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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推背图》预言与民众心态困境
作者:李俊领 来源:《福建论坛》2021年第8期 2021-10-26

  摘要:《推背图》是古代预言国家治乱的著名“图谶”。在日军侵华的危机下,新编本《推背图》因商家营销而广受民众青睐。尤其在一 ·二八事变前后,上海很多市民希望从该书中寻求时局“天数”与心灵安慰。抗战期间,读书人较为关注民众迷信《推背图》的现象,并进行多向度的引导。一些会道门则利用《推背图》蛊惑人心,破坏抗战,中共对此行径着力批判,以增强民众的社会主体性与革命认同感。这表明该书反映的“天命”观念与易占传统仍深刻制约着当时城乡民众的政治态度。他们普遍保持着臣民心态,期待“真命天子”拨乱反正。这种心态在潜意识层面阻碍民众觉醒,成为抗战胜利后中共仍须面对的深层社会问题。

  哲学家劳思光教授曾回忆说,其幼年时遭逢日军侵华,社会危机严重,当时老家湖南长沙的“长辈们据《推背图》次序,都知道‘一声(朝)听得金鸡叫,大海沉沉日已过’那幅图,是预言日本在酉年战败;数年后果然应验”。这些“长辈们”至少因此减少了对战乱的恐慌,保持对生活前景的希望。抗战胜利的 1945年正是中国农历的乙酉年(鸡年),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他们对《推背图》的解读和预期,也对应了其对于“天命”观念的理解与信仰。实际上,劳氏长辈们所知《推背图》预言日本战败的“那幅图”不过是民国元年新知识人的编创,并非古已有之。

  《推背图》是一部唐代问世的预言国家治乱兴衰的谶书,假托李淳风与袁天罡合作。该书的每一幅图与所配谶语统称为一“象”,后世传本有 60象至 67象不等。由宋至清,《推背图》被列为官方禁书,而民间仍有多种版本流传。北洋时期,新编本《推背图》亦遭查禁,但在社会各阶层中颇为流行。国民政府时期,解禁后的《推背图》经商家与媒体营销而逐渐成为知名度极高的“图谶”预言书。

  目前,学界对抗战时期的《推背图》及其社会影响鲜有问津。从“谶纬”文化的角度看,这一时期民众心态与行为的丰富面相仍未得到充分揭示,由此很难深入理解抗日战争这场民族解放运动的复杂性与曲折性。事实上,由于社会启蒙滞后,当时“谶纬”文化在民众的精神世界中仍占据一定地位,对其心态与行为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面对日军侵华造成的社会危机,商家如何趁机营销《推背图》?民众如何运用《推背图》因应时局和调适心态?读书人与中共政治力量又如何对待该书的“迷信”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分析和讨论。本文拟以抗战时期的《推背图》为切入点,以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考察“谶纬”文化对民众心态的塑造,揭示这一时期不同阶层应对社会危机的立场、策略及其内在张力。

  一、日军侵华危机下的《推背图》传播

  在抗战时期的华北、华东与华南,由于日军侵华带来社会恐慌,诸多城乡民众传看《推背图》,试图从中寻觅中国遭遇外敌侵略的某种“天命”或“劫数”。

  20世纪 30年代初,上海商家营销《推背图》与市民谈论该书的现象尤为引人注目。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造成的社会危机日趋严重,上海被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该地的书商借机大量售卖新编本《推背图》,而普通市民纷纷谈论该书关于这场事变的预言。1931年 12月的一天,有商贩在上海某茶楼中向茶客推销《推背图》。他翻到该书第 55象,向人介绍说:这图上的“昂昂若千里之驹”一句现已应验,“昂昂,即昂昂溪”,就是 1931年马占山将军抗日失败的地点;马身上的火焰即“日球之光铓”,是指日本;这幅图的颂词“问即不送山头去,走入长安去求乞”一句,指马占山将军退却克山。该商贩所持《推背图》的版本当为艺海书店 1912年版,其对第 55象的解释显系穿凿附会,不过是利用人们渴望洞察时局走向的“天命”观念与占卜心理,刺激其消费欲望。像这样在街头茶肆中营销《推背图》的商贩为数不少,而茶客们也确有借此谈论时局的兴趣。

