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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时期梁启超民权话语的思想逻辑
作者:贾小叶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2021-10-26

  摘要:戊戌政变前,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从问题意识到话语逻辑,都与政变后判然有别。就问题意识而言,梁启超的民权思想所要解决的是当时中国君民相隔、上下“两无权”的政治病症,这与早期维新派的认识一脉相承。以此问题切入,梁启超的民权话语在“复古意,采西法”的思路下建构起来,主要思想资源不是西学,而是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公羊”学。其中,“讥世卿” “三世”说又是梁启超民权话语的核心资源。这是梁启超依托自身的学术传统与国情认知对西方民权进行的中国化理解,与其政变后主要依托西学、以限制君权为鹄的建构起来的民权思想,截然不同;也与此时深谙西学的严复对民权的阐发有本质的差别。

  关键词: 梁启超; 民权; 君民相隔; 复古意; 严复

  近代中国,面对亡国灭种的威胁,有识之士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殚精竭虑,提出过诸多救国方案。其中,“伸民权”即是甲午惨败后维新思想家开出的一剂救世良药。毋庸置疑,民权并非中国的固有之物,而是西方的舶来品。然当民权被引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接续之际,维新思想家们有意无意中已将外来的民权中国化。这其中既有他们基于自身学术传统与国情认知对民权进行的有意创造,也有缘于对西学的隔膜做出的无意调整。梁启超的民权阐释正反映了戊戌一代知识人在迎受西学过程中的心路历程。迄今,学界对梁启超政变后的民权思想关注较多,涉及政变前的部分或一笔带过,语焉不详;或与政变后不加区分,混一而论。即使那些专门以其政变前民权思想为对象的研究,也多认为此时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已经是以否定专制与君权为鹄的了。而事实上,戊戌政变前后,梁启超的知识结构、政治境遇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对中国国情的认知、政治病症的判定也有明显的不同,其民权话语亦判然有别。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戊戌政变前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为对象,重点考察此一时期思想家在引入、阐释民权思想时的问题意识、话语逻辑,及其自身的知识结构在其中的制约作用。

  一、“通下情”、“收君权” 

  进入近代之后,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上下隔膜、运转不灵的问题因为西方入侵更加凸显。早在洋务运动之初,有识之士思考西强中弱的原因时,就已触及到这一层面的问题。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即有“君民不隔,不如夷”之语。之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富强仍不见效,思想家开始从更深处探寻原因。王韬、郑观应、陈炽等早期维新派不仅明确认识到中国政治中存在的上下不通、君民相隔是中国致弱的原因,而且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解决方案。

  对照古今中外,王韬认为中国当下存在的政治问题为君民隔阂、上下不通。他说:“三代以上,君与民近而世治;三代以下,君与民日远而治道遂不古若。至于尊君卑臣,则自秦制始。于是堂廉高深,舆情隔阂,民之视君如仰天然,九阍之远,谁得而叩之?”君民相隔由此而生,国势因之而弱。因此,他断言:“苟得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而国本有若苞桑磐石焉。由此而扩充之,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这里,王韬强调的不只是“民主于下”,还有“君主于上”。由此而来的君民相亲,必然带来富强之效。而这又不仅是中国三代的经验,富强的西方也不例外,“泰西诸国,以英为巨擘,而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上下联络的途径为何?王韬认为议院制度正是英国君民不隔、上下一体的原因所在:“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此君民共主也……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中国三代君民一体的遗意,在西方具体化为议院制度。这里,王韬所理解的议院已非西方意义上的议院,而是具有三代遗意、能使上下相通的议院;师法议院制度也并非从根本上否定君主专制制度,而只是希图解决原有体制上下不通的弊病。

  用议院制度来解决中国君民相隔问题的思路不是王韬的一己之见,而是他同时代一批思想家的共识。陈炽论及西方议院,与王韬所论大同小异:“泰西议院之法,本古人悬鞀建铎,闾师党正之遗意,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即孟子所称庶人在官者,英美各邦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也。”在他看来,欧美各国之所以能走出“其君以暴戾恣睢为快,其民以犯上作乱为常”的困境,正得益于华盛顿建立的民主制度:“华盛顿以编户之细民,苦英人之虐政,风驰霆击,崛起美洲,既有国而不私于一身,遂立民主之制,定议院之规,可否从违,付诸公论。泰西各国,靡然向风,民气日舒,君威亦日振。”陈炽看不到西方议院制度权力制衡的一面,却看到其舒民气、振君威的功效。而这正是中国古人之遗意,且为中国转弱为强亟需取法者。为“通下情”而效仿西方议院制度,这是超越“制洋器”“采西学”洋务内涵的更高认知,可谓甲午战前中国思想界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也是甲午战后梁启超等人思想演进的逻辑起点。

  甲午战败给国人以空前的刺激。之后,思想界在反思战败原因时,对中国病症的认识逻辑与早期维新派一脉相承,君民相隔仍然是他们所认为的中国致弱根源。梁启超的认知没有超越他的时代。在《南学会叙》中,他针对时人所谓“八股不废,学校不兴,商政不修,农工不饬,民愚矣,未有能国者也”的变法主张提出异议,认为:“八股即废,学校即兴,商政即修,农工即饬,而上下之弗矩絜,学派之弗沟通,人心之无热力,虽智其民,而不能国其国也。”在梁启超看来,欲救其国,仅仅靠废八股、兴学校、开民智、振农工还远远不够。如何而后能“国其国”?他分析道:“敢问国?曰:有君焉者,有官焉者,有士焉者,有农焉者,有工焉者,有商焉者,有兵焉者。万其目,一其视;万其耳,一其听;万其手,万其足,一其心;万其心,一其力;万其力,一其事。其位望之差别也万,其执业之差别也万,而其知此事也一,而其志此事也一,而其治此事也一。心相构,力相摩,点相切,线相交,是之谓万其途,一其归,是之谓国。”这里,梁启超强调的是国之君民全体一心、一力,“一其归”。而中国目前的病症恰恰是君民不能一心、一力,君、官、士、农、工、商各不相接,上下不通,因此“不得谓有国焉”。

