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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世界史话语
作者:董欣洁 来源:《江海学刊》2021年第4期 2021-12-16

  内容提要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世界史话语,是指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在世界史领域的阐释和论断,其立足点始终是围绕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通过和平互利原则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的伟大实践。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世界史话语是对这一世界变革进程的理论阐述,其基本特点是将民族性和世界性较好地融为一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世界史话语经历了三个基本发展阶段,具有丰富的研究内容。这种话语探讨是在中外历史比较中发展起来的,为世界史学科形态构建提供了基本理论框架和分析方式,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对人类历史进行纵向和横向的综合研究。这种话语探讨从人类社会的生产和交往两种基本动力出发,阐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性,阐明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趋势蕴含在世界历史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特殊性和一般性的双重辩证统一之中,显然将在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具体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世界史话语 唯物史观 全球史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世界史话语,是指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在世界史领域的阐释和论断。这些阐释和论断蕴含在研究者各自的论著之中,体现的是中国学者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定位判断,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史研究和世界史研究长期的、复杂的共生关系,但至今还很少受到学界的关注。事实上,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世界史话语研究始终围绕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立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努力对世界历史做出时代性的科学分析、判断和总结。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就在于这是通过和平互利原则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的伟大实践。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世界史话语是对这一历史进程和现实发展的理论阐述,集中体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实关怀、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将民族性和世界性较好地融为一体,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世界史话语自身发展的基本特点。本文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萌生开始,梳理了三个基本发展阶段,分析其在世界史话语上的概念和研究内容,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共同构成了世界史学科的基本理论话语框架,有力地支撑了中国世界史学科形态的科学构建,并将在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具体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917~1949年

  1840年以后,中国被资本主义列强逐渐拖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如何救亡图存是中国知识界迫切的时代任务,史学亦不例外。20世纪初,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形成、发展,其基本特点是注重研究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萌生以后,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中,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明确中国的历史定位和发展方向,运用实践检验和进一步发展理论,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基本学术态度,同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世界史话语上的研究特征。这一点首先体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李大钊的具体成果中。

  李大钊在1919年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而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许多将其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这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现实应用问题。

  李大钊在1920年《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指出:“人类的历史是人在社会上的历史,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史;而社会一语,包含着全体人民,并他们获得生活的利便,与他们的制度和理想;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将来的历史亦是如此。”他认为,1914年的大战是从前遗留下的一些不能适应现在新生活新社会的旧物的总崩颓,由今以后的新生活新社会,应是一种内容扩大的生活和社会,“就是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这是对人类历史实践性和未来走向的清晰论断。在此前提下,李大钊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具有坚定的信心。1924年他指出:“要在未来民族舞台施展我们的民族特性,要再在我们的民族史以及世界史上表扬显着我们的民族精神。”

  针对中国面临的复杂国际局势和艰巨社会革命任务,李大钊1925年指出:“帝国主义是什么?就是资本主义发展之结果,武装之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之侵略中国的手段是利用反革命势力以压制革命。”1926年他指出:“1914年的大战只是英、德帝国主义间利润之争的结果,现在各国帝国主义者间利润之争亦必然的要造成第二个世界大战,它的危机一天一天的迫切;这未来的新帝国主义战争恐怕要以中国及太平洋为中心,日本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即是世界大战的导火线。”在这个前瞻性判断基础上,李大钊进一步提出:“中国和英国在世界革命运动中所居的地位最为重要,因为英国是世界市场中欧洲产业的代表,而中国是英国帝国资本主义销售商品的重要市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扩大,就是英国帝国资本主义销售商品市场的缩狭,这个缩狭将促起普遍危机的迫近,加速世界革命的爆发。”

  对一战及世界局势做出清晰判断的还有蔡和森。1924年蔡和森在《社会进化史》中分析了1914年大战及其后的资本主义衰颓,指出一切生产必多少分配于各国,阶级的平衡是建筑在经济的平衡之上,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间的平衡异常重要,没有这种平衡一切生产都成为不可能;世界市场缩小的结果,经济恐慌日益严重,资本国家间之争端达于极点,国际关系之平衡异常动摇;所以阶级争斗随着国民收入之减低而愈趋愈严厉,这就是现在社会冲突的症结;“物质基础越有限,则阶级争斗越严厉”。

  同样,瞿秋白也运用唯物史观来综观全社会(世界)各种复合的经济关系及历史上各种社会制度。他在1924年的《社会科学概论》中指出:社会现象是人与人之关系及互动,推断一切现象之客观的原因及结果,并且求得共同的因果律,便是科学;人类社会是一种经济协作的组织(劳动结合),协作的形式随着生产方法而变;社会变易的根本原因必定是生产力之发展;未到资本主义之前,各地域每每自成其为一社会,资本主义发展开拓之际,各地域的独立社会已经变成整个世界社会之一部分,各部分互相接触的过程里必定演成种种复合形式;中国的宗法社会与小商业社会遇见国际帝国主义的渗入,便成“新封建军阀加帝国主义经济”的一种新复合形式;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时期已成世界的,这世界的资本主义发达到极点时必然有无产阶级革命发生。

