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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放韩德勤:新四军的战略与策略
作者:吴敏超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1年第3期 2021-12-17

  内容提要:1942年底1943年初,新四军一边应对日伪军发动的大规模“扫荡”,一边与韩德勤等敌后国民党势力展开合作与斗争,在复杂、多变、危险的环境中探寻应对方略。1943年3月的淮北山子头战斗中,第四师在第二师和第三师各一部的配合下消灭韩德勤部,俘虏韩德勤,成功阻止国民党军王仲廉部和韩德勤部会合后侵占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企图。其后,新四军又从缓和国共关系和便利华中敌后形势出发,礼送韩德勤出境。捉放韩德勤,体现了新四军军事上采攻势、政治上采守势的战略,与重庆举行的国共谈判遥相呼应。这一事件也反映了国民政府在江苏敌后留置军政力量的最终失败,在华中日伪、国、共三方军事和政治交锋过程中带有转折意义,是新四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日益成熟的表现。

  通过1940年秋黄桥之战,新四军在苏北打开局面,站稳脚跟。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江苏盐城重建军部,并将新四军和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在华中地区坚持抗战,建立和扩大华中抗日根据地。1942年底1943年初,新四军一边应对日伪军发动的大规模“扫荡”,一边与韩德勤等敌后国民党势力展开合作与斗争。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探索应对方略,果断出手,适可而止,最终转危为安,赢得有利局面。其中,1943年3月捉放国民政府江苏省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是新四军巩固淮北、苏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事件,反映了国民政府在江苏敌后留置军政力量的最终失败,影响到抗战后期国共抗日力量在华中地区的消长。

  一、 应对日军“扫荡”:1942年底至1943年春的新四军和韩德勤部

  1941年初开始,日军把整理和巩固占领区作为对华作战的主要任务。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与华北处境相似,面临巨大的反“扫荡”、反“清乡”压力。不过,与华北有所不同的是,国民党在华中敌后留置了大批军政力量,新四军在与日伪军艰苦作战的同时,还随时面临与国民党军的摩擦战。此时,身处华中敌后的国民政府鲁苏战区面临日伪军进攻、物资与弹药缺乏、内部缺乏团结等多方挑战。正如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山东和华中地区敌、顽、我的三角斗争是长期的,三方中无论哪一方均不可能迅速解决问题。因此,新四军的战略部署须作长期打算,在逆境中站稳脚跟,逐步发展。

  1942年秋冬至1943年初,日军开始对以徐州为中心的鲁南、淮北和苏北地区进行一轮大“扫荡”,这一地区的新四军第四师、第三师和国民政府鲁苏战区于学忠部、韩德勤部等受到直接威胁。在日伪军“扫荡”危局下,新四军和国民党军的关系进入一个相对剧烈的变动期。国民政府鲁苏战区于1939年建立,统一指挥留置在山东、江苏两省敌后的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东北军背景的于学忠担任总司令,沈鸿烈(山东省主席)和韩德勤(江苏省主席)任副总司令。该战区位于敌后,处境较为艰难,不过与第一战区汤恩伯部、第五战区李品仙部之间,隔着南北走向的津浦铁路和运河,可呼应联络。同时,上述国民党部队之间也存在相当矛盾,如中央军与东北军之间、中央军与桂军之间。皖南事变后不久,毛泽东等致电华中地区军政负责人陈毅、刘少奇,请他们特别注意国民党军在华中的动态及蒋、桂在防区方面的矛盾——各欲置对方于危险地带,置自己于有利地带。这些矛盾的存在,有利于新四军开展统战工作,在华中地区坚持发展。相对而言,中共对东北军(如于学忠部)、桂军(如李品仙部)的统战工作较有成绩,与中央军(如汤恩伯部和韩德勤部)的关系较为紧张。1942年秋冬至1943年春日军发动的大“扫荡”,影响到华中地区国共关系的走向和实力的消长。其间的变化,与既往的国共交锋和合作历史、当时各自的实力处境、重庆正在进行的国共谈判,都息息相关。

  此轮“扫荡”于1942年9月从鲁南开始,位于鲁苏战区北部的于学忠部首当其冲。1943年1月,于学忠部新编第四师师长兼暂编第一师师长吴化文率4万部众投敌。2月中下旬,吴化文带领日伪军围剿国民党军,于学忠部主力第一一三师在安丘城顶山战斗中伤亡惨重,山东的国民党军回旋区域越来越小。3月,于学忠向蒋介石陈述山东险况,催请援军速来。此时,日军将华北伪政权移交汪伪政府,伪军换成青天白日旗后,“伪心益坚,伪势益张,在敌力渐弱之中,恐将继以伪力加强援苏援鲁。各军经年未到,到达愈晚,恢复愈难”。其中,“各军经年未到”,多少透露了于学忠的失望与不满。蒋介石根据形势,敦促此时在豫南由汤恩伯指挥的李仙洲部尽快入鲁。李仙洲毕业于黄埔一期,是蒋介石信任的嫡系将领。事实上,李仙洲部1941年即受命入鲁,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东进。1943年1月,山东局势危急,汤恩伯向蒋介石建议,将第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升任为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入鲁整理各部,归于学忠指挥。蒋介石采纳了这一建议。以中央军入鲁支援于学忠部、整顿山东部队,显示了蒋介石对维持山东敌后地区的决心。不过,后来的事实表明,李仙洲部在山东难以立足,只好于1943年夏末无功而返。山东既失,鲁苏战区名存实亡。