  以往论者一般认为,梁启超鼓吹民权,意在抑制君权、对抗专制。但事实上,此时梁启超的民权与其说是为了抑制君权,不如说是为了“通下情” “收君权”。诚然,在分析中国积弱原因时,梁启超曾有“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原”的说法。而且,他也曾对专制君权提出过批评,称:“自秦迄明,垂二千年,法禁则日密,政教则日夷,君权则日尊,国威则日损,上自庶官,下自亿姓,游于文网之中,习焉安焉,驯焉扰焉,静而不能动,愚而不能智。历代民贼,自谓得计,变本而加厉之。”论者往往据此判定梁启超伸民权意在限君权,但事实上,梁启超的论述并不止于此,他进一步指出,造成国威日损的原因实为民权日衰后的君民“两无”权。对此,梁启超从两方面加以论证:其一,统治者为防民权,实行愚民政策,导致了民无权:“防弊者欲使治人者有权,而受治者无权,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民无权的结果便是国弱,因为,“地者积人而成,国者积权而立,故全权之国强,缺权之国殃,无权之国亡”。“何谓全权?国人各行其固有之权。何谓缺权?国人有有权者,有不能自有其权者。何谓无权?不知权之所在也。”当下中国正是无权之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其二,民无权最终导致的是君无权。因为,“始也欲以一人而夺众人之权,然众权之繁之大,非一人之智与力所能任也。既不能任,则其权将麋散堕落,而终不能以自有。虽然,向者众人所失之权,其不能复得如故也,于是乎不知权之所在”。因此,梁启超断言:“防弊者,始于争权,终于让权……自私之极,乃至无权。”君不能独掌众权而其权散落,众人所失之权也不能复得,如此一来,民权衰亡的结果并非君权独尊,而是君权、民权同归于无,君民皆无权而国亡。

  基于此,梁启超并不认为君权独大是当时中国的政治问题,君权、民权“两无”才是问题的关键。在《说动》一文中,他列举了“英人苛敛美民”“而华盛顿之动力生”、“日本大将军之柄政”而“群藩烈士之动力生”的史实后,总结道:“此以压力生其动力者,事相反而实相因也。”与西方相比,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压力之重,既不如从前之欧美、日本,而柔静无为之毒,已深中人心。于是压力、动力,浸淫至于两无,以成今日不君权、不民权之天下。故欲收君权,必如彼得睦仁之降尊纡贵而后可;欲参民权,必如德、意、希腊之联合民会而后可。而尤必先废愚民、柔民之科目,首奖多事、喜事之豪杰,尽网岩穴勇敢任侠之志士仁人,以激成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之愤不有身;爹亚、毕士马克之艰难措置,而后动力之生,国权之固,可得言也。”这里,梁启超认为“不君权、不民权”、君民“两无”权才是中国衰弱的症结,因此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收君权”“参民权”,而非抑君权。

  对于中国上下不通与遭受外侮之间的关系,梁启超曾总而论之曰:“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粤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至于如何去塞求通,梁启超认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报馆之外,他提出的伸民权、设议院、合群、办会、设学校等,都是“去塞求通”的途径。论及设议院的功能,梁启超以问答的方式给出答案:“问:泰西各国何以强?曰:议院哉!议院哉!问:议院之立,其意何在?曰: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议法与行法分,则事易就,二者斯强矣。”议院不仅可以“通下情”,而且是诸多途径中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

  对于中国君民“两无”权、上下不通的病症,梁启超不仅在报刊公开言之,而且在时务学堂教学中反复灌输,以致于学堂学生的劄记与问答也多有论及。蔡锷在劄记中对孔子“讥世卿”进行了分析,称:“孔子讥世卿,以为民权不伸,君权不伸也。何以不伸?君则为木儡,民则为奴隶也。故君之令不可及民,民之愿不可闻上,上下相锢,终无已日。故此风愈甚,其君民愈蹙;此风愈久,其患愈深。生非贵族,不可以闻国事,故其族愈众,势愈强,则其相争也愈大。争则相怨,相怨则离,离则同门荷戈之衅开矣,故犯上之祸,所以不胜屈指也。”按照蔡锷的逻辑,君权不伸缘于民权不伸。贵族势力过大造成了民权、君权两不伸,这是春秋时期的状况,而孔子“讥世卿”、立选举就是要伸民权,进而伸君权。秦汉之后,孔子的选举之意得以推行,君权、民权得以“略伸”,但仍然“流弊无穷”,上下不通。他提出的救弊之方是“益之以西人之法则尽善矣”。这里的西人之法指的是“议院之制”。“议院之制何?万心之推也。此法可兴,则君公其君,臣公其臣,民公其民,身公其身,心公其心。前之弊在身心不相属,今之弊在心不相属,混天下一心,庶几无扞格之虞矣。”显然,在蔡锷看来,中国今日之弊仍是上下隔绝,“心不相属”,议院之制就是为了“混天下一心”,使得君民上下一心。对蔡锷的劄记,梁启超作了点评,对其所说的今之流弊及补救之策并无异议,只是认为他将此流弊归咎于孔子“极谬”。在梁启超看来,造成今之流弊的真正原因是后世对孔子取士与教士之法奉行不善,而非孔子立法不善。将代表民意参与决策的议院制度理解为“混天下一心”,显然是对西方议院制度的误解,但却是梁启超及其弟子们希望达到的政治目标。