  李大钊、蔡和森与瞿秋白的共同特点是关注到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在世界大势演变中的作用,从世界市场这个关键因素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抓住了资本主义发展连通世界这一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重大变化,阐明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以及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世界应当持有的基本分析思路。

  李达1926年的《现代社会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在分析欧美日之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李达提出:资本阶级国家虚伪主张全民政治,而事实上实为一阶级之民主主义,“欲谋普通的民主主义之实现,必经历劳工专政一阶级”,而在资本阶级专政期内则决无实现之可能;社会主义革命之目的,在改变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为社会主义经济组织,而达到目的之手段则在推倒资本阶级权势,由自己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前者谓之经济革命,后者谓之政治革命”,故欲谋经济革命之完成,必先实行政治革命。他分析国际帝国主义者侵略世界弱小民族之方式有三种,一是可独吞者则独吞之,二是不能独吞者则分割之,三是不能独吞亦不能直接分割者则以变相之分割方法处理之,中国就是被第三种侵略方式变成的“国际的半殖民地”;相应地,民族革命之步骤,第一在树立政治的经济的独立,第二在以加速度发展其本国产业,力谋与先进国之文化相齐,以构成世界文化,形成世界大同社会之基础。李达对资本主义民主狭隘性的分析,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别国手段的分析,特别是对民族革命阶段性和革命历史作用的分析,今天看来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刘剑横在1930年的《历史学ABC》中进一步分析了历史学的实践性作用。他认为历史学是解剖人类过去的活动,社会的构造、形成、崩坏、变迁事实的科学,是能帮助人们了解现在所发生一切的科学;历史学的目的,是以从人类活动的过去遗迹中寻求其社会变革的法则为其消极目的,更以此法则指导人们了解现在、创造未来为其积极的实践目的;历史学的实践性作用体现在它指示人类以过去的经验来告诉现代社会的利弊,使人类重新作更完善的集聚、配置、组织自己的势力以发达劳动生产,过更进步的共同生活。其中对世界演变大势的判断,与李大钊的前述观点及《史学要论》有学术呼应之意。

  1936年何干之在《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中驳斥了二三十年代“殖民地脱化说”的谬见。“殖民地脱化说”认为,殖民地(如印度)在帝国主义的支配下可以一帆风顺地完成工业化的过程,和平地脱出殖民地的状态而变为一个独立国家,即所谓“沾着帝国主义的洪福而近代化”。何干之依据印度和中国的具体情况分析指出:列强“绝对地”没有促进殖民地资本主义化或发展殖民地生产力的动机,它们只是打主意怎样从那里榨取最大利润,向殖民地输出的资本大半不是工业资本,即使投资于工业,也决不肯发展殖民地的机器工业,宗主国的资本输出不能促进殖民地的工业化过程。

  何干之明确指出:在欧洲,反封建运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在殖民地还要再加上反帝的任务;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民主革命有时代新内容,欧美各国民主革命是市民阶层领导完成的,在中国完成革命任务的不是市民阶层而是千千万万的工人农民;经济生活的联系性和不平衡性,使世界革命运动呈现统一性和多样性,中国现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必须先完成民主革命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从比较角度对当时中国革命性质的深入阐释。

  何干之1939年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进一步指出:自然商品经济发达到极点必转化为资本主义,并且中国实际上已有这样的嫩芽,然而帝国主义有意无意地扶植一切前资本主义关系,让它在农村里直接间接摧残农业生产力,强制中国提供不值钱的原料和劳动力,而给予中国的是高价工业品;从19世纪末叶起,资本主义跨进帝国主义阶段以后,世界经济已经形成一个统一有机体,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帝国主义能够建筑起世界经济体系无非是靠资本输出,资本输出只使殖民地经济变成宗主国的附庸,使中国和列强以农业国和工业国的分野来实现国际分工,此外并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列强的对华政策是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任务相对峙。何干之对中国传统经济转型、帝国主义维持国际市场及国际分工的意图、中国现代化历史任务的论断,体现出鲜明的世界历史视野和前瞻性;“以农业国和工业国的分野来实现国际分工”一言,直接击中帝国主义列强对外政策的要害。

  在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学者如何干之等人而言,所谓东洋社会的停滞,是当时世界史中急待解答的问题之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观代表人物秋泽修二的所谓中国社会“停滞论”引起了中国学者的警惕和驳斥。秋泽修二1937年在《东方哲学史》中提出:“中国哲学的全部历史从汉代起的发展一般是停滞的,哲学史的基础是汉以后明确出现的中国社会特殊结构,以小农业和家内手工业直接结合为基础的整个自然经济运动的反覆中表现的整个社会发展的停滞性,是中国哲学发展停滞性的物质基础;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以及建立在它上面的专制政治(或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根本限制了中国哲学。”秋泽修二还在《中国社会构成》里鼓吹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靠自身无法克服,只有通过外力打破,而“皇军的武力”将给予其最后的克服,使农业的中国与工业的日本结合。这是典型的法西斯主义侵略谬论。吕振羽对其进行了逐条批驳。他指出:中央集权的国家是封建制生产关系发展到后期的基础上产生的必然趋势,在中国自然也还有其他一些条件;“集约性的小农经营”是在封建生产方式局限内的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生产力“停滞”的结果,是中国农民对农业生产的创造和贡献;秋泽修二是用假马克思主义来歪曲马克思主义,故意颠倒因果,把自然条件提到第一位,意图反对中国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皇军武力”的胜利,只会造成中国历史文化中断,使中国国家和民族趋向死亡,造成人类史上最反动局面。