  当时,上海市民对《推背图》并不陌生,因为在清末北洋时期,该地一直是国内出版、销售新编本《推背图》的大本营。艺海书店于 1912年推出的新版《推背图说》为每一象配备干支与易卦,使之明确带有易占的特征,在形式上契合了传统的象数之学。上海文明书局与中华书局于 1915年合作出版了《圣叹手批中国预言》(又名为《中国二千年前之预言》),其中包含的“金圣叹手批本《推背图》 ”(即后世所称“金批本《推背图》 ”)对民众心态影响甚大。该书继承了艺海书店版《推背图说》的诸种优势,以金圣叹之名解说全书 60象的预言。其图文相互配合,采用了拆字、嵌字、藏头、类象、比喻、谐音等表达方式。就占卜技术而言,该书新增各图“应该与旧图所用方式非常类似,是一种混用几种占法的演算”,可能包括占星术、象数易学、阴阳五行说与宋代邵雍《皇极经世》一书的“元会运世”推算法。就历史观而言,该书以推演“国命” 为中心,秉持循环历史观,认为国家的一治一乱自有“天数”和周期,而“天数”可以被认识和理解,如其第 60象颂词所云“茫茫天数此中求,世道兴衰不自由”。新编本《推背图》虽遭北洋政府查禁,但实际上禁而不止。这与当时社会启蒙的局限颇有关联。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虽唤起了一些读书人的觉醒,但并没有真正实现普通民众的社会启蒙。他们仍较多延续着传统的伦理观念与思维方式,希冀有所谓符应“天命”的政治强人重建社会秩序,恢复过往的太平日子。1927年 1月,一位署名为“逸庵”的作者在《申报》上撰文称古书《推背图》有“将军头上一丛草,二人立在石头上”一句,前半句“寓蒋一字”,后半句“寓介石二字”。其由此推论《推背图》“言之恰合”,暗示蒋介石是“天命”预定的领导国民革命的政治新星。对于上海民众而言,这种以“图谶”猜测政治变局的做法并不稀奇。

  1932年初,一·二八事变在上海造成严重的社会恐慌。当时,蔡廷锴与蒋光鼐领导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后有张治中率领的第五军前来增援,但日军也随即增派援军。3月初,由于日军偷袭浏河,中国军队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线。一时间,上海局势岌岌可危,人心惶惶不安。十九路军退出上海市区前后的几天内,“大批的《烧饼歌》和《推背图》就出现于上海各马路上了”。诸多报摊和小贩开始推销包含《推背图》在内的《圣叹手批中国预言》一书,同时还兜售南京金陵塔碑碑文,以其中“回天一二九,引起白日结深仇”的字句附会一 ·二八事变。时居上海的作家茅盾在书摊上买了几种不同版本的《推背图》和《烧饼歌》。据其观察,上海一些民众认为这次事变为《推背图》提供了一个新注解 ——日军炮轰上海闸北地区是“天意”,“不必归咎于谁”。

  1932年 2月,茅盾匆匆从上海赶回故乡乌镇避难。临行之前,他又特地到棋盘街的一家书局,花八角钱买了一部《圣叹手批中国预言》。在回乌镇的火车上,茅盾遇到一些同行的旅客谈论一 ·二八事变的“天命”与“劫数”。当时,一位南方人说:“万事难逃一个‘数’。东洋兵杀到上海,火烧闸北 ——蔡廷锴,蒋光鼐,《烧饼歌》里都有呢!”另一位老先生也称:“人定不能胜天。你看十九路军到底退了!”依照其意,上海遭此一劫,是命里注定。这位老先生还说道,“要有皇帝,才能太平”;宣统帝将来要有杀身之祸,而另外“一个真命天子,还在田里找羊草”。其他几位旅客也热心转述了许许多多某地有“真命天子”出世的传说。他们的对话体现了王朝时代臣民普遍认可的历史观,即“一治一乱,循环反复,乱极乃有治;然而拨乱反正,却又不是现在的当局,而是草野蹶〔崛〕起的真命天子”。其实,普通民众依据直接与间接的日常生活经验,或多或少相信个人与国家的命运在相当程度上受“天命”的支配。其中一些宿命论者认为“天命所在,凡治乱、穷达、贵贱、祸福、生死、贫富必有理由,必有时机,不能强为取舍”。相信“天命”与期盼“真命天子”,表明他们不自觉地延续着传统的臣民心态。