  日军在鲁南实行大“扫荡”后,即于1942年11月中旬开始,以第十七师团为基干,投入7000余兵力,对新四军第四师所在的淮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至12月中旬结束。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在《三十三天反扫荡战役述略》中进行了详细回顾。第四师参考华北反“扫荡”经验,跳出包围圈,迂回至敌人侧后方,在外线打击敌人。待日伪军“扫荡”接近尾声时,先寻找薄弱点拔除小据点,再逐渐恢复中心地区。

  1942年12月下旬,鉴于日军在“扫荡”鲁南和淮北之后,有可能集中徐州地区的华北派遣军和扬州、泰州地区的华中派遣军,联合“扫荡”苏北的新四军核心区,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计划紧急转移。陈毅等人向中央汇报了华中局转移的三个方案:一是向北,转移到鲁南;二是向西,经淮南、津浦路东、津浦路西转移到巢湖无为地区;三是向南,到苏中。第一个方案向北到山东,遭遇的“扫荡”可能与华中相等,而离开新四军自己部队及地区,存在一定风险。第三个方案向南到苏中,仍处于日军的大“扫荡”圈内,紧急时可能使指挥中断。第二个方案向西,活动范围大,可处在“扫荡”圈外,进行不间断的指挥。不过华中局离开了第一师和第三师两个主力师,也有风险。最后,陈毅等人的意见还是以向西为宜。1943年1月5日,毛泽东回电,基本同意华中方面的转移方案。另外,毛泽东告诉陈毅,整个抗战还需两年,要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此时,国共谈判正在重庆举行,计划将新四军编为八路军的一个军,取得合法地位,抗战胜利后开至黄河以北。毛泽东用“熬”字,暗示了此时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一边击退日伪军的“扫荡”和“清乡”,一边应对国民党军的封锁和摩擦过程中包含的艰难和坚持。同时,“抗战还需两年”的准确预判,又为中共军队咬紧牙关、克服困难树立了信心,积极进行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并提前进行战略反攻准备。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鉴于情况紧急,在未收到延安复电时,即于1942年12月25日分三个梯队离开苏北盐阜地区,向西越过运河,往津浦路东的盱眙地区转移。1943年1月10日,华中局和军部到达盱眙县黄花塘村,原驻在此地的新四军第二师师部迁往天长县大刘郢。此后,黄花塘地区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在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转移过程中,同在苏北地区的韩德勤部也开始考虑应对大“扫荡”的方策。1940年秋冬黄桥战役和曹甸战役后,韩德勤经过长时间整理,部队包括第八十九军第一一七师、第三十三师,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二师和独立第六旅等,约1.9万人,散布在曹甸(今属江苏宝应)、车桥(今属江苏淮安)等地,占有南北70里、东西60里的面积。因占据面积狭小,韩德勤名义上是江苏省政府主席,却被大家称为“韩乡长”。日伪军一旦开始“扫荡”,可供韩部回旋转移的空间十分有限。1943年1月初,韩德勤拟派代表到附近的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部会谈。陈毅和饶漱石于1月8日向黄克诚指示谈判原则:“韩德勤派员到苏北谈判,我方应表示积极而诚恳的态度,争取打开苏北谈判的局面,加强国共合作,敌寇‘扫荡’时,如韩部队要转进我区,互相以友军看待,共同担负抗战。” 1月底,韩德勤部的代表潘良甫等三人带着韩德勤的亲笔信赴黄克诚部,韩德勤在信中依然显示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2月中旬,黄克诚与潘良甫等商谈约定:当日军向韩德勤部和新四军第三师同时“扫荡”时,韩总部(指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及江苏省府机关在困难时可向苏嘴(今属江苏淮安)以西,涟水、淮阴城以南机动;韩部其他部队必要时可向东夏、楼夏庄(今均属江苏建湖)及宝应地区机动;日伪军“扫荡”停止,韩部向约定地区转移的机关和部队即返原防;不论如何“扫荡”,韩部不得向苏嘴、东沟(今属江苏阜宁)以东,淮阴、涟水城以北地区转移,以免妨碍新四军第三师的部署。新四军之所以既同意韩德勤部移防至其辖区,又规定日军“扫荡”停止后韩部须立即返回原防,并不得前往新四军控制的其他地区,是因为在日军“扫荡”时,双方面对共同的敌人,理应配合作战,互相支持,但新四军与韩部之间,又有半塔集战斗、黄桥战役、曹甸战役等多次交锋。所以,新四军既要助韩,又须防韩。

