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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传说时代历史重建的方法论—以陶寺遗址考古实践为例
作者:何努 来源:《华夏考古》2021年第4期 2021-10-22

  摘要:传说时代包括史前和原史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的史实素地可以被考古资料真实地、片段地记录,而相关的古史系统则是后人根据当时的需要,利用既有史实构建的。因此,不论是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还是文献考古法,都不可避免用考古资料与古史系统对应的不对称矛盾,需要方法论的创新,即以考古证据链为主股,配合文献证据链股,辅以人类学证据链股,拧成一条有机联系的“三股证据链绳”,去探索史实素地,重建传说时代历史。陶寺遗址考古实践,证明了这种方法论的实用性。

  一、理论与方法的探讨

  过往均为历史。考古学的目的是发现和复活逝去了的古代文化,复原逝去了的古代社会,追寻逝去了的历史。史前时期(prehistoric period)是指几乎没有当时文献记载的的历史时期。原史时期(protohistoric period)是指已有少量当时文献记载,但是缺乏系统的、丰富的文献记载的历史时期。有系统的、丰富的当时文献记载的历史时期,公认为历史时期。因而,史前时期和原史时期的历史,往往由于缺乏文字记载而以口传历史的形式传承而被称为“传说时代”。史前史和原史史的重建,实际上就是在历史话语体系下,用考古学解决传说时代的历史问题。

  国内外在探索史前史和原史史,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学术体系。一是人类学考古,可视为“文化人类学的过去式”,可以无视文献记载,最多运用民族志行为模式参考(可称之为“民族志考古”ethnoarchaeology)。另一个是历史话语体系下的考古,更类似于西方的古典考古(classic archaeology)。从理论上说,不同的学术体系,适合不同的国情与历史传统。“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使命,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须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在中国,延绵不断的古史系统和浩如烟海的文献记载,是我们独特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历史话语体系下的考古研究,中国考古学家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是中国考古学的主流。中国考古学立足中国本土、史料学倾向,是中国历史的必然,无可厚非。成为人类学的考古学家,还是成为历史话语体系的考古学家,作为中国考古学家个体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但是作为中国考古学界,别无选择,责无旁贷。中国的考古学界最终无法逃避回答传统文献中所说的“三皇五帝”文化、社会、历史是否曾经真实存在过。假如“三皇五帝”确实是秦汉人虚构的,考古学如何来证伪?假如“三皇五帝”是真实存在的客观历史,那么考古学又如何来证实?这都需要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论层面上专门的探索与思考。笔者曾经提出过“文献考古”的概念,认为将考古发掘出来的资料与相关的文献记载进行系统、逻辑的对应。当时的认识还很粗浅和笼统。

  徐义华先生认为,历史文献不论是地下出土的还是传世的,其实都包含史实和古史系统两种成分。史实是历史的真实客观的本体,古史系统则是人们为了当世理论支撑,采取已有的史实构建的,但不等于是完全虚构。徐氏这种理论非常具有建设性,可以从理论上解决为何历史时期关于史前阶段或称传说时代的文献记述,能够用于史前和原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

  然而如何辨别史料中哪些是史实,哪些是古史系统,成为实践中最大的障碍与难题。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如果说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可以作为判别史实和史学的客观标准,那么不会说话的考古资料的片段化、碎裂化、不可验证性,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考古成果判别史实与古史系统的功能发挥。比如,夏王朝的历史就属于原史的范畴,被一些学者归为传说时代的历史。近来,关于“夏”和“夏文化”考古学术争鸣的新动向,将历史话语体系下考古学研究方法论的问题,再次推上风口浪尖。

  ……

  (作者:何努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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