  同为时务学堂学生的李洞时也就此提问,曰:“《春秋》张三世之义: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一曰一君为政之世,一曰民为政之世。今中国非民为政之世固矣,抑为多君为政之世乎?为一君为政之世乎?如曰多君,则中国固俨然一国也;如曰一君,则中国固隐然十八省、十八国也。”对此,梁启超批曰:“中国现时可谓上无权、下无权之世。凡天下无论君权之国、民权之国、君民同权之国,皆可以强,惟无权之国不能强。今谓隐然十八君亦不类,彼督抚未能行一事也。《书》曰:‘惟亿万心。’今中国几为四万万心矣,可悲也矣!”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不能强正是因为既不是民权之国,也不是君民同权之国,甚至不是名副其实的君权之国,君无权、民无权,实为“无权之国”。

  另一位时务学堂学生戴修礼的劄记也有类似的思想,称:“中国君无权也,臣无权也,民无权也。权何在?在故例也,在胥吏也,故成今日之烈祸……日本谓我十八省为十八国,不亦宜乎?”可见,君无权、民无权几乎是时务学堂师生的共识,而伸民权、开议院正是“通下情”“收君权”的绝佳途径。

  事实上,对中国所患病症的此种判定,不只是梁启超及其弟子的共识,也是戊戌时期诸多有识之士的普遍认知。《时务报》总经理汪康年的民权思想与梁启超大同小异。他在《时务报》刊文,谈及中国何以伸民权时,说:“夫居今日而参用民权,有三大善焉。盖从前泰西君权过重,故民权伸而君权稍替。”与西方情形不同,“中国君权渐失,必民权复,而君权始能行”。伸民权是为了行君权,何以言之?因为:“中国虽法制禁令号出于君,顾前代为君者,深恐后世子孙不知事体,或有恣肆暴横之事,故再三申之,凡事必以先代为法,毋得专擅改易,故举措一断之例,大臣皆奉行文书,百官有司,咸依故事为断。而熟谙则例之吏,乃得阴持其短长,故国之大柄,上不在君,中不在官,下不在民,而独操之吏。”如此一来,“君独立于百官兆民之上,则聪察不能下逮,而力亦有所不及,是以会计隐没,上勿知也;刑狱过差,上勿察也;工作窳敝,上勿闻也。屡戒徇私,而下之用情如故;屡饬洁己,而下之贪贿如故;屡饬守法,而下之作弊如故。诏书严切,官吏貌若悚惶,而卒之无纤毫之悛改,犹得谓之君有权乎?惟参用民权,则千耳万目,无可蒙蔽,千夫所指,无可趋避,令行禁止,惟上之从,虽曰参用民权,而君权之行,莫此若矣”。在汪康年看来,伸民权非但不限制君权,反而可以行君权。君权因民权而复行,可谓是参用民权的第一好处。他接着指出,参用民权的第二好处是,打通因民无权造成的君民暌隔,“民无权,则不知国为民所共有,而与上相睽;民有权,则民知以国为事,而与上相亲。盖人所以相亲者,事相谋,情相接,志相通也。若夫君隆然若天人,民薾然如草芥,民以为天下四海皆君之物,我辈但为君之奴仆而已”。一旦有事,“但知咎君之不能保护己,而不知纤毫尽心力于君。惟与民共治之国,民之与君,声气相接,亲爱之心,油然而生”。君民一心,然后外御其侮,无往而不胜。这里,汪康年的伸民权,同样是为了解决君无权、民无权、君民相隔的政治病症。

  何启、胡礼垣是戊戌时期的重要思想家,他们对于当时中国政治问题的判断也是君民隔绝、君民两无权,认为:“外人之来,执政者招之而已。向使君民不隔,上下情通,何至若是?”“中国宜变之法,何法哉?曰:君民隔绝,其法宜变。”与上下不通密切相关的是君民离心,“外国之势之所以雄者,以四五千万人合为一人;中国之势之所以弱者,以四万万人散为一人也。殷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是故君民合则国势隆,君民分则国势去”。如何才能君民一心?如何才能上下合而不离?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设议院,复民权”:“我朝历代之君,行谊非过,德泽有加,惜格于官司,而君民之情不能通达。以故利不兴,害不革,而实惠不流于百姓,怨每积于编氓。苟复民权,而设议院,则兴利、除弊,雷厉风行,远至迩安,君民惬洽,诚中国之福也。”“民权者,合一国之君民上下而一其心者也。”“君民本一体也,上下本同心也,自民权之理不明,于是君民解体,上下离心。”民权之理不明是造成上下离心的根源,因此复兴民权是沟通上下的必由之路,否则,君民无法沟通,更难达到同心。对于梁启超所说的君民“两无权”,何启、胡礼垣深有同感,称:“吾不知中国之民何罪,而夺其终身自主之权也。夫罹此厄者岂惟中国之民哉?即中国之君亦然。君者,民之望也。中国之君,驭千余万方里之地,抚数万万恒性之民。方之地球各国,众庶则无其伦,礼教则为之祖,而束缚驰骤,不能行其所是,一如庶民焉。名曰深居九重,实则情同幽禁。吾不知中国之君何罪,而夺其终身自主之权也。乃今知之矣。”而“议院之设”正可以“宣上德,通下情,使平日一政一令,必归于和”。

  据此可见,戊戌时期,梁启超等人对中国政治病症的判断是君民相隔、君民两无权,他们提出兴民权、开议院的方案,针对的即是此一病症,而非专制政体本身。因此,他们所理解的民权、议院在本质上已与西方有所不同。西方用以限制君权的议院,在此成了“收君权”的工具;西方用以保障自由的民权,在此成了沟通君民的利器。用以“通下情”“收君权”的民权自然与限制君权、保障自由的民权有本质的不同。梁启超正是基于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此种判断建构其民权理论的。