  诚然,普通民众也具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对侵华日军抱有“普遍的敌意”,很少有人心甘情愿接受外来侵略者的统治。一 ·二八事变爆发后,上海民众组织了“上海市民义勇军”,协助十九路军作战,并担负战地救护及后勤运输等工作。民营的上海广播电台与凌云、大中华、李树德堂、中西广播电台纷纷开始报道战争的进程,战时开播的国华、亚声、鹤鸣等电台也相继跟进,积极声援十九路军,激励民众抗战信心。在十九路军退出上海市区后不久的一天傍晚,定居该地的学者李季在其住所的院子里听到房客们的议论。有人说:“要干才有出路。我们大家去当兵,不愁东洋人不吃败仗。” 有人提议:“不买东洋货,他们就要饿死。”还有人叹息道:“中国要齐心,早就把日本灭掉了。”以当时的国情而言,即使有更多民众当兵,全民不买日货,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将侵华日军全部逐出中国。蒋介石等国民政府高官对此有较为清醒的认识,而这些房客身居社会底层,见识有限,但他们也有爱国抗敌之意。

  1932年 3月至 7月,日军占据上海,一些书店借机大力营销《推背图》。3月初,上海的战争形势仍十分紧张。诗人王礼锡在 3月 2日的日记中称:“今天像战事初起的那一天一样的使全上海的人心陷于慌乱。”不久,上海四马路的百新书店在《申报》连日刊载独家代售《中国二千年之预言》的广告,称该书包括金批本《推背图》《周吕望万年歌》《蜀汉诸葛亮马前歌》《唐李淳风藏头诗》《宋邵康节梅花诗》《明刘伯温烧饼歌》与《黄蘗禅师诗》等 7种。为提升该书的销量,其广告宣称,1932年 1月 28日发生的上海中日战事早已为唐代袁天罡、李淳风合著的《推背图》一书算定;该书预言的,“事事应验无讹”,但后世的传本经过多次翻印,“已失真髓”;百新书店独家代售的《推背图》是清朝大内秘藏唯一的真本,内有金圣叹与张之洞的详细批解;该书在庚子国变时流至海外,由某华侨花巨资购回,现在影印出版。为说明金批本《推背图》的灵验,这则广告还特地举例说明该书第 39象对一·二八事变预言的准确性。其解释说,“鸟无足”指飞机,“有月”指十二月,“升”指二十一日,而阳历的 1932年 1月 28号即阴历十二月二十一日。照这样解释,一·二八事变是预定要发生的事情,而“一朝听得金鸡叫,大海沉沉日已过”一句则意味着“倭国必亡”。因此,读者只要细心揣摩《推背图》的预言,未来的大事“件件俱可预知”。在百新书店独家代售《中国二千年之预言》一书的同时,上海南京路文明书局也在《申报》刊登广告发售《金圣叹手批中国预言七种》。这虽是商家极力营销谶书以谋利,但其关于“倭国必亡”的预言解读迎合了人们普遍希望日军战败的意愿。

  1932年 7月,上海社会大致恢复到一 ·二八事变之前的秩序,但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仍不乏关于《推背图》的闲谈。上海茶楼的茶客中除了一些临时来此谈事情者外,还有一些每天在某个特定时间和地方落座的老顾客,“他们大抵是既有闲而又有钱的上海中产的住民”。这些老顾客在此看报,吃点心,“与日日见面的几个熟人谈《推背图》的实现”。除了这些有闲又有钱的茶客,普通民众也同样乐于谈论《推背图》关于时局的预言。这种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生活现象大致延续清代的社会传统。清代“儒者兼具各种术数知识,殆人人为之,实为极平常普通之事”,而乡间民众也愿意请当地儒生帮助择吉或占卜。在“国命胜人命” 之说的影响下,他们对推演“国命”的禁书《推背图》颇为好奇,不乏私下抄录和传阅者。清末民初,一些同情革命的读书人在旧本《推背图》基础上重新编创,使之明确带有易卦占卜的形式。在诸种新编本《推背图》中,金批本有所谓金圣叹按语,貌似准确预言了唐代至清代的治乱大事,以至于危机下的上海民众愿意相信该书第 39象图谶——侵华日军必在酉年战败。