  尤为可贵的是,吕振羽对唯物史观在世界史具体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方法论探讨。他认为:历史唯物论只规定人类社会在客观规律性的下面采取一般的共同过程,但并不规定相同的历史阶段一定要经过相同长短的时间,更不否认世界史各部分都有其独自的特殊性(忽略这种特殊性,就不能了解具体的历史,会堕落到公式主义或原理论;把这种特殊性夸大到否认共同性的程度,就不能把握历史的规律性,会堕落到唯心史观或多元论)。他进一步指出:特定国家在特定历史时代所经历时间的久暂只有相对的意义,各有其自身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之辩证的统一过程,但较低级的社会历史阶段要为较高级的阶段所代替,资本主义要为社会主义所代替则是必然的。这些论断对此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世界史学术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和促进作用。

  对世界史研究理论的进一步探讨体现在华岗1940年的《社会发展史纲》。该书针对学界以往存在的不能把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置于世界史的全体范围内考察并给以正当评价的现象,提出历史科学的任务就是要求对于整个世界史从其联系上、运动上、错综上、生灭过程上去理解,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以这规律说明人类过去生活实践的总体,指出人类向前发展之历史的进程;世界史发展的一般原则并不能排除特殊性,只有把社会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作统一探究,才能复现各民族历史的具体内容。这是将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作为理解世界历史的基础,这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世界史话语上的基本分析思路。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起步开始,便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在抗日战争中总结历史经验,并提振民族自信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革命胜利经历了一个艰苦的摸索和实践过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世界史话语发展同样经历了一个艰苦的认识和研究过程,在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逐渐积累了重要的学术资源,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提供了学理支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时期对世界史的话语探讨,往往与社会规律、社会进化、社会发展、世界革命、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等主题联系在一起,核心目标是在世界史基础上探索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道路和方式,具有鲜明的研究主体意识,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态的科学构建。例如,1939年创刊的《理论与现实》杂志,由沈志远任主编,艾思奇、李达、侯外庐、翦伯赞等人担任编委,在《创刊献辞》中已经提出了“理论现实化”和“学术中国化”两大原则。吕振羽在1942年初版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分析如何吸收世界文化进步成果时,已经运用了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中国化的概念。但是,这一时期世界史本身的学科意识还不明显,对世界史本身应当具有的丰富内容还缺乏具体的实证研究。1943年翦伯赞曾经指出:中国史与世界史之间决不能划出一条绝对的界线,研究中国历史必须要顾到与世界史之间的关联。此言可以视为对这一时期世界史与中国史复杂共生关系的简要总结。

  1949~1978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国历史开启了社会主义时代的新篇章,改变了国际上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力量对比。外来封锁等因素限制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交往,这一时期国际局势虽然变化动荡,不过对新中国而言,“所谓天下大事,就是解放、独立、民主、和平友好、人类进步”。新中国愿意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新中国的成立为世界史的学术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世界史话语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在世界史研究中的学术价值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在如何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取得了新的进展,同时世界史作为学科本身得以建立。

  20世纪50年代初期,亚细亚生产方式再次受到史学界的关注和讨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社会形态理论发展过程中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过长期关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对此进行过广泛的讨论,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今仍有学术成果在产出。侯外庐在1943年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里就曾提出:研究中国古史的四项家法之一是必须对于亚细亚历史性作“理论的延长”。霍布斯鲍姆在1964年的《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导言》中指出:马克思首先关心的是建立各种社会变化的总规律,他对历史分期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新创了一个“亚细亚”或“东方”的制度,有阶级以前的社会经历了它自己的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时代,以及它自己的各种社会经济组织,其中也很可能还包括亚细亚方式。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史家深入细致地研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东方社会理论,乃始于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探讨。不同学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含义有不同理解,例如有观点认为它是指原始共产社会,还有观点认为是东方古代奴隶社会,或者是封建社会,等等。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判定人类社会演变(特别是早期)的各个基本历史阶段。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相关讨论中,主要的分歧是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原始社会还是奴隶社会。例如,侯外庐1955年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提出:所谓“亚细亚的古代”和“古典的古代”都是指奴隶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土地氏族国有的生产资料和家族奴隶的劳动力二者间的结合关系,这个关系支配着东方古代的社会构成,它和“古典的古代”是同一个历史阶段的两种不同路径。同持此论的还有吴泽。吴泽在1960年结集出版的《中国通史基本理论问题论文集》中提出:“亚细亚的古代”与“古典的古代”即人类社会历史中的奴隶社会阶段,前者说的是东方的奴隶时代,后者说的是西方的奴隶时代。田昌五1963年则指出:亚细亚社会形态就是原始共产主义,即原始社会形态,而不是什么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以外的、同它们并行的某种特殊社会形态;这种原始共产主义长期残留在各个阶级社会中,受到各个阶级社会的支配,因而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它不等于任何特定的阶级社会,而只是阶级社会中的原始共产主义成分。田昌五与侯外庐和吴泽的不同之处,在于除历史阶段的判断不同之外,他还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一个社会经济范畴,而不是一个地理名词。田昌五明确提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大体的描绘”,最好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晚期的研究成果,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来概述以前的社会发展史。这三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共同之处,则在于从方法论的角度运用这一概念来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分期,进而在分析中国历史发展具体特征的基础上,阐明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统一性。