  二、“复古意、采西法”

  梁启超的民权话语是在“复古意、采西法”的思路下建构起来的。所谓“采西学”即是参照西方的学说与经验。但梁启超对西学的了解却很有限,正如他自己所言“吾既未克读西籍,事事仰给于舌人,则于西史所窥,知其浅也”。这决定了梁启超对西学的接受是枝节、粗浅的而非系统、深入的。因此,他对民权的阐释便无法深入西方学术内部,追根溯源,只能借助“复古意”。然西学对梁启超的影响又是巨大的,这并不表现为他能够对西学进行系统阐释,而是西来的进化论与民权思想激活了他固有的知识体系,使其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理解生出新意,从而建构起以传统思想资源为主体的民权话语。梁启超坦言:“今欲更新百度,必自通上下之情始。欲通上下之情,则必当复古意、采西法、重乡权矣。”上下不通、君民两无权是梁启超对中国政治病症的基本判断,西法中的民权是梁启超沟通上下的路径,而“古意”则是梁启超用以阐发民权的思想资源。“古意”的复活有赖于西学的启迪,在进化论与民权观念的启发下,六经微言大义成为梁启超阐发民权思想的重要资源。

  对比中西,梁启超曾说:“今夫六经之微言大义,其远过于彼中之宗风者,事理至賾,未能具言,请举其粗浅者。”这里的“远过于彼中之宗风者”,即指超过西学的内容。随后,他不仅列举了六经中的理财之术、富国之策、公法之学、兵学之原等过于西学,还指出:“国人皆曰贤,国人皆曰不可,议院之制成矣。又如《春秋》之义,讥世卿以伸民权,视西人之贵爵执政,分人为数等者如何矣?”言下之意,议院、民权中国也古已有之。基于此,梁启超认为中国的衰败不是因为六经无用,而是因为没有好好利用六经:“孔教之至善,六经之致用,固非吾自袒,其教之言也。不此之务,乃弃其固有之实学,而抱帖括、考据、词章之俗陋,谓吾中国之学已尽,于是以此与彼中新学相遇,安得而不为人弱也。”然而,六经的价值也只有在西学的启发下才能被发现,正如梁启超在谈及《孟子》的“保民”之义时所言:“《孟子》言:‘民为贵’,民事不可缓。此全书所言仁政,所言王政,所言不忍人之政,皆以为民也。泰西诸国今日之政,殆庶近之。惜吾中国《孟子》之学之绝久也,明此义以读《孟子》,皆迎刃而解。”在泰西今日之政的启发下,梁启超才读出了《孟子》的保民之义,中学的古意因西学而复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总结出中、西学的关系,说:“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将西学精义引入中学,使中学有用、西学有本,这正是梁启超“复古意、采西法”的思路。两者的完美结合有赖于梁启超的中学功底和西学水平。

  然梁启超对西学的了解是粗浅的,因此在“采西学”的层面,他采到的只能是西方民权思想中最肤浅的部分,而在“复古意”的层面,梁启超却有足够的中学功底与思想资源。他自幼熟读儒家经典,1889年,年仅17岁,便中举人。1890年后,入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专治今文经学,先后参与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编校与创作,形成了一套属于康门师徒特有的变法理论,即孔子创教改制说。此时的梁启超已经具备非常深厚的儒学功底,而民权思想正是其孔子创教改制理论的一部分。孔子创教改制说的核心理念是:六经为孔子所作,六经微言大义寄寓了孔子托古改制的理想,其中尤以《春秋》为最,《春秋》又以《公羊》为宗。诚如康有为所言:“《春秋》始于文王,终于尧、舜。盖拨乱之治为文王,太平之治为尧、舜,孔子之圣意,改制之大义,《公羊》所传微言之第一义也。”这里的尧、舜、文王均为“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不必其为尧、舜、文王之事实也”。在康有为开列的经学谱系中,《春秋》《公羊》是孔子改制大义、微言之所在。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正是在孔子创教改制主旨下,通过阐发《春秋》《公羊》之大义微言层层展开的。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信奉康有为的孔子创教改制说,并为创建、完善和宣传此一学说不遗余力,《读〈孟子〉界说》《读〈春秋〉界说》及其在《时务报》《知新报》刊发的诸多政论,都在演绎、宣传师说,其民权思想也是孔子创教改制理论的组成部分,六经—《春秋》—《公羊》—《孟子》这一“公羊”学谱系成为梁启超阐发民权的主要思想资源,这也决定了梁启超民权话语的“公羊”学特色。这里仅以“讥世卿”和“三世”说为例,观察梁启超阐发民权的话语逻辑。

  “讥世卿”是梁启超及其时务学堂弟子用以阐发民权思想的重要依托,他们认为,“讥世卿”与“大一统”是孔子在《春秋》中注入的大义:“孔子作《春秋》,将以救民也。故立为大一统、讥世卿二义。此二者,所以变多君而为一君也。变多君而为一君,谓之小康。”中国秦汉之后的大一统正是践行了孔子《春秋》大义,使得中国免受西方诸国长期混战之苦。与大一统一样,“讥世卿”也是孔子治理“一君世”的制度设计:“世卿之世,苟非贵胄,不得位卿孤。既讥世卿,乃立选举,但使经明行修,虽蓬荜之士,可以与闻天下事。如是则贤才众多,而天下事有所赖。此讥世卿之效也。”“若讥世卿,则主选举者,乃孔子所改之制也。”讥世卿就是反对世袭,主张选举以伸民权。正如蔡锷所言,秦汉以后,选举制立,君权、民权“略伸”。但在梁启超看来,由于后世对于孔子取士与教士之法奉行不善,造成流弊甚多,上下隔膜,国家衰弱。其实,孔子的选举与西方民主制下的选举有本质的不同,但梁启超及其弟子还是将之与西方的议院联系起来。蔡锷因此提出通过效仿西方议院制度,达到通下情、君民各伸其权的目的。对此,梁启超表示认同,只是认为“议院之法何必西人,孔固深知其意而屡言之者也,见于《春秋》者亦指不胜屈也”。在他看来,议院之名虽是西方的,但议院之意、议院之实却是中国的:“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庶人。汉世亦有议郎、议大夫、博士、议曹、不属事、不直事,以下士而议国政,所以通下情,固邦本。”汉世因有议院之实而下情通、邦本固。而今上下不通,正缘于议院之意不行,“后世恐民之讪己也,蔑其制,废其官,防之诚密矣。然上下隔绝,民气散耎,外患一至,莫能为救也”。因此,当务之急莫过于“复古意”。