  与上海地区的情况一样,华北各地的诸多民众也借助《推背图》《烧饼歌》一类的谶书猜测国命“天数”。这些民众主要是农民、商贩、店员、学徒、车夫、警察、手工业者、一般工人等经济收入与知识水平有限的群体。他们以在乱世中保全身家性命为首务,不愿意直接参与政治革命,但习惯于以神秘预言因应政局变化。对其而言,公民意识与政治权利保障都还是陌生的新事物。

  七七事变爆发后,一些书店趁机营销《推背图》等谶书。北平沦陷后“时局一紧张,《推背图》一类的预言书籍又出而问世了”。1937年 7月,上海百新书店出售《中国二千年之预言》,其报纸广告称:“日后如何?四省如何收复?《中国二千年之预言》请加推敲,可明究竟。”11月14日,该书店的广告又称:“一切世界大事之关于中国国家的变故,冥冥中均有定数。”在书店广告的诱导下,各地城乡民众纷纷阅读《推背图》,试图从中猜出时局的走向和“天意”。

  二、读书人对《推背图》之民众影响的多方引导

  抗战时期,《推背图》在城乡社会广泛流行的现象引起读书人的关注与思考。由于在抗战动员上的着眼点不同,他们对于该书之民众影响的看法与引导策略存在明显的差别。有人担忧该书的“迷信”观念对民众产生消极影响,有人将其视为茶余饭后的“闲话”并予以理解,还有人编创《新推背图》,用以激发抗战必胜的信心。

  其一,读书人对《推背图》之“迷信”观念误导民众的担忧与批判。

  一些读书人对一·二八事变后上海街面广为流传《推背图》《烧饼歌》之类预言书的社会现象心怀忧虑。1932年,有人感叹中华民族沉浸在“希望的梦一般的生活中”,缺乏自觉与自信,不能正面认识社会现实,反而从《推背图》一类的预言书中寻找“命定”论的所谓依据。还有人认为,《推背图》之类的预言书籍皆为“诬民惑世之言”;在当时“世界公理与强权”的决胜关头,更不可听任这类“荒诞无稽之谈”消解民众的“抗日之心理”。在这些读书人看来,民众缺乏教育启蒙,仍保持着王朝时期臣民的身份观念与思维方式;他们从《推背图》中寻找时局变化之“天命”的行为与观念带有宿命论的迷信色彩。

  1933年 4月,上海一些报纸大登《推背图》这类书的广告,民众也纷纷传阅该书,这引起读书人的更多担忧。鲁迅评论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上海就“大卖着《推背图》的新印本”,人们试图从中窥测个人与社会的运命,但运命之说“毫不足以治国平天下,是有明明白白的履历的”,如果以该书作为政治工具,那中国的运命真是“穷”极无聊了。郁达夫也注意到,自民国肇兴以来,每逢战争或天灾发生后,总会有“不可思议的谣言与《推背图》《烧饼歌》之类的预言印刷品出来”,这是有识者假托“神意天启”批评“社会破绽”,也表明近世“统治者的压迫,国民的懒惰与无智”。还有人分析说:《推背图》和扶乩活动的流行,都是在社会最危急的背景下产生的;普通民众缺乏科学观念,且长期身处灾荒动乱之中,“必然地要把眼光移向上天,希望神祇的救济”,因而“定命论”与“果报观念”便成为民众思想上根深蒂固的“盘踞势力”。也有人对上海百新书店营销《推背图》的做法批评说,“在这国难严重、时局动荡不休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急于想知道未来一切事变的发展”,但此时营销《推背图》一类书籍,属于“异常投机”行为;对于未来形势的估计应根据当前的客观形势,而《推背图》“一些模糊不清的文句,只能淆乱人心,加助谣言的成长”。鲁迅、郁达夫等读书人有意启蒙民众,但多少忽视了《推背图》对于民众的心理安慰作用,因而他们的呼声难以真正改变民众的心态。