  世界史话语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另一个显著进展是提出构建新的世界史体系。周谷城1959年提出:史学研究中只有运用辩证的唯物主义才有真正的全局观,国别史之和究竟与世界史不同,中国史之分别讲授并不等于说中国史不是世界史的一部分。这是对他1949年9月出版的三卷本《世界通史》编撰思想的进一步强调。1961年,周谷城在《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一文中指出: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惯常写法是借亚非古国为开端,然后古代史只讲希腊罗马,中世史只讲基督教、封建制、文艺复兴、民族国家、专制政府、“地理大发现”等,此后的历史则称为“欧洲的向外扩张”,被侵略的各地则不做正面的叙述,但实际上,希腊罗马并非凌驾于其他各地之上的世界文化最古摇篮,封建社会并非最早出现于欧洲,海外活动也并不限于欧洲人,要讲反扩张和反侵略,从亚非拉诸国本身的历史做正面的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世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否定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建立具有新观点新体系的世界史的时候已经到了。关于世界史新体系的探讨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如何破除“欧洲中心论”、建立新的世界通史体系是这一时期的核心问题。

  1961年4月,吴廷璆撰文分析了如何建立世界史新体系。他指出:目前世界史研究的迫切任务就是一部高等学校世界史教材的编写,世界是一个统一整体,世界史不宜将中国部分略去不提,世界史是要将人类社会作为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进行具体研究。吴廷璆明确提出建立世界史体系首先必须克服的是分期问题。他的方案是将世界史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分为五个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红线,参用综合年代法叙述每个时代总的特征和各国人民的具体历史;原则是将最先进的国家进入社会发展新阶段的时期作为这一时代的起点,同时照顾到各国历史发展的个别特性;每一个阶段包括了当时生产关系上起主导作用的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以及同一阶段中各地区、国家、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中国的周初或战国初期(公元前1122年或前475年)标志着世界进入封建时代,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640)到1917年是资本主义时代,十月革命胜利到现在是社会主义时代。这个判断一方面与周谷城《世界通史》重视整体世界史研究、关注世界各地相互关系的思路有所呼应,另一方面则更加明确地强调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具体分析世界历史作为有规律统一过程的一致性和多样性。

  针对学界以往存在的把希腊罗马型视为奴隶制生长过程正常方向,而把东洋型(即中国日本型)视为非正常方向的观点,吴廷璆提出自己的认识,他指出:奴隶制是古代世界的普遍现象,东方的奴隶制在时间上比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既早且长,地区也很广泛,希腊罗马的奴隶制不能算作典型,将“不发达的”或“早期的”奴隶制这种称呼强加在东方国家的历史上是不全面不科学的;古代中国进入阶级社会远比欧洲各国为早,中国的封建社会在世界史上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不能再将西欧封建社会作为典型,要进一步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用“野蛮”“黑暗”“衰落”等词句贬低中国历史的错误观点,驳斥他们的种族偏见和西方文明优越的谬论;在社会发展的道路上,西方国家除了在资本主义上升期之外,在整个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其前进的步伐显然都是很迟缓的。这些判断对破除“欧洲中心论”的消极影响具有积极的学术价值。

  吴于廑在1964年系统分析了世界史研究中由古及今的各种中心论,提出它们都是不同时代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反映,中心论的表现形式虽是地理的,其实质则是阶级的。吴于廑指出:欧洲中心论者是以欧洲为世界历史发展中心,用欧洲的价值观念衡量世界,认为在欧洲文明发生以前,所有其他文明都只是它的准备;在它发生以后,全世界的历史又必然受它支配和推动,是它的从属品;他们把世界分为文明的欧洲和落后的非欧洲,认为只有欧洲历史才具有推动全人类进步的意义,这种观点支配着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思想和世界史的编纂,也支配着那些向西方鹦鹉学舌的史家;要反对“欧洲中心论”就要探索如何在世界史中正确体现世界的观点,做到了这点,“欧洲中心论”就可能不攻自破。吴于廑抓住了世界通史体系编撰中的核心问题,即如何体现“世界”,实际上,他的后续研究都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

  刘大年1965年在《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一文中阐述了何为世界历史的中心。他提出:世界历史在一定的时间里是有发展中心的,不过既不是固定在西方,也不会固定在东方;世界历史发展的中心应当是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主要潮流所在的地方,哪里卷起了吸引世界阶级斗争的风暴,哪里形成了改变世界面貌的人民革命的潮流,旧世界在哪里被推翻,新世界在哪里成长起来,世界历史的中心就是在哪里。他具体指出:现在世界上有两大历史潮流: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潮流,一个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潮流,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在亚非拉美人民的斗争下正在土崩瓦解,世界的面貌每一天都在发生改变,站在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斗争前沿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当代世界历史的一个中心。这是对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和亚非拉美地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历史意义的科学认识和辩证阐释。在世界历史分期上,刘大年和吴廷璆持有相似观点,他也认为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新的社会制度应当是划分世界历史时代的客观标志。