  为此,梁启超作《古议院考》,发掘儒家典籍中的议院之意,称:“法先王者法其意,议院之名,古虽无之,若其意则在昔哲王所恃以均天下也。”他所列出六经中的议院之意:“其在《易》曰:‘上下交泰,上下不交否’,其在《书》曰‘询谋佥同’。又曰‘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其在《孟子》曰:‘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洪范》之卿士,《孟子》之诸大夫,上议院也。《洪范》之庶人,《孟子》之国人,下议院也。”基于此,梁启超断言中国古代“虽无议院之名,而有其实也”。中国古代的议院之实不仅表现为经典中的微言大义,而且有制可寻:“汉制议员之职有三:一曰谏大夫,二曰博士,三曰议郎。”三者与议员的相似性表现为:谏大夫掌议论,无常员,多至数十人,则“其数与西国同”;议郎“不属署,不直事”,“则其职与西国同”;而博士“国有疑事则承其问,有大事则与中二千石会议”,“国有大事,乃承问会议,则其开院之例,与西国同”。形式上的些许相似,使得梁启超断言中国古代“虽法之精密有未逮,而规模条理亦略具矣”。这里,梁启超民权话语的论述逻辑、思想资源都与其师康有为亦步亦趋。

  对于“讥世卿”,康有为也多次论及。在他看来,世卿与选举对立,故而孔子“讥世卿”而立“选举”,他说:“世卿之制,自古为然,盖由封建来者也。孔子患列侯之争,封建可削,世卿安得不讥?读《王制》选士、造士、俊士之法,则世卿之制为孔子所削,而选举之制为孔子所创,昭昭然矣。选举者,孔子之制也。” 孔子“立选举”在伸民权的意义上正与西方的议院制度异曲同工,只不过汉武帝之后中国选举制的推行不如西方得力而已。因此,西方能够“通下情”的议院制度进入了康有为的视野,但他关注的不是西方议院的制度设计,而是其“通下情”的功效:“人皆来自四方,故疾苦无不上闻。政皆出于一堂,故德意无不下达。事皆本于众议,故权奸无所容其私。动皆溢于众听,故中饱无所容其弊。有是三者,故百度并举,以致富强。”代表民意的议员来自四方,将民间疾苦上达朝廷,并将朝廷德意下达百姓,起到了沟通上下的作用,故而西方“百度并举,以致富强”。反观中国,“夫中国大病,首在壅塞,气郁生疾,咽塞致死。欲进补剂,宜除噎疾,使血通脉畅,体气自强。今天下事皆文具而无实,吏皆奸诈而营私。上有德意而不宣,下有呼号而莫达。同此兴作,并为至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国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中国因上下隔塞而积弱,西方因上下相通而强盛,两厢对照,打通上下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而议院制度正成为打通上下的利器。不过,康有为认为西方的议院只不过是“彼族实暗合经义之精,非能为新创之治也”。中国仿照议院不过是师法先王之意而已。因此,当康有为提出设“议郎”时,并不是说仿西制,而是说“推先王之意”:“夫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洪范》之大疑大事,谋及庶人为大同。《孟子》称进贤、杀人,待于国人之皆可。盘庚则命众至庭,文王则与国人交。《尚书》之四目四聪,皆由辟门。《周礼》之询谋询迁,皆合大众。当推先王之意,非徒集思广益,通达民情,实以通忧共患,结合民志。昔汉有征辟有道之制,宋有给事封驳之条。伏乞特诏颁行海内,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用汉制,名曰议郎。皇上开武英殿,广悬图书,俾轮班入直,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施部行。所有人员,岁一更换,若民心推服,留者领班,著为定制,宣示天下。上广皇上之圣聪,可坐一室而知四海;下合天下之心志,可同忧乐而忘公私。” 康有为重新发现“议郎”的价值无疑是受到西方议院制度的启发,但其论述过程却引经据典,只字不提西方的议院制度。

  对比一下康、梁用以论证议院的思想资源,从《尚书》到《洪范》再到《孟子》,如出一辙;就论证逻辑而言,他们都不仅罗列了中国古代的议院之意,而且列举了类似议院的古代制度。康有为的“议郎”正是仿汉制而来,是与“先王之意”相吻合的“议员”,也是康有为心中西方议员该有的模样。这样,康有为的“议郎”具有通下情却不限制君权的功能。对此,康有为解释道:“至会议之士,仍取上裁,不过达聪明目,集思广益,稍输下情,以便筹饷。用人之权,本不属是。乃使上德之宣,何有上权之损哉?” 可见,康、梁对西方议院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不仅符合先王之意、能通下情,而且能宣君德而不损君权,与真正西方意义上限制君权的议院有本质的区别。