  一些学者也批判《推背图》对民众的精神麻醉作用。文学家许地山明确指出,《推背图》《烧饼歌》这类预言书是一种迷信,其文句“无论选择那一个时期底史实来解释都可以解得通”。上海通志馆编纂胡怀琛呼吁,政府应查禁《推背图》这种“妖言惑众之书”。学界的批评与呼吁距离民众的精神需求较远,未意识到谶书“迷信”问题的病根在于民众的文化潜意识。换言之,他们对《推背图》之社会影响的分析虽看对了“病症”,但没有开对“药方”。

  其二,读书人对民众传阅《推背图》之精神需求的理解与认可。

  一些读书人视《推背图》为普通民众聊以自慰的“闲话”。有人称,金批本《推背图》关于未来的预言“好像有点意思,当作闲话说说亦可”;该书第 39象谶言“旭初升,人都哭”中,“旭”字“难道是指旭日旗而言吗?哭的人却实在不少了”。其借《推背图》之言间接批判侵华日军给中国人造成的灾难。金批本《推背图》第 39象颂词云:“十二月中气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罗。一朝听得金鸡叫,大海沉沉日已过。”这一象图文极易引发人们对东邻日本的联想。许多读书人像普通民众一样,认为该象影射抗日战争。

  不少读书人肯定《推背图》预言对普通民众的心理安慰作用。有人提出,以《推背图》这种迷信反抗民族压迫的形式固然不足为法,但从中“可以看到中国民族运动深入民间的一个侧面”;“在严厉的政治压迫之下,还要想尽方法来推进反民族压迫运动,这种精神实在可佩服;这种作法,也值得供我们参考”。一位署名“林莽”的作者赞同民众借助《推背图》猜测时局的做法,认为“这倒不是如严正之士所谓的消极和逃避”,而是“人类还要继续活下去的表示”;关注预言的心理及其延续“就构成人类的历史和改革了人类的生活”。作家唐弢对抗战时期民众追捧《推背图》的现象表示同情。他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社会生活运行的规则与秩序一时难入正轨,民众只好“过着猜谜的日子”。尤其在日军侵华的危局中,一些民众“又来翻查《推背图》,诿一切于定命,要从六十个连图带字的谜语里,猜出这四千年古国的前途来”。这些读书人清楚意识到《推背图》对于民众的心理安慰作用,并予以理解和同情。

  知名学者虽未公开谈及《推背图》,但默认易占传统的心理暗示作用。比如,吴宓、陈寅恪等人曾通过易卦占卜预测抗日战争的结局。1937年 7月 27日,日军进攻北平南苑,颇有占领全城之势。当晚,清华大学教授吴宓以易卦占卜中国命运,得“解”卦。因为此卦辞文不易解读,他请教陈寅恪,陈说:“此是吉卦。”吴因而稍感安慰,整衣而卧,“以静待天命”。另外,西南联大的沈有鼎教授曾运用易卦占卜选择避乱方式,与几位追随者成功躲过日军飞机轰炸,因此赢得钱穆、闻一多等人的推崇。显然,传统易卦占卜为时人应对战争形势变化提供了一定的心理依托。与之相应,附会“易卦”的新编本《推背图》至少在形式上增加了些许可信性。

  其三,读书人利用《推背图》预言鼓舞抗战胜利信心的机智与策略。

  面对《推背图》在城乡社会广泛流行的实际情形,一些读书人凭借其知识优势解读该书预言,借以激励民众抗战胜利的信心。1938年,有人将《推背图》与《烧饼歌》预言一并分析,称抗战“最后之胜利,必属于我,民族复兴,可操左券”,1941年,“伪满运终”。如其所言,这种分析意在借助谶书“鼓励民志”。不过,1941年之后,伪满洲国仍然存在,这种“鼓励民志”的预言落空了。