  作为世界史话语的基本载体,世界通史教材的编撰提上了日程。1961年4月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开始了本国有组织的教材建设,其中教材编写计划包括由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和《世界通史参考资料》。1962年周一良和吴于廑主编出版的四卷本《世界通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世界通史性作品。其中的上古部分写到公元五世纪,专列一章“上古时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中古部分起于西罗马帝国奴隶制崩溃和西欧封建制产生,终于17世纪前期,专列一章“中古时代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关系”;近代部分两册始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结束于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将17、18、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中国放在亚洲各国反封建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来叙述。这部作品对当时学界讨论的共识多有体现,对世界史书写中如何处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进行了新探索,是中国世界史学科建立的标志性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中国人口5.54亿,占世界人口的21.9%。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人口大国,“中国革命是带有世界性质的”,中国的建设发展同样是带有世界性质的,其核心是一个连续发展的文明国家如何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国民的共同富裕。这反映在世界史研究中,就是对世界范围内的人类社会形态演化的重视和分析,主要是探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在世界通史编撰和具体研究中的应用。相应地,围绕这个主要理论问题,这一时期的世界史话语探讨,主要集中在分析原有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提出新问题(构建世界史新体系)两个方面,并引申出如何破除“欧洲中心论”、确定世界历史分期断限、确定历史发展中心等关键问题。对这些理论问题的讨论,一方面使世界史学科的主体意识显著增强,另一方面对此后世界史的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具有积极的引领作用。

  1978年至今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急需对外国历史和现实情况的翔实研究,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获得了时代机遇,到2011年正式成为一级学科。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和全球经济分工体系,经济水平显著提高,国际交往极大扩展,成功地开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器,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共同发展。社会生活现实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世界史话语探讨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即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引入世界史体系研究,形成了由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共同构成的世界史学科基本理论框架与分析方式。当然,这是一个逐渐发展起来的认识和研究过程。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学者对世界史以往的学术发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总结。例如,陈翰笙1983年分析了对当时研究世界史的两种看法:一把世界史看作一个整体,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去了解、探讨各种重大的课题,如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各地区的封建社会有什么区别,各国的资本主义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帝国主义怎样兴起又怎样没落,还有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各有不同的特点,等等;二把世界史看作是国别史的总和,认为把各国的历史弄清楚了。就算是把世界史弄清楚了,因为有了这个观念,研究世界史的人就不再把中国历史放在里边了,也有人认为既然中国史已经讲过了,讲世界史就不必重复了;他明确指出第二种想法是错误的。陈翰笙提出,研究中国历史还必须研究世界历史,只有如实看清世界的历史潮流,才能更看得清中国的历史潮流。这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取得学术成果的巩固和再强调。

  陈翰笙指出:“历史学之所以成为科学,主要是由于它以生产方式为中心,特别是以生产者为对象。”因此它是一种综合性的学科,社会生产方式是一个包含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一起的整体,所有制和政权确实非常重要,但在生产方式整体里只是一个方面;暴力可以改变某种所有制,也可以推翻某个政权,但不能摧毁某种生产方式,或任意制造某种生产方式;国家的强弱盛衰,从根本上讲是靠它的生产方式,一个具有先进生产方式的国家总是强于生产方式落伍的国家;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始于16世纪,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想标本。这不仅阐明了历史学科的科学性质,而且强调了生产方式对世界史研究的重要性。

  对世界通史体系的新探讨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关注的热点。例如,李纯武1982年提出:以社会经济形态为标志划分不同质的社会阶段是一个科学原则,具体的问题往往是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在什么时候形成和确立的。李纯武认为:西方学者习惯于以欧洲历史为世界历史的主体,这是侧重一隅看待全局,有意无意地对欧洲以外的历史持虚无主义态度,忽视了世界历史的整体性。他把世界史的“中心”看作一个个各具特色的文明实体,各以其物质的和精神上的成就影响过历史的总体,中心有时只有一个,有时往往在世界上形成多中心的局面;近代欧洲这个历史中心从17世纪延续到20世纪初,其鼎盛只在19世纪;世界历史的纷繁早自人类进入奴隶社会,在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经济形态并存的时候就开始了,进入封建社会情况更为复杂,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复杂程度又会深一层。所以,李纯武提出世界通史的书写结构不宜用国别史、地区史分段组合的形式,而在于抓住它们对世界历史总体的贡献、作用和影响,综合个别,形成整体,呈现一个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归结点更多地落在世界历史的有机统一性。这些观点今天看来仍然蕴含着重要的学术启发价值。

  关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李纯武提出要通过世界历史反映中国的世界地位。他认为,中国的经济文化对外国发生了怎样的作用,要从世界历史的学习中结合有关国家的历史进程来理解;中国的先进生产力、文化成就、政治制度都影响到周边国家,“中国文化圈”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具体地反映了中国的世界历史地位;近代以来世界日益联为一体,在近代世界交往日益密切的大潮中,适应的就进步,不适应的就落后;世界历史包括的丰富教育因素,有助于培养面向世界和对外开放的意识。这是对世界史学科重要性的朴素说明。