  可见,康梁所建构的民权话语从问题意识、思想资源到论述逻辑都是传统的。既然议院之意、议院之制中国古已有之,而今再“复古意”,便不需要打破原有制度,而是对之进行修补。这种对原有制度进行修补而非根本改造的变法思路,在梁启超关于“三世”说的思想阐发中体现得更清楚。

  “三世”说是康梁孔子创教改制理论的核心,也是梁启超用以阐释西学民权思想的又一传统资源。论及“三世”,康有为称:“‘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大义多属小康,微言多属太平。” 《春秋》大义微言寄寓了孔子治理小康与大同之世的理想,身处据乱世的孔子,为小康、大同之世创制立法,“《春秋》乱世讨大夫,升平世退诸侯,太平世贬天子”。据乱世“讨大夫”,已属过去,不必多说;大同之世“贬天子”虽是康有为的理想,但也尚属未来,康有为不让弟子们多言;而当下中国正处于升平之世,自然应当发明小康之义以救世。

  梁启超对“三世”说的阐释,较之师说更加系统、明了,他说:

  博矣哉!《春秋》“张三世”之义也。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始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

  因注入进化观念和民权思想,梁启超的“三世”说获得了新的意境,多君为政、一君为政、民为政,“三世六别”,递进演化,指明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梁启超的这一社会发展理论是渐进的,不能越级,也势不可挡。但梁启超对于“一君世”两个级别的划分又非常奇特,按照西方的民主理论,从君主之世到君民共主之世的演进,是从君主专制到立宪政体的转变,是一种质的飞跃,但梁启超却将这两个本质不同的政体同归为“一君为政之世”。这说明梁启超对君主之世与君民共主之世的理解,与西方立宪政体的理论及实践存在着不小的距离。

  何以如此?这既与梁启超对西方民主认识的粗浅有关,也与他对中国现实政治病症的判断有关。由于梁启超对西方立宪政治的认识有限,不了解君民共主政体限制君权、保障自由权的本质,仅看到其上下相通、运转灵活的显在功效,误以为西方的议院、民权就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议院、民权,只要在现有的政体下复活古已有之的议院、民权,中国便可进入君民共主的阶段,专制政体上下不通、运转失灵的病症便可治愈。而在专制政体中复活曾经存在过的民权、议院,不仅不触动君权,反而可以达到“收君权”之效。梁启超所说的伸民权以“收君权” “通下情”,在在显示出对专制政体的维护而非批判与对抗。缘是,梁启超将君主专制与君民共主同归为“一君之世”就不足为奇了。循此而下,梁启超认为:“今日之天下,自美、法等国言之,则可谓为民政之世;自中、俄、英、日等国言之,则可谓为一君之世。”将英、日与中、俄同归为一君之世,显示出梁启超对西方民主政治的隔膜,他看到了英、日与中、俄都保有君主,却没有看到英、日之君是受制于宪法、与百姓平等的国民,绝非中、俄的专制君主可比。康有为也有类似的理解,他曾上奏光绪帝说:“臣窃考之地球,富乐莫如美,而民主之制与中国不同;强盛莫如英、德,而君民共主之制仍与中国少异。”“少异”二字正说明康有为心中的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差别不大。也正因如此,他坚持“以小康义救今世,对于政治问题,对于社会道德问题,皆以维持旧状为职志”,反对弟子们公然宣传大同学说。

  对康梁的上述认知,严复提出质疑。在严复看来,西方民主滥觞于希腊、罗马,“虽其时法制未若今者之美备”,然“合(含)有种子以为起点”,“而专行君政之国,虽演之亿万年,不能由君而人民”。这里,严复道出了君主专制与立宪政体的本质不同,不仅强调西方立宪政体的久远历史与文化传统,而且指出中国由专制政体自然演化为立宪政体的艰巨性。但梁启超并不认同严复的说法,表示:“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故就今日视之,则泰西与支那诚有天渊之异,其实只有先后,并无低昂,而此先后之差,自地球视之,犹旦暮也。” 他以日本为例,指出:“日本为二千年一王主治之国,其君权之重,过于我邦,而今日民义之伸,不让英、德,然则民政不必待数千年前之起点明矣。”并断言:“盖地球之运,将入太平,固非泰西之所得专,亦非震旦之所得避。吾知不及百年,将举五洲而悉惟民之从,而吾中国亦未必能独立而不变,此亦事理之无如何者也。” 虽同为东方之国,但日本与中国的国情有极大的差别,日本由专制过渡到立宪的成功经验,并不意味着中国从专制到立宪的必然成功。梁启超因不懂君主专制政体与西方立宪政体的本质区别,低估了中国从专制进化到立宪的困难。这种困难不仅来自于国民素质低下,也来自于专制制度顽固。对于后者,此时的梁启超认识不足,这也正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对于前者,梁启超有所认识,表示“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吾闻之,春秋三世之义,据乱世以力胜,升平世智力互相胜,太平世以智胜……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戊戌时期,梁启超有关“伸民权”的诸多宣传都是围绕开民智展开的。