  1943年,高龙生创作了三幅《新推背图》,预言同盟的德国、意大利与日本必然战败。其预言诗云:“十字架下一匹布,田有赤土血染红。太阳贯穿一条木,三寇命运一般同。”第一幅图配合第一句诗“十字架下一匹布”,即希特勒的“希”字;第二幅图配合第二句诗“田有赤土血染红”,即墨索里尼的“墨”字;第三幅图配合第三句诗“太阳贯穿一条木”,即东条英机的“东”(東)字。这种做法虽似文字游戏,但确是借《推背图》传播抗战胜利的希望。

  高龙生创作《新推背图》的方式,客观上呼应了国民党将领冯玉祥以《推背图》鼓励军民抗战精神的手法。1937年 10月,冯在《我们一定胜利》一文中列举了“中国必胜”的 11项依据,其中第 8项依据是《推背图》上“已经预定”。冯解释称,他在去青岛的途中遇到了一位 60多岁的上海老人,这位老人向同船而行的旅客介绍说自己“看见《推背图》上已经注定,即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同时,冯也表示,“中国人民要一齐拼命,去争夺这种胜利”。冯如是引用《推背图》,未必出于其对该书预言的信从,但至少利用了该书在民间流传广、影响大的现实情形以及人们崇奉的“天命”观念。他虽肯定该书关于抗战胜利的预言,但同时表示必须“一齐拼命”夺取这种胜利,而非坐等胜利到来。冯的这篇文章客观上增强了人们对金批本《推背图》第 39象应验的信心。因此,无论读书人如何看待《推背图》,城乡普通民众热衷于讨论该书却是不争的事实。其中很多人像劳思光教授家乡的长辈们一样,相信《推背图》关于“日本在酉年战败”的预言,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抗战的“民心”基础。

  整体而言,读书人对《推背图》及其社会影响的认知各有长短,促使人们进一步反思谶纬文化与民众心态的关联。由于忽视了普通民众的社会处境与心理需求,读书人批判《推背图》的公共舆论尚不足以改变民众对于该书的精神依赖。在此情势下,冯玉祥与部分读书人借助《推背图》激励抗战胜利信心的做法,确有因势利导的实用意义。

  三、会道门借《推背图》破坏抗战与中共的政治应对

  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与华东的社会局势日趋动荡,普通民众更热衷于议论《推背图》之类的谶书。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们通过算命、相面、占卜、堪舆等方式解决生活疑问的现象实为寻常。有报纸广告称,“半觉居士”以佛法为人推命,“所言屡中”。还有广告称,“惠思道人”精通“相法”,“善断吉凶休咎穷通富贵,确有独到之妙”。直到 1948年,堪舆家谈养吾的作品还在公开售卖。在神秘文化氛围浓郁的社会环境中,普通民众把握自身命运的能力有限,因而或多或少都有“听天由命”的心态。

  华北民间的一些会道门以《推背图》所谓“天命”误导、欺骗民众,甚至得到侵华日军的支持。1932年,山东济南公安局破获李乐川伪称“天皇、地皇、人皇”的匪案。李氏供称,《推背图》有“十八子为皇帝”的字句,其姓李,符应天象的暗示,因而想“起事”。1933年,山东省长山县的“一心堂”会首马士伟辗转来到天津,投靠日本人,在前日租界设立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自行称帝。其信徒借助《推背图》的谶言向调查该会的日本人展示马士伟称帝的“天命”。1936年 7月,河北武清县柳行镇人张海与其子张振鸿在天津售卖假《推背图》,内有“双日照燕山,混闹百姓不安,太极真主出现时,手拿夜旗赶上天”等语。这二人旋即被当地警察以“妖言惑众”罪拘获。20世纪 40年代,天津一贯道得到日伪政权扶持,其佛堂的外间墙上常悬《推背图》《刘伯温碑文》等谶书。1942年,北平的先天道首领江洪涛接受大东亚佛教会理事长光冈法师的驱使。该道门的黄色三角形会旗“据说是按刘伯温《推背图》制的”。李乐川、马士伟之类的乡村“能人”多见识、善鼓动,“在时局不靖,民心浮动时,他们很容易在《推背图》、《烧饼歌》之类的东西蛊惑下铤而走险”。实际上,《推背图》与近代所有民间宗教的教义都没有关系。一些会道门接受其观点,“只是为了扩大自己预言的影响”,可能在某个特殊时候,将该书中的某句话作为“激发群众政治行动的信号”。这些会道门公然利用《推背图》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民众普遍相信该书反映的“天命”观念与易占传统。