  曾与韩德勤多次斗争的刘少奇此时刚抵达延安,显然对韩部很不放心。他致电黄克诚等人,指出日伪军“扫荡”开始后,一面照应好进入我根据地的韩部,相机援助,改善关系,同时“决不要放松警戒,应以有力部队监视他们,以便在‘扫荡’后能使他们退回原防,不致占领我重要地区不退。这些部队是毫无信义的,你们必须留心,以免上当”。这一指示反映了刘少奇对韩德勤的戒备心理,而后来的事实表明预言成真。

  1943年2月12日开始,日军集中第十七师团、第十五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各一部近7000人,并配有伪军1.5万人,由第十七师团师团长酒井康指挥,对江苏盐阜地区实行大“扫荡”。日伪军首先“扫荡”的是韩德勤部驻防的车桥、凤谷地区。韩部第八十九军军长顾锡九汇报作战经过时,称日军使用“连续包围贯穿战法”,固守车桥的第三十三师第一九八团虽积极抵抗,但还是难以守住阵地,团长王允圣被俘。面对武器装备精良,且有飞机投弹配合的日伪军,韩部作战方法单一,损失惨重,最后不得不分散作战。顾锡九率部转至涟北游击,第一一七师师长刘漫天率第六九八团转至盐阜边境游击。韩德勤本人则率王光夏的保安第三纵队和李仲寰的独立第六旅向西北转移至淮泗边境。2月16日,韩德勤致电蒋介石求救:“各部队弹药两年以来未得补充,现每兵仅有二三十粒,势难长久支撑,殊为焦虑。”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十五军军长王仲廉部奉令援苏,却迟迟未能东进。韩德勤希望王仲廉部迅速越过津浦路,在睢宁、宿迁、泗县(以上三县均位于江苏和安徽交界处,睢宁和宿迁今属江苏,泗县属安徽)边区建立据点。这样可与韩部彼此呼应,挽回国民党军在苏北的被动局面。

  韩德勤之所以对王仲廉部寄予厚望,是因王仲廉于1942年春起担任国民政府鲁苏边区游击总指挥,后又任江苏省保安处处长和安徽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虽然王仲廉部常驻皖北太和县,但该部奉蒋介石之命向东游击,旨在加强国民党军在鲁苏豫皖敌后地区的力量。在李仙洲准备入鲁后,王仲廉成为可能援助苏北的重要力量。事实上,当得知日伪军“扫荡”苏北的消息后,王仲廉于2月19日派第六纵队(由江苏保安团第三、八两团组成)苗秀霖部由太和出发,于2月23日越过津浦路。不过苗部与该地的新四军发生冲突,未能在津浦路东立足,随即无功而西返。韩德勤部被日伪军反复“扫荡”,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原驻地很快被日伪军完全占领,韩部不得不向周围地区突围。在日伪军2月中旬集中力量“扫荡”韩德勤部时,新四军按照约定,配合韩部作战,在凤谷村东等地积极袭扰日伪军。

  2月17日,日伪军接着向以阜宁为中心的新四军第三师地区发动大规模“扫荡”。由于新四军已分散转移,日伪军扑空,即将兵力分成数路向黄海沿海八滩(今均属江苏滨海)、鲍家墩(今属江苏射阳)等地“扫荡”。第三师留在阜东的主力部队,除沿途阻击敌人外,未与敌人硬拼,尽量分散转移。日伪军虽然占领了阜宁、东坎等地,但找不到新四军主力,不得不分十数路挨村挨户用骑兵、警犬搜索,后转移到阜宁和盐东“扫荡”,并设16个据点。2月21日,陈毅等向苏中的第一师、淮北的第四师等部队发出进攻令,策应盐阜地区第三师反“扫荡”作战。3月14日开始,日军主力撤退,留下一部分兵力修筑与守卫据点。第三师发动八滩战斗、陈集战斗等,拔除敌人据点,收复被日伪军占领地区。苏北大“扫荡”历时50天结束,日军在“扫荡”第一期主要针对韩德勤部,第二期主要针对新四军第三师。较之以往华中地区的历次“扫荡”,此次日伪军投入兵力多,“扫荡”时间长。

  1943年初,面对日伪军大规模“扫荡”,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从第三师所在的盐阜地区迁至第二师所在的淮南盱眙。黄克诚亦率第三师主力在盐阜地区分散转移,先避敌主力,待敌“扫荡”锋芒过后,再积极组织战斗收复据点,不仅渡过艰危时刻,还保持了基本区。不管是彭雪枫第四师、黄克诚第三师反“扫荡”,还是稍后苏南的第六师进行的反“清乡”,新四军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作战办法,“不是不打,也不是硬拼”,人员和物资损失虽在所难免,但能在“扫荡”“清乡”过程中保存主力,在敌后地区屹立不倒。韩德勤部在与日伪军作战时打法呆板,损失较大,王仲廉部也未能及时东来援助。韩德勤部不得不转移至涟东、涟北、淮泗等地游击,原驻防区曹甸、车桥、凤谷等地被日军占领。丧失了长期驻地的韩德勤部遭遇政治、军事、经济方面一系列困难,待“扫荡”危机过后,韩部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难题。