  对于伸民权与开民智之间的密切关系,梁启超分析道:“凡权利之与智慧相依者也。有一分之智慧,即有一分之权利,有百分之智慧,即有百分之权利,一毫不容假借者也。故欲求一国自立,必使一国之人之智慧足以治一国之事然后可。今日之中国,其大患总在民智不开,民智不开,人材不足,则人虽假我以权利亦不能守也。士气似可用矣,地利似可恃矣,然使公理、公法、政治之学不明,则虽有千百忠义之人,亦不能免于为奴也。”因此,开民智又是伸民权、开议院的前提,民智不开,无论议院、民权都无法推行。他在《古议院考》中就中国当下是否亟需开议院问题做了回答,称:“今日欲强中国,宜莫亟于复议院?曰:未也。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故强国以议院为本,议院以学校为本。”所以,当戊戌变法之际,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以开民智为当务之急,学校、报刊、学会、废科举都是其开民智的手段,都是为伸民权做准备。“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论者多谓康梁在戊戌变法中,变法方案趋于保守,不敢提倡开议院,但事实上,早在变法之前,他们就因民智不开而顾虑重重,不敢冒然以民权、议院相号召,且不说康梁的议院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议院,而仅仅是一个通下情、收君权的工具。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追忆康有为曾经制定的变法方案,称:“和议既定,公车既散……复上书言变法下手之方,先后缓急之序,专主开民智,通下情,合天下之聪明才力,以治天下之事,而归本于皇上之独伸乾断,勿为浮言所动。”由开民智到通下情,最后归本于皇上之乾纲独断,这正是康梁在看到上下隔膜、中国君民两无权的弊病后开出的救治方案,兴民权也只停留于开民智的层面。

  西方的议院制度本来有着精细的制度设计和限制君权、保障民权的深刻立意,但此时的梁启超对西学思想体系缺乏系统认知,对议院的立意与制度设计缺乏深入了解。他感兴趣的是议院制度最显而易见的“通下情”功效,因为它恰好可以医治中国当时的病症。从此一需要出发,在孔子改制的视野下,传统儒家经典为其阐发民权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资源。因此,在梁启超的民权话语中,除了民权、议院等术语及其功效来自西方之外,主体思想资源和论述逻辑都是传统的。这既与梁启超此期的西学认知水平有关,也与他对中国国情的判断密不可分。一方面,由于他的西学认知肤浅、零散,他很难用西学本身的术语与逻辑构建民权理论,只能从中国的需要出发,对西方的民权作中国化的理解,然后用其固有的知识体系加以阐释,可以说梁启超心中的民权已与西方民权的本意大相径庭;另一方面,梁启超引入民权、议院,所要解决的是上下相隔、君民两无权的现实问题,如果所谓的民权、议院与此一目的相背离的话,他自然是无法接受的。即如当严复对梁启超处处“为一尊之言”提出异议时,梁启超进行了辩解。他说,自己“著论之间,每为一尊之言者,则区区之意又有在焉”。梁启超的“区区之意”何在?他解释道:“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斯固然矣。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然公固为人治之极,则私亦为人类所由存……然则公私之不可偏用,亦物理之无如何者矣!今之论且无遽及此,但中国今日民智极塞,民情极涣,将欲通之,必先合之;合之之术,必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而举之以为的,则可合;既合之矣,然后因而旁及于所举之的之外,以渐而大,则人易信而事易成。譬犹民主,固救世之善图也,然今日民义未讲,则无宁先借君权以转移之,彼言教者,其意亦若是而已。”民主虽然是个好东西,但在梁启超看来,公私不可偏用同样重要。而且,在民智塞、民情涣的中国,沟通上下的最佳途径并不是民主,而是“借君权以转移之”。因此,西方真正意义上的民权其实是措意于君权的康梁所无法接受的。对此,康有为在《答人论议院书》中说得很清楚:“夫议院之义,为古者辟门明目达聪之典,泰西尤盛行之,乃至国权全畀于议院而行之有效。而仆窃以为中国不可行也,盖天下国势、民情、地利不通,不能以西人而例中国……故中国惟有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这里,康有为看到了西方“国权全畀议院”与中国“古者辟门明目达聪之典”的不同,前者是权力机关,拥有决策权,而后者是顾问、咨询机关。这种本质的差异提醒康有为一旦仿照西方的议院,一定是君权受损,因此他断言“不能以西人例中国”,“中国惟有以君权治天下而已”。同样,以“通下情”“收君权”为目的的梁启超也决不允许将“国权全畀议院”。可以说,此时康梁所能接受的议院也只是中国古代的“辟门明目达聪之典”,这样的议院不但不威胁君权,而且可以通下情、“收君权”,治愈中国现有的政治病症。因此,对于梁启超以六经微言大义阐释民权,仅仅从其对西方民主认知有限的角度去解释,似嫌不足,还需考虑其出于对中国国情考量作出的有意调整。这与深谙西学的严复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基于对西学认知的系统与深入,严复在寻找中国衰败、西方富强的原因时,便登堂入室,既抓住了西学区别于中学的核心内涵,也找到了中国问题的本质。他总结西人强盛的命脉,说:“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自由是西方民权学说中最重要的术语,保障人的自由权是西方民主机制生成的根源,民主制度的一切设计都为此而来。立宪政体正是以保护国民自由为目的,自由与否是立宪政体与君主专制政体的根本区别,也是西方强盛、中国衰弱的原因所在。严复从自由入手破解西强中弱的密码,可谓抓住了问题的本质,这是梁启超的认知中所没有的。严复进一步分析中西对待自由之不同态度,称:“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因自由之不同而派生之中西差异不胜枚举,严复略举一二:“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严复可谓抓住了中西政治文化中最根本的不同,这无疑缘于他对西学的系统了解。当时人以古之夷狄、异族视西人时,严复警告国人:“今之西洋,则与是断断乎不可同日而语矣。”何以言之?因为西洋“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所谓的“无法”,是指“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推求西人治国强盛之本源,严复总结为“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虽然看到了西方强盛的本质,但严复认为盲目照搬西方的制度同样难以奏效,对于时人提出的学习西方建民主、开议院之主张,严复表示异议,认为:“如是而亦期之以十年,吾知中国之贫与弱有弥甚者。”原因在于,他深知中国的病症,认为当时的中国尚不具备效法西方制度的基础,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建民主、开议院,而是培植根本、标本兼治:“第由是而观之,则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是已。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何则?争自存而欲遗种者,固民所受于天,不教而同愿之者也。”严复将开民智、鼓民力、兴民德视为振衰起弊的治本之道,这在表面上与梁启超的开民智似无二致,然深究其内在逻辑,则又有绝大的不同。梁启超的开民智是为伸民权做准备,而伸民权目的在于收君权、通下情,以达到富强中国的目的。严复则不然,虽然其终极目的在于富强,但他的“三民”主义则是通向民之自利、自由、自治的必由之路,正如他所言:“是故富强者,不外利民之政也,而必自民之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自由始;能自由自能自治始,能自治者,必其能恕、能用絜矩之道者也。”严复让民自利、自由、自治的目的,不是通上下之情,而是实现国民的自我解放,进而与君共治天下。在他看来,天下本来就属于民,只不过君窃之而已:“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蝟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而后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严复看到了专制制度与民智不开之间的因果联系,并利用西方的民主观念,将中国数千年专制学说下的君民关系彻底颠倒过来,君民主客易位,可谓振聋发聩。西方的经验已证明,只有国民做主,自由、自治,国家才有竞争力,才能在列国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若以中国目前“卑且贱,皆奴产子”之民与“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之西洋民相争,必败无疑。因此,他疾呼,必须正视“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以开民智、鼓民力、兴民德为急务,使得国民拥有自由权、自治力。这实质上是还政于民的过程,而只有实现了还政于民、民与君共治,中国才能转败为胜。

