作者: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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