  还有一些会道门在侵华日军的扶持下为虎作伥,用《推背图》消解民众的抗战意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北方地区的农民仍深受传统图谶文化的影响,加之旧式戏剧的熏染,普遍相信“凡事有定数,无所谓反抗和斗争,一切均是‘天意’ ”。这种具有“宿命论”色彩的历史观念很容易被敌人利用。山东的一些会道门接受侵华日军训练而成为汉奸,刻意利用《推背图》蛊惑人心。当八路军在山东增扩民众团体时,有会道门宣称,《推背图》上写着“单看龙蛇跨马,五洋大闹中华;西方佛子回去,胡儿对对还家”。其意在诱导民众相信五洋各国进攻中华是上天注定的“劫数”,必须等到“西方佛子”撤出中国,侵华日军自然就回日本,而民众也不用参加抗日活动。当八路军宣传扩军时,这些会门又造谣说:“牛八领兵下江东,十八子把帝封。”其将这谣言的意思解释为朱德领兵南下但不会成功,将来是一位姓李的人得天下,因此民众不必参加八路军。这些借《推背图》制造的谣言也的确迷惑了不少乡村民众。

  平绥战线的失败,是汉奸们利用《推背图》破坏抗战的重要案例之一。1937年 10月,有人在《大公报》上撰文分析了平绥战线失败的汉奸因素,指出平绥一带的汉奸势力非常庞大,也特别活跃。他们对《宪书》中“宜立志救护祖国”等字句大肆歪曲,以此证明中国一到 1937年阴历八九月间就会亡国,“并且顺便就证明了中国的亡是天数难逃”。这些汉奸解释称:“本来吗,宪书不是‘钦天监’算出来的,《推背图》推出来的吗?那还会有错?”普通百姓缺乏政治辨识力,容易被汉奸的这种诱导性言论裹挟,而地方政府对汉奸破坏抗战的文化手段置若罔闻,其后果是“在华北各线的战争中,平绥线是首先崩溃了”。平绥战线的失败固然有其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局限,而汉奸利用《推背图》瓦解民众抗日意志的手段实不可忽视。只是国民政府对传统谶纬文化的潜在危害虽有清醒认识,但未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面对会道门与汉奸力量的造谣生事,中共对其着力批判,引导民众走出《推背图》等谶书的迷信误区。1941年,山东民主政府公安厅厅长刘居英在全省县以上锄奸干部联席会议上报告,特别提到侵华日军利用会道门和《推背图》鼓动民众放弃抗日的行径。1942年 1月 16—19日,中共太北区党委和一二九师政治部鉴于许多群众受离卦道的蒙骗而参加涉县暴乱,在当地联合召开文化界座谈会,讨论华北文化建设问题,同时要纠正文化宣传工作脱离群众的偏颇。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华北新华书店总编辑王春记载,作家赵树理发言时特地展示了他从老百姓家里借来的《推背图》《太阳经》《老母家书》《麻衣神相》与《洞房归山》等书。赵认为,这些旧时的图谶、民间宗教文本以及占卜类书籍“才是在群众中间占着压倒之势的‘华北文化’ ”。他进而解释说,这种“华北文化”之所以具有压倒之势,“是因为它深入普遍,无孔不入,俯拾即是,而且其思想久已深入人心”。此后,华北各根据地进一步通过识字班、文艺演出等方式进行破除迷信的宣传和教育。1942年 10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出台了冬学运动方案,促进“群众关心行政,参加选举,了解三三制的真义,启发民主精神”。在这些宣传教育活动与乡村土地改革的合力推动下,华北根据地的很多贫困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翻了身,感觉根据地的“天”不同于沦陷区的“天”。不过,不少农民的传统心态虽然“历经空前的激荡和改造”,但其仍旧相信“天命”和鬼神,因为在其内心深处,翻身后的政治风险仍是自身难以把握的隐忧,他们的命运还要听从上天的安排。