  二、 先发制人:捉放韩德勤

  1943年2月底3月上旬,日伪军“扫荡”盐阜地区的高潮即将过去,面对韩德勤部滞留于新四军部分辖地的情况,新四军军部开始谋求应对之策。事实上,新四军一直关注着韩部退出原驻地区后的转移动向。2月底,霍守义和王光夏部抵达运河东侧的六塘河(靠近程道口)两岸,新四军认为两部北去鲁南和西去阜阳均有可能。3月1日,新四军根据霍、王两部积极控制运河渡口的态势,判断其可能西进阜阳,与津浦路西的王仲廉会合,亦有盘踞运河两岸和进占洪泽湖区的可能。果然,不久之后,韩德勤率保安第三纵队和独立第六旅越过运河,向西转移。3月9日,陈毅和赖传珠等向第三师作出指示:通知韩德勤部迅速返回原防,不得借故侵占新四军地区。韩德勤部之所以未向南回到曹甸、车桥一带收复原驻地,是因为在被日伪军“扫荡”追击的情况下,心有余而力不足。向西转移,一方面可跳出日伪军在盐阜地区的“扫荡”圈,一方面可与东进前来支援的王仲廉部会合,就近在淮北和苏北交界处、洪泽湖北岸站稳脚跟。如韩德勤部无法与王仲廉部会合,亦可继续向西越过津浦路,逃往后方。3月上旬,霍守义率领的第一一二师首先向西北突围,之后强行越过津浦路,到达国民党后方安徽阜阳休整。因霍守义部驻扎苏北时,与新四军保持较好的统战关系,所以该部西返时,新四军沿途一边监视,一边慰劳、欢送。

  3月13日,蒋介石致电第八十九军军长顾锡九,表示已“电饬王仲廉部携带弹药兼程东进驰援,现王部五纵队与苏保三及八两团及暂五五师李师长所率之一团均已进到宿泗地区,余续进中”。蒋介石令顾锡九坚持待援,维持苏北局势。事实上,此时顾锡九部也难以在苏北立足,3月14日与韩德勤碰头后,即率第八十九军第一一七师主力和第三十三师一部,以接应王仲廉部和补充弹药为名,向津浦路西转移。

  3月14日夜,韩德勤部近3000人从泗阳的里仁集、程道口一带向西偷渡运河,随后占领新四军第四师所在的淮北抗日根据地山子头、盛圩(今属江苏泗洪)一线。山子头和盛圩位于成子湖(洪泽湖西北部也称“成子湖”,是洪泽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岸,离第四师师部驻地、同在成子湖西岸的半城(今属江苏泗洪)仅20多公里。彭雪枫在韩部到达泗阳程道口一带时,即派员交涉,呼吁团结,韩部却进一步侵入淮北抗日根据地内。新四军军部得知消息后,认为王仲廉此时已率领苗秀霖部和暂五十五师等部东进,如韩部与其顺利会合,淮北的局势将变得非常复杂。此前经过33天反“扫荡”的第四师彭雪枫部尚未得到充分休整,与日伪军小规模的作战仍在继续,现在又面临被国民党军势力东西夹击的危险处境。3月15日,陈毅与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研究驱逐韩部的部署,决定先发制人,在韩德勤和王仲廉未会合前,先集中兵力歼灭韩部。此次战斗以彭雪枫的第四师为主,第二师第五旅和第三师第七旅参战,由彭雪枫、邓子恢统一指挥。不过,从统战和政治角度考虑,新四军还是先派人慰问了韩德勤部。

  同日,陈毅和饶漱石致电粟裕等新四军各地负责同志,指出韩德勤所属王光夏部在盐阜区“扫荡”结束后,仍不返回原防,而在泗阳一带构筑工事,逮捕我方行政人员与群众领袖,破坏我根据地,军部决定先礼后兵,以武力驱逐韩德勤部,并请各师注意与所在地友军维持友好关系,目前不必派重要代表或干部前往接洽与活动,以免被扣留或捕杀。陈毅安排第二师和第三师一部配合第四师行动,并与新四军各部及时通气,体现了新四军各师之间的统筹策应。

  3月16日,刘少奇就如何应对闯入淮北抗日根据地的韩德勤部,复电陈毅等人。刘少奇认为,韩德勤似有放弃江苏敌后、窜至津浦路西之意,但又碍于蒋介石命令,不敢转至大后方,所以仍有在各地盘驻的极大可能性,应小心应付。此时重庆谈判仍在继续,新四军和韩德勤部之间最好能避免严重的武装冲突,以免妨害谈判。刘少奇的这一指示,更多地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提示国共谈判背景下尽量避免大规模摩擦,反映了中央的全局意识。而以陈毅为代表的新四军军部此时已做出武力解决的部署。