  严复因深入西方政治、学说之堂奥,故认识到西人之强在于“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并提出通过“三民”主义实现国民自治、自由,进而达到君民共治的目的;梁启超则从中国的现实政治与思想传统出发,认为在民智未开的中国,须先借君权、孔学转移风气,与专制政体采取合作态度,希望借君权变法。因此,他的民权理论,基本是在孔子创教改制的话语逻辑中展开,他提出的开民智、伸民权,意在收君权、通下情,而非限制君权。也正因此,他认为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同属“一君之世”。

  当然,梁启超的民权话语并没有就此止步,戊戌政变后,被迫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通过日本思想界大量接触西方民主理论,不仅对民权有了新的认知,而且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深入理解。此后,梁启超的民权思想无论在问题意识还是思想资源上,都与政变前大相径庭。就问题意识而言,梁启超思考的是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专制制度,建立立宪政治,保障民权;其民权话语建构的思想资源也由传统儒学变为西方的民主理论。在梁启超新的民权话语中,不仅开民智与伸民权的先后顺序易位,即“不兴民权,则民智乌得开哉”;而且兴民权的目的也不再是收君权、通下情,而是限制君权,“是故欲君权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权;欲官权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权”。同时,其民权思想的内涵也更加丰富,不再限于议院制度,而是涉及到自由、宪法等一系列与民权相表里的思想与制度,且与近代国家思想相交织,兴民权遂成为梁启超国民性改造的重要内容。

  结语 

  戊戌时期,梁启超对现实政治的认知与绝大多数同时代思想家并无二致,他们认为造成中国衰弱的根源在于君民相隔、上下不通,乃至君民两无权。其解决方案即“复古意、采西法”,通过伸民权、开议院以“通下情”“收君权”。因此,他所说的民权已经高度中国化,西方限制君权、保障民权的议院制度在此变成了通下情、收君权的利器。这与其政变后以否定专制政体为鹄的的民权论有着本质的区别。

  由于对西方民权、议院认知的粗浅与模糊,六经微言大义成为梁启超阐释民权思想的主要资源,其中“讥世卿”“三世”说被梁启超反复使用。梁启超用“讥世卿”来证明中国古代即有选举之制,以与西方议院选举相会通;“三世”说为他提供了由君主专制到君民共主的理论,在西方被视为民主政体的君主立宪制,在梁启超的“三世”说中,却与君主专制同归为“一君世”,这进一步说明梁启超引入民权不是从根本上否定专制,动摇君权,而是“通下情”“收君权”。

  梁启超对西方民权、议院理解的高度中国化,与其对西方民权、议院本质缺乏深入了解有关。但同时,也不能否认,这种中国化的理解还与其对中国国情的判断密不可分。为了治愈中国上下隔膜、君民两无权的政治病症,康梁即使认识到西方将“国权全畀议院而行之有效”,也不愿模仿,而是有意曲解,复中国固有议院之义而用之。这与严复有很大的不同。

  严复因深谙西学的话语与逻辑,不仅自由、民主等术语信手拈来,而且在寻找中西强弱的原因时,能够登堂入室,深入到中西学术的核心层面,得出自由与不自由是中学与西学最本质区别的结论,可谓切中要害。缘是,他对中国国情的判断与提出的救国之道也不同于梁启超的伸民权、开议院以“通下情”“收君权”,而是由开民智、鼓民力、兴民德直接通向国民的自治、自立、自由,进而达到以民权限制君权、君民共治的目的。

  甲午战后的民族危机催生了戊戌变法思潮,维新志士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报刊、学堂、学会等维新活动在他们手中变为现实,但政治层面的变革仍然面临着巨大的阻力。梁启超的民权话语意在“通下情”“收君权”,这在客观上虽与守旧的政治环境不无调和之处,但绝非梁启超的有意为之,而是其思想的内在逻辑使然。即便如此,梁启超的民权说依然遭到守旧者乃至洋务官僚的极力阻挠,诚如梁启超后来所言:“当道者忧之、嫉之、畏之,如洪水猛兽然。”因此,“百日维新”在尚未走到兴民权之际便告失败。这说明,在专制制度根深蒂固的中国,民权与君权很难“两权”齐美,借“伸民权”以“收君权”的思路根本无法实现,民权的获得只能依靠国民自己争取,这正是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国民性改造的思想逻辑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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