  郭圣铭1984年提出当前的一项迫切任务是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体系。他明确提出:“中世纪”的概念只适用于西欧,没有普遍意义,在世界史分期中应当摈弃中世纪这个词,而把公元5至17世纪的世界史改称为“世界中古史”。他认为,应按照五种社会经济形态连续向前发展的顺序,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分为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四个主要时期,“并且按照地理位置把世界划分为几个平行的地区,如东亚、伊朗和印度,西亚和埃及,东欧、西欧,美洲,非洲等”,在每个历史时期内分别权衡各国或民族在当时世界上所占的地位,将之列为单元按照年代顺序叙述;阐明每个时期内世界各族人民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的具体情况,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指出世界历史发展中的方向。这反映出中国学者对世界史研究中某些传统概念的反思。

  刘远图1984年提出,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理论是探讨世界通史体系问题的准绳。他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学者的世界通史体系,指出西方体系的问题是不承认社会制度更替的客观规律性,不承认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具有英雄史观和唯心史观以及“欧洲中心论”;苏联体系的主要问题是把具体的复杂历史过程模式化、简单化、概念化,“欧洲中心论”尚有影响,为帝俄和苏联的对外扩张辩护,夸大帝俄和苏联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要克服西方和苏联体系中重西方、轻东方,重大国、轻小国的错误倾向。刘远图结合马克思关于三次资产阶级革命的比较,和列宁关于近代史第二与第三阶段的分期,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确立、发展和走向衰落的三个历史分期,分别是1566~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确立时期,1789~1871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在世界胜利的时期,1871~1917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即把16世纪的尼德兰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这个把最早出现的新社会制度视为分期断限的思路,与刘大年和吴廷璆的前述观点,具有内在的推进性。

  前述学者的成果,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世界史话语在社会形态理论研究上的进展。对中国史与世界史关系、世界历史具体分期断限、不同时期发展中心的新研究,表明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纵向发展的把握日益深入。但是,如何从全局着眼把握世界范围内的复杂历史运动,仍然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正如陈翰笙1978年指出:单纯的分期叙述并不意味着能够说明社会组织如何转变,要分析阶级关系、组织体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及其发展的各种原因,还应将各大洲或各国同类型的社会尽可能地作比较,说明它们之间相同和相异的情况以及互相影响的事迹,这样有助于证实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性,从而使读者明白“一个社会的转变和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这也就是霍布斯鲍姆所说的,为什么在不同的社会或文化环境和历史传统中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范式和概念,以及它们是如何产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世界史理论话语上的新突破,就是在世界历史纵向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横向研究。

  这一时期世界史话语的理论拓宽主要体现在吴于廑的具体研究中。早在1978年,吴于廑就归纳了从全局考察世界史应当注意的几类问题。第一类是对某一特定时期不同地区的历史进行综合比较研究,例如7、8、9世纪亚欧大陆和北非地区发生的近乎平行的历史现象(即民族迁徙动荡之后出现的政治比较稳定局面),再如15、16世纪东方西方在印度洋和南海的航海势力消长过程是怎样出现的。第二类问题是特定地区和世界史全局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例如对中亚同东、西、南几个重要文明地区关系的比较研究还很少,应当把注意力从东西交通线、民族移徙线一类问题扩散开去,探索中亚社会经济发展及其与周围远近的联系。第三类问题是许多国家或地区都曾经历的重大历史运动,例如资产阶级革命,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共同现象,对这类共同现象的综合比较研究有利于阐明一个时期的世界历史潮流。吴于廑对这三类问题的提炼辨析,极大地扩展了世界历史横向发展的研究思路。事实上,关于中国历史中的封建制和奴隶制的分期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中一直存在不同意见。由此扩展到世界历史中的封建制和奴隶制分期以及具体书写,也可谓众说纷纭。吴于廑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根据封建制和奴隶制的经济基础都是农业生产的共同特点,将两者都归为农本经济,将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历程归纳为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互动和工业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两大主题。他的研究可简要概述如下。

  1982年吴于廑指出:从古代到公元13、14世纪,世界历史的主要矛盾运动是亚欧大陆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矛盾,其形式可以总括为游牧部族向农耕世界的三次冲击;第一次冲击浪潮约从公元前2000年代中叶开始并延绵到公元前第一千纪,第二次冲击从公元二三世纪持续到7世纪,第三次冲击从13世纪持续到14世纪;公元前后共约3000年南农北牧矛盾的历史运动结果是农耕世界的日趋扩大和游牧世界的日趋收缩。

  1983年吴于廑从农本与重商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世界史的横向发展转折。他指出:亚欧大陆东西方的封建农本经济都重农抑商,都是耕织结合的自足经济;由农本而重商的变化最初发生在西欧,16世纪前后尼德兰和英国的变化即农业和毛织业生产的商品化,是对封建欧洲农本经济的最初突破,是资本主义进入世界历史的起点;重商主义在西方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意义,不在于转瞬消逝的封建国家统一政权的威力,而在于国内外封建农本经济闭塞状态的空前突破,在于商业和工业的空前发展;不经过一个大力执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历史时期,虽然英国确实具有不少有利条件,也难说会最早出现工业革命;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后西方自15、16世纪起由农本而重商形成的优势,发展到决定性阶段,从这个阶段开始,东方国家才继欧洲易北河以东诸国之后,感到传统农本经济的存在正面临来自西方的挑战,这个挑战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工业世界对封建主义的以农为本的农耕世界的挑战。