  抗战胜利之初,很多人认为金批本《推背图》的第 39象“影射中日相争”,也有人继续批判该书预言的荒诞性。胡陵提出,抗战胜利是“我们全民族忍受了最大苦难,执行了艰辛的战斗,用血换来的结果,不是侥幸,也不是宿命的”;一些人将此当作《推背图》预言的实现,则是“可怕的歪曲”。但在接踵而至的解放战争中,依赖该书预测时局者仍大有人在。不少人开始猜测谁可能是《推背图》第 40象所预言的那位将统一中国的“小小天罡”。1946年夏,华北新华书店总编辑王春提出,当时禁锢民众思想观念的“封建文化”大约有 6个方面:其中最“高等”的方面是那些以《推背图》《东方朔》等书预测未来“世界前途”的人,他们在乡下尤其受人尊敬;这些“封建文化”盘踞民众的头脑中,非常难以改变;应当积极动员人民参加农会与工会,学习时事政治,这样“《推背图》、《东方朔》再不上场”。显然,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战争环境中,不少民众仍眷恋传统谶纬文化,从中寻求心理安慰与命运方向。其臣民心态的改变有待于社会的整体进步。

  余论

  抗战时期,新编本《推背图》成为各界普遍关注的重要图谶预言。该书在城乡社会得以广泛传播,实与官方的解禁、战争的刺激、出版商的营销以及知识界的评论密切相关。诚然,传统谶纬文化本身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在日军侵华引发的社会危机中愈发显出其塑造民众心态的力量。

  《推背图》等“图谶”明显制约着抗战时期民众的政治态度与行为策略。虽然经过新文化运动的启迪与国共两党的政治动员,但普通民众仍深受传统臣民心态的影响,执着于“天命”观念与易占传统。他们相信世道变化自有定数,非自身之力可以左右。他们在乱世之中,等待符应“天命”的强人应运而生,如大旱之望云霓,却不甚关心自己在共和时代应有的政治权利与人格尊严。从文化潜意识的角度看,他们习惯于将自身看作是一种不具有独立精神与人格的“身体化”存在,也习惯于以臣民心态接受所谓符应“天命”之统治者的管理与教化。对其而言,走出臣民心态的过程注定复杂而艰难。

  诚然,抗战时期的普通民众虽较多相信《推背图》反映的“天命”观念,但也希望“天命”切合其社会期待。上海市民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纷议《推背图》的现象表明,普通民众倾向于从命理的角度看待该书的预言。他们相信个人有“人命”,国家有“国命”,《推背图》预言大体是个人命理在国家层面的延伸与扩大,“人命”与“国命”均与“天命”密切相关。由于现代“科学并不能为人们解决所有的问题,尤其是人类社会自身的问题,个人的命运问题,人文学科在这方面又没有发挥足够大的作用”,因而传统“命理”观念在民国时期仍受追捧。面对侵华日军造成的社会危机,普通民众既想顺应《推背图》所示的“天命”,也希望“天命”能符合自身的利益诉求。换言之,这一时期的《推背图》传播展示了“民间的情绪反应与社会期待”。

  《推背图》属于传统术数的产物,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对于未来局势变化的好奇心,但终究只是“致远恐泥” 的“小道”。其体现的“天命”观念确有令人误入“宿命论”泥沼的风险。更关键的是,该书容易被心术不正者歪曲利用,甚至成为汉奸协助日军统治华北的文化工具,从而增加中华民族解放的阻力。不过,1945年抗战胜利反而促使诸多民众更为相信《推背图》预言“天数”的灵验,无形中强化了其臣民心态。这是中共在解放战争中仍须面对的社会深层问题。

  总之,《推背图》为抗战时期的普通民众带来心理安慰,同时也促使其继续保持臣民心态。然而,没有普通民众的思想觉醒与政治权利保障,也就无所谓近代政治革命与民族解放的最终胜利。在普通民众如何走出臣民心态的问题上,抗战时期的《推背图》为后世留下一个悠长的历史背影。

  (作者:李俊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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