  3月17日,陈毅等人向中共中央汇报了韩德勤部队在“扫荡”结束后,既不返回原地坚持抗战,又不像霍守义一样退到后方,而是先盘踞在泗阳的程道口一带,又向西到达成子湖西岸金锁镇、莫塘圩(山子头、盛圩附近),拟与东来的王仲廉部会合。陈毅等人还汇报了王仲廉部准备于16日晚越过津浦路的情报。陈毅指出,如韩王会合并占领洪泽湖两岸,苏北、皖东至山东的交通线将被截断。陈毅计划先攻打韩德勤部,然后再应对王仲廉部东进。未等中央复电,陈毅当晚即命令新四军第四师主力在第二师第五旅和第三师第七旅的配合下,对盘踞在山子头一带的韩德勤部发动进攻,战斗至18日中午取得胜利。随后,陈毅立即将攻打韩德勤部经过、王光夏被当场击毙及韩德勤被俘情形电告毛泽东,并请示对韩德勤的处置办法。事实上,在战斗发起前,新四军军部已致电第四师,表示战斗发生时最好让路使韩德勤和随从人员逃窜,如韩德勤被俘,立即礼送出境,否则难以处理,政治影响也不好。但韩德勤被俘后自己承认了身份,不愿离开,要求谈判。这样,新四军就面临如何与其谈判、是否尽快释放的棘手问题。

  3月18日,陈毅指示彭雪枫:严防韩德勤自杀和对外自认;其他一般俘虏开欢送会,发旅费,遣送回津浦路西;宣传上要指明王光夏破坏黄克诚与韩德勤的协定,反“扫荡”后没有返回原防,而是停留在运河两岸及洪泽湖沿岸,制造摩擦,并欲乘王仲廉大军东进消灭新四军,所以新四军不得不自卫,现在王光夏部已被解决,新四军对江苏省政府官员及韩德勤总部官兵,皆系抗战朋友,绝无恶意。陈毅还指示,立即在俘虏官兵中派一人去顾锡九军中,表示如其愿西移,新四军绝不妨害,且予以赞助。此时陈毅采取的策略,是把矛盾焦点聚集在王光夏身上,缓和与韩德勤、顾锡九的关系,减少与韩部其他部队冲突的可能性,并对韩德勤被俘事予以保密,以便控制事态发展。因顾锡九部此时正向津浦路西转移,故不再是问题的关键。

  3月19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复电陈毅、饶漱石,同意释放韩德勤。刘少奇同时急电周恩来,说明彭雪枫部俘获韩德勤,韩不愿立即出境,正在第四师师部优待中。刘少奇这样做是担心此事可能对正在进行的国共谈判产生不利影响,让周恩来尽早掌握最新动态,以便应付国民党方面可能的追问。

  3月20日,陈毅接到中央19日复电。21日,陈毅又接中共中央数电,对新四军处理韩德勤的意见带有批评性质。其中一封是21日毛泽东和刘少奇致彭雪枫、邓子恢并陈毅、饶漱石的电报:“韩德勤被俘前,蒋介石令王仲廉星夜援韩,韩被俘后尚无反应。你们应准备释韩,但暂时不释,待王仲廉与重庆反应明了后再行处置。”即中央的意见由释放韩德勤变为暂时观望,先不释韩。陈毅感到事态重大,遂决定亲自去第四师主持对韩德勤的处理事宜。23日,陈毅与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范长江一行离开军部,前往第四师驻地半城。陈毅让范长江随行,很可能考虑到如果新四军主动将俘虏韩德勤一事公开,那么如何措辞、如何引导舆论,均需慎重对待。同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释放韩德勤问题,决定:如韩同意向西去,则发还一部分人枪,就地解决问题;如韩不同意西去,则暂留一时期,待国民党表示态度后解决。这一意见比21日的意见更为具体。

  在山子头战斗结束后的3月19日,未明形势的王仲廉仍按计划准备强越津浦路。王仲廉将之前从津浦路东折回的第六纵队苗秀霖部编为左纵队,将亲自率领的本部直属队和暂五十五师第一团编为中央纵队,以暂五十五师师部、第三团等为右纵队,分三路强越津浦路,并规定了在路东的集结地点。21日,王仲廉部越过津浦路后,即被日伪军3000余人攻击,战况激烈,只得暂时到尹集(今属安徽灵璧)休整。抵达路东后,王仲廉于23日遇到西撤至尹集附近的第八十九军军长顾锡九。顾锡九部3000人左右经过月余战斗,弹乏力疲,当晚即西开阜阳整理。因此,顾锡九给顾祝同电报中所称的接应王仲廉部实为借口,因顾锡九、王仲廉会面之时,已传来韩德勤部与新四军战斗的消息,顾锡九未与王仲廉一起行动,而是独自先向西退却。24日,王仲廉两度致电蒋介石,报告韩德勤被新四军第三、四两师“劫持”,但“尚属安全”,韩部独立第六旅旅长李仲寰和保安第三纵队司令王光夏已阵亡。王仲廉过津浦路东后,一方面受日伪军攻击,且得到宿迁、灵璧、睢宁敌伪据点陆续增兵的情报,一方面又听说韩部已基本全军覆没,对于继续东进持动摇态度。