  1987年吴于廑继续分析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指出农产品剩余的长趋势增长是农本经济孕育工业世界的前提,为适应千百万普通人日常服用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乡村地区工业(主要是纺织业),是孕育于农本经济中的工业世界的起点;近代的工业世界是对外扩张的世界,近几个世纪西方向世界各地的扩张,其实质是世界历史上扩张的经济体系对闭塞的经济体系的冲击和挑战。

  1992年吴于廑梳理了西方工业世界新兴时期(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叶)亚欧诸国对所受冲击的反应。他指出:资本主义追求利润和扩张市场的无限制,其实际意义就是推及全球为终极;英国工业革命后,法国、德国、俄国经历了传统农本经济的变革,先后进入近代西方工业世界;奥斯曼土耳其、萨非伊朗、莫卧儿印度、中国、日本等国对新兴工业世界的冲击各有反应,能从根本上变革传统农业体制的国家其反应多有成效,倘若局限于整政和整军,看不到改革传统经济体制的必要,不仅反应软弱无力,而且改革本身也不能持久;孕育了工业世界的传统农耕世界最后也要融入工业世界,近代工业世界是一个少和平、多暴力,少公正、多凌夺的世界。

  吴于廑的上述研究,是对他1964年提出的要破除“欧洲中心论”就要探索如何在世界史中正确体现世界这一观点的深入挖掘。他对世界历史横向研究的主要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吴于廑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经典论断“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入手,着重分析世界如何成为世界的演变过程,提炼出世界历史横向发展的核心主题和研究思路。这就是他在1985年归纳的:三四百年来,大体自易北河口迄莱茵河一线以外之东的社会进步阶级、阶层和人民为摆脱落后的农本经济及其传统统治的改造,亦即工业化和适应工业化的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造,以及这个过程中的矛盾斗争,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史的一个必须研究的主题,是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横向发展的主题;而对不同社会形态先后更迭的纵向发展的研究,有利于把历史横向发展的探讨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轨道。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吴于廑为199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撰写的专文《世界历史》之中。在1992~1994年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和2006年齐世荣主编的四卷本《世界史》之中,前述吴于廑的整体世界史观均得到体现。这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世界史话语分析框架的建立。

  运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人类历史进行纵向和横向的综合研究,逐渐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共识。学界对这两大理论本身的挖掘不断深入。例如,于沛2009年提出人类历史上的“交往革命”直接决定或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他认为马克思在论述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时十分重视交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与其相适应的交往形式的产生,交往形式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变化过程。庞卓恒2011年梳理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四次论说,提出马克思是要从世界通史的广阔视野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统一性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具体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关系进行总体探索,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检验和升华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为人类解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南。笔者2016年提出: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出发,在吸收中国学界和西方全球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以考虑细化世界史体系建设的目标,构建双主线、多支线的世界史编撰线索体系;双主线就是纵向的生产与横向的交往两条主线,多支线是构成或依附于两条主线的不同领域及不同层次的细节线索,这个编撰线索体系是历史发展合力的具体反映,其交互作用推动了世界历史的演进。对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视,有利于推动世界史具体实证研究的进展。

  2020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世界现代史》第二版,是前述运用社会形态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进行综合研究这一基本共识的最新体现。该书指出:世界现代史以20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作为研究对象;20世纪以来的世界史内容非常丰富,充满矛盾和斗争,世界大战、意识形态的斗争、社会制度的竞争、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与社会问题的解决、领土争端、民族冲突、宗教分歧等诸种矛盾问题相互影响,但其总的历史发展趋势、历史主线,仍然是人类社会的进步趋势不可逆转;今天人类仍生活在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历史时代”,即生活在人类社会命运相连的世界性整体的历史时代。这是对世界的现当代发展做出的科学论断。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世界史话语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根据相关统计,中国经济1979~2018年年均增长9.4%,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取得的发展成就,正如有关研究指出,使得世界经济有史以来首次显现趋同的趋势,1978~2017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GDP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从21.3%提高到35.3%,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GDP总额扩大了四倍,其中中国的贡献高达43.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就在于这是通过和平互利原则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的伟大实践。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世界史话语是对这一历史进程和现实发展的理论阐述,集中体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实关怀、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事实上,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世界史话语研究始终围绕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立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努力对世界历史做出时代性的科学分析、判断和总结。将民族性和世界性较好地融为一体,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世界史话语自身发展的基本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世界史话语推进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和发展,有力地支撑了中国世界史学科形态的科学构建。正如陈翰笙1978年指出:研究世界历史是为了通晓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形态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基本理论,共同为唯物史观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实际上,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新的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对具体研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要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就要更好地运用和实践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如何把握历史的横向联系并不是简单的问题。例如,李纯武1990年指出:“内因与外因的结合就是一种横向联系”,这表现在国家历史的发展上,也表现在局部历史事件的发展上;“历史内部诸因素也经常互相作用而决定历史的面貌”,这是另一种横向联系;“历史的横向联系,无论是内因与外因的结合,还是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作用或是其他,给历史带来的复杂情况都是显而易见的”。庞卓恒2009年分析了世界文明史上先进变落后和落后变先进的根本原因。他指出:生产力不能以使用什么工具来衡量,只能用劳动者的“效率”衡量,“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力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是促进性的还是促退性的,其衡量标准就是看它们对劳动者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生产能力的要求是激励还是压制,最终是从效果上看它们是否促进了劳动者生产能力的提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世界史话语,极大地促进了学界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为学科形态构建提供了基本理论框架和分析方式,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与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相比,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具体研究显然还有进一步的开拓空间。

  第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世界史话语是在中外历史比较中发展起来的。从初始阶段开始,李大钊等人就在中外历史比较的视野中分析中国的历史定位和发展方向,这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李纯武1992年从教学角度指出中外历史可以从以下三点互补。一是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是常态,世界范围内历史发展的不平衡现象显得更为复杂,各地区、国家或民族进入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有早有迟,世界文明中心不断变换或转移,国家的盛衰兴亡频繁发生。二是人类社会已经相继出现了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但是很难找到具有如此完整的社会发展经历的国家或民族,一些国家的这个社会阶段最为典型,一些国家的那个社会阶段最为典型。三是人类文明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都是世界各族人民的贡献,但是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贡献往往同中又有不同,有的还是各自特有的成就,文明多样性可以从国别史里反映一般性,它的独特性却只能从世界文明的总体中才能衬托出来。林甘泉1997年指出:新时期历史学的变化之一就是重视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借鉴西方近现代的史学理论和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无论是统一性或多样性,只有从不同国家历史发展的比较研究中才能得到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认识。这两种论断互为印证,充分说明中外历史比较视野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实现主导作用的重要性。

  第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世界史话语建设上的突出成就,就是将欧洲19世纪显著的历史优势尽可能地还原到世界历史纵向和横向框架中的具体时空点上,进而辩证分析其历史局限。换言之,就是剥离“欧洲中心论”的种族、地域和文明外衣,将欧洲的历史领先还原为西欧农业和毛织业生产的商品化,即西欧在生产特定领域的突破。这不是人类社会第一次在生产特定领域的突破,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就像资本主义生产要素在封建农本经济中孕育并脱胎而出一样,资本本身的狭隘性与其为了利益最大化而全面发展生产的趋势构成的基本矛盾,决定了“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以往生产方式的不同,还在于其生产建立在对市场的无限追求之上。资本主义虽然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各国的流通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交往行为,但资本主义国家的外部交往方式带有浓厚的暴力性,资本主义推动世界市场形成是通过殖民压迫等方式实现的,实际上是转嫁了资本主义初期发展的残酷历史代价。这就导致到19世纪中期还没有走向工业化的国家,普遍遭受资本主义强国的侵略和剥削,被迫承担了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灾难性波折。

  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全世界推行殖民主义之时,一方面努力维持自身作为工业国占领国际产业链分工的优势地位,一方面显著压抑欧洲以外地区的文化。史学作为文化中的文化,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正如有西方学者指出:对大多数西方教科书上的阐述而言,那些不太被启蒙运动的前提所浸染的、被征服的、沉默的或丧失资格的知识,通常被描述为非理性的、自然和原始的,其与物体、祖先、土地和精神世界的关系被确定为古老而迷信的;以欧洲国家为基础的研究占主导地位,不仅世界各地区在很大程度上被孤立地考察,而且在比较富裕的地区接受教育时,可能并不利于来自非西方和非北方地区的学者吸收土著知识。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转型在很多学者的眼中与欧洲殖民主义及其传播文明、进步和技术的观念尝试密不可分,有学者提出现代性和殖民主义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实际上,从1492年以后的世界历史来看,与殖民主义构成一体两面的概念不是现代性,而是资本主义。有西方学者归纳指出,“欧洲中心论”的批评者,如萨米尔·阿明、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和爱德华·萨义德都认为,西方社会科学是围绕着理解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和民主的“独特”兴起而构建的,因此根据其他民族和文明相对于西方所缺乏的东西来概念化其他民族和文明,并将其转变为缺乏文化多样性和历史的无差别“他者”;他们提出,只有认识到世界的历史是一种文化竞争和相互依赖的历史,才能克服“欧洲中心论”,把世界视为一个多中心的地方。这个判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即欧洲优势形成后如何处理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但是,多中心的、各部分相互依赖的世界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并不能单独构成批判立论的先验前提。只有回归到最基本的历史发展动力即人类社会的生产和交往,把欧洲的历史领先还原到其产生的具体过程,才能阐明资本主义本身的历史阶段性,“欧洲中心论”只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意识形态附生物。由此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的进步趋势实际上蕴含在世界历史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特殊性和一般性的双重辩证统一之中。

  综上所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运用社会形态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对世界史纵向和横向的话语探讨,建立在中国社会实践和世界现实发展的基础上,具有学术理论的可行性和前瞻性,有利于科学把握世界历史上错综复杂的社会组织、结构,制度之间的演化、共生、竞争及走向,显然将在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具体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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