  陈毅于3月25日抵达第四师师部驻地半城。韩德勤提出,他已一个星期没有给上级发电报,国民政府高层有可能委派汤恩伯担任江苏省主席,所以要求给顾祝同发报汇报近况,以稳定局势。新四军方面表示同意。26日,韩德勤给顾祝同去电,只说保安第三纵队和独立第六旅在山子头战斗中伤亡惨重,“副总部亦被冲散,电台未能架设,以致失去联络”,隐瞒了自己被俘之事。27日,陈毅召集彭雪枫等研究对韩德勤的处理问题,并于是日两度致电中央,判定俘虏韩德勤之事并未为外界确切知晓。如王仲廉继续东进,新四军准备与其战斗。陈毅还建议在蒋介石对韩问题下决心之前,主动送韩出境。28日,周恩来和林彪在重庆与何应钦会谈。何应钦询问韩德勤的下落,周恩来解释了韩德勤滞留新四军处之事。蒋介石在当日日记中写道:“中共态度似未比前恶劣,对于其挟劫韩德勤之举动,亦尚未承认也。” 29日,陈毅见韩德勤,批评他破坏团结抗日,韩德勤表示,以后不再和新四军搞摩擦。同日,中央复电,同意按陈毅27日两电所提办法,在韩德勤留苏北比较有利,去路西反为不利时,可使韩德勤留在苏北。不过,新四军必须与韩订立一项合作抗日密约,以免上当。

  3月30日,陈毅派员通知韩德勤,新四军将欢送他出境。韩德勤向陈毅提出要求,给他留点面子,发还一部分人枪,仍然让他挂江苏省政府的牌子,划一块活动地盘。陈毅应允,并给他一个乡的地盘。此后,韩德勤变成了真正的“韩乡长”。31日,刘少奇电告陈毅,国民党方面已提出韩德勤被俘之事,但尚未提出严重的交涉与条件;汤恩伯已令王仲廉主力开回津浦路西。刘少奇还令新四军照中央方针处理韩德勤问题。刘少奇指出的国民党方面提出韩德勤被俘事,应是周恩来报告的何应钦28日询问韩德勤下落一事。在国民党与中共进行正式交涉前,新四军已释放韩德勤,可以说掌握了主动权。

  4月1日,陈毅按照中央指示,和韩德勤签订《新四军陈毅军长与韩德勤会谈备忘录十条》,随后将韩德勤礼送出境,划出睢宁与宿迁之间凌城、埠子集、邱集一带供韩德勤部驻防。4月初,陈毅在半城接见参加山子头战斗的第四师第十一旅旅长滕海清等人,询问部队对放韩的反应后说:我们部队的高级干部不仅要拿起武器打胜仗,还要学会政治斗争,要懂得政治斗争策略。有意思的是,韩德勤被释放后,即于4月3日给顾祝同发电报,再次概述山子头战斗情形,报告李仲寰和王光夏已阵亡,自己“决心殉职,服毒未死”,只字未提被新四军俘虏事,仅说4月1日和2日积极收容部下予以整顿,之后准备西进灵璧地区,与王仲廉会商善后。韩德勤极力向顶头上司顾祝同掩盖自己被俘之事,显然是想继续保有自己的省政府主席之位。

  韩德勤欲与王仲廉见面会商的愿望,并未达成。汤恩伯有感于韩德勤部已基本覆灭,王仲廉部孤军深入路东,易遭受攻击,遂令其返回路西,重新部署,待命东进。4月8日,已返回安徽太和的王仲廉向汤恩伯报告,与韩德勤取得了联络。此时的韩德勤在老家泗阳洋河附近,由两个连的警卫部队护卫,一切物资由新四军供应。至此,捉放韩德勤事件暂时告一段落。

  淮北抗日根据地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西大门和北大门,是华中与山东、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联络的枢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当韩德勤部西进、王仲廉部东进,两部计划于淮北会合时,对淮北抗日根据地构成极大威胁,新四军军部决定先发制人,果断出击,先击溃韩德勤部,然后计划待王仲廉部继续东进时予以打击。此时新四军亦面临日伪军“扫荡”之后部队分散、苏北的第三师仍在进行反“扫荡”作战等种种困难,可以动员组织起来攻打韩部的兵力仅有两三千人,所以必须以突袭方式,速战速决。从3月14日韩德勤部到达淮北地区中心地带金锁镇,到15日新四军军部决定攻打韩部,再到17日战斗正式打响,决策和准备时间只用两三天,战斗仅进行了十多个小时,可谓兵出神速。俘虏韩德勤后,新四军军长陈毅亲自到第四师师部处理韩德勤问题,就是否释放、何时释放、放去哪里等问题,与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电报往返,中央又与在重庆的周恩来磋商,力争将俘获韩德勤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在国民政府对韩德勤被俘做出反应和进行正式交涉之前,新四军及时礼送韩德勤出境,使消灭韩部和俘获韩德勤之事平稳落地,顺利解决,有利于新四军在苏北的统战工作和长期发展。

  三、 走向成熟:新四军的战略与策略

  新四军捉放韩德勤的大背景,一是国共关系处于缓和期,两党谈判已持续半年时间,虽未产生积极成效,但也没有破裂,总体而言国民党采取了拖的态度。此时新四军如采取过激行为,消灭韩德勤,极有可能授人以柄,不利于国共谈判。二是1942—1943年日伪军加强在华中敌后的“扫荡”,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都面临在敌后如何坚持的问题。中共中央提出在最严重形势下坚持斗争、切忌张扬、保存力量等口号,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和贯彻整风运动、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以渡过严重、危险的局势。从捉放韩德勤这一事件,可以进一步探讨和分析新四军此时的战略与策略。

  消灭韩德勤部和捉放韩德勤,是新四军战略落实的体现。这一战略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内涵。其一,从战略目标言,山子头战斗发生地位于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洪泽湖沿岸,是新四军必争之地。1941年5月,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部在李仙洲等部的压迫下,从津浦路西被迫转移至津浦路东。随后,陈毅等人和华中局指示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淮河以北、运河以西的区域,由第四师军政委员会领导,主要任务是肃清当地国民党军残部和运河西岸的土匪,阻止李仙洲部东进,阻止韩德勤部和霍守义部西窜。完成上述任务,更便于集中力量应对日伪军大举“扫荡”。可见,淮北抗日根据地起到的是屏障国民党军东进,防止韩德勤部西窜,保证运河以东苏北抗日根据地和淮河以南淮南抗日根据地安全的作用。同时,第四师在淮北还可保持在有利条件下向津浦路西发展、重新回到豫皖苏地区的战略态势。1943年3月,当王仲廉部东进、韩德勤部西窜,两方欲连成一气时,第四师感受到威胁,必须防止两部会合,于是迅速制定了先集中力量打击韩德勤部、再应对王仲廉部东进的策略。

  对第一战区河南、安徽的国民党军而言,淮北地区是向东伸进苏北,与江苏敌后国民党军力量取得联络呼应的必经之路,也是长期经营、准备争取之地。1942年,蒋介石令第八十五军军长王仲廉担任鲁苏边区游击总指挥,主持徐海公署,意在恢复津浦路东的敌后地区,使皖北国民党后方与苏北敌后取得直接联系。此后,王仲廉多次派小股部队到津浦路东。1943年3月下旬,王仲廉亲自率部越过津浦路后,蒋介石指示:“在运河西、津浦路东、陇海路南、淮河以北地区,建立根据地,并收容韩主席余部,俟霍师到达,再行开展。”可见,蒋介石命王仲廉建立的根据地,与新四军第四师所在的淮北抗日根据地,区域完全一致,这也是新四军先发制人,发动对山子头的进攻,不得不争、不得不战的根本原因所在。山子头战斗的胜利不仅消灭了韩德勤部,还逼迫王仲廉部无法继续东进,新四军确保淮北抗日根据地和拱卫苏北、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

  其二,从战略配合言,此时的新四军在重建军部两年后已经取得相当发展,各师之间能形成迅速有效的战略配合。除新四军第五师在鄂豫边区外,第一师在苏中、第二师在淮南、第三师在苏北、第四师在淮北,基本形成四方格布局,与苏南的第六师,皖中的第七师均能形成有效呼应。山子头战斗以新四军第四师一部为主力,第三师第七旅从运河附近、第二师第五旅从淮南赶来支援,统一由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政委邓子恢指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第四师反“扫荡”后兵力分散的弱点。此外,1943年2月日伪军在苏北“扫荡”时,陈毅命苏北南边的苏中第一师和西边的淮北第四师进行战略配合,攻打兵力空虚的日伪军据点,形成了日伪军“得之苏北,失之苏中”的局面。在日伪军“扫荡”苏北之前,陈毅和饶漱石在往南、往北、往西等各种转移方向(往东是大海,不可行)中权衡利弊,最终率领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往西转移至淮南第二师所在地,亦表明新四军在华中地区腾挪的空间增大。无论是应对反“扫荡”或是反摩擦,各师之间的战略配合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四军通过各种分散转移战术,达到了在华中敌后地区以空间换时间、顽强坚持的效果。韩德勤各部在反“扫荡”中东奔西突,无法再在敌后立足的困窘局面,与其孤悬敌后,附近国民党各部不能团结配合、互相奥援有关。原在江苏敌后的韩德勤指挥的霍守义师和顾锡九部亦在兵疲力乏的情况下撤往后方休整,造成了韩德勤完全孤立无援的状况。李仙洲入鲁援助于学忠部,王仲廉入苏援助韩德勤部,既不积极,亦不得力,最后均未成功。

  其三,从战略原则言,新四军的战略服从于中共中央的大战略。中国共产党当时处理国共关系的基本原则是维持现状、减少摩擦、争取好转。此时林彪和周恩来仍在重庆谈判,因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何应钦于1943年2月访问印度,蒋介石于3月中下旬视察贵州,俘虏韩德勤事件发生时的3月下旬,国共谈判处于暂时停顿状态。待蒋介石3月底回到重庆后,认为中共在服从国民政府政令和军令方面并无改进,林彪和周恩来此前提出的四项要求等包含具体内容的谈判“无从谈起”,谈判遂搁置。而这四项要求包括新四军的编组、中共黄河以南部队的北移等,与新四军有密切关系。因此,在新四军3月中旬俘虏韩德勤后,中共方面需考虑这一事件对重庆谈判产生的影响。其间,刘少奇明确提醒此时最好避免严重的武装冲突,以免妨害谈判。毛泽东和刘少奇也特别注意蒋介石、汤恩伯和王仲廉的态度,要视其反应,决定何时释放韩德勤。在应对王仲廉可能的继续东进时,中共中央指示陈毅:“对王仲廉须先礼后兵,不必急打。”这些都反映了中央此时采取的态度比新四军方面更为慎重。中央此时对华北的国共摩擦亦采取类似态度。如3月下旬,第一战区庞炳勋部与八路军发生摩擦,毛泽东和朱德对彭德怀的指示是以自卫为主,避免引起重大冲突。中共对国共谈判的重视,以及缓和国共关系的努力,为的是集中力量应对日伪军“扫荡”,保持主力,赢得民心,渡过难关。如何能在敌后屹立不倒,是新四军和八路军此时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陈毅军长亲临第四师驻地主持与韩德勤的谈判,积极听取中央意见,及时释放韩德勤,在处理国共摩擦时适可而止,体现了新四军遵行和服从中共中央维护国共关系的基本原则。

  新四军以奇袭方式发起山子头战斗,在确定释放韩德勤之后又就放去哪里、如何释放等关节点进行仔细考量,反映了新四军的策略。首先,新四军抓住韩部处于孤军状态、日伪“扫荡”暂停之机,发动山子头战斗,先发制人,速战速决。此时,韩部所属霍守义师因在反“扫荡”中损失较大,已西开安徽阜阳休整。顾锡九部也向津浦路靠近,王仲廉部正准备越过津浦路东进。护卫韩德勤的部队仅有战斗力相对较弱的独立第六旅和保安第三纵队,兵力不到3000人。对新四军而言,第四师淮北地区反“扫荡”已基本结束,第三师苏北地区“扫荡”的日军也已大部撤退,新四军进入反“扫荡”阶段,士气较高。3月14日至16日,韩德勤部刚陆续进入山子头及附近地区,立足未稳,而泗阳洋河日伪军3月24日进入这一区域,所以新四军于17—18日发动战斗,选准有利时机,克服自身兵力分散的困难,果断出手。

  其次,在释放韩德勤的方针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新四军需要考虑把韩德勤这支力量放在哪里更有利的问题。一种办法是放韩德勤越过津浦路西去,因霍守义部和顾锡九部已经西去阜阳,从此苏北敌后再无国民党军的力量,这是中共中央和新四军的考虑之一。当然,韩德勤本人的意愿也很可能如此,毕竟在实力尽失的情况下留在苏北敌后,面对日伪军“扫荡”时有性命之虞。第二种办法是留韩德勤继续在苏北作重庆国民政府的江苏省主席,国民政府自然也希望有中央军一脉驻扎苏北。将韩德勤留在苏北,给了国民党情面,又不致威胁到新四军在淮北和苏北的发展,事实上这也是新四军后来采取的办法。新四军在俘获韩德勤后,一直未对外公布消息,且把韩部占领山子头之事归罪于王光夏,从而掌握了处理韩德勤的主动权。在韩德勤已成为空头司令、防地尽失的情况下,维护韩德勤的省主席地位与名誉,努力缓和国共关系,乃顺势而为。此时若赶尽杀绝,不留余地,政治上可能产生不利影响,无益于统一战线,对于争取苏北的中间势力亦有害无益。

  再次,新四军迅速消灭韩部,在俘获韩德勤后未予公开以及很快无条件放韩,让国民党方面猝不及防,难以接招。王仲廉最早获知韩德勤部全军覆没和韩本人被俘的消息,已是韩被俘5天后的3月23日,且是从该部派往韩部的一名联络员处得知,消息并不十分准确具体。稍后,王仲廉才从韩德勤部保安第三纵队参谋主任王汉(被新四军俘虏后逃脱)处获知山子头战斗的详细情形。王仲廉于24日向蒋介石汇报,此时蒋介石正在贵州视察,待其回到重庆,已是27日。29日,蒋介石第一次在日记中记录韩德勤问题,推断中共不至采取激进手段。而这一天陈毅已和韩德勤谈话,并打算礼送韩德勤出境。3月下旬,汤恩伯、王仲廉等人给蒋介石的电报均称韩德勤被“劫持”,王仲廉表示要东进救出韩德勤。而新四军方面称韩德勤因遭遇日伪军“扫荡”,在新四军地界内“打埋伏”。从3月下旬至4月13日,韩德勤发给顾祝同的数封电报也一直未承认自己被俘。如是劫持,新四军可能不一定立即释放韩德勤,或需要国民党方面答应新四军提出的某些条件,才能将其释放。后来,新四军礼送韩出境,并送人枪,确实符合“打埋伏”说,而非“劫持”说。王仲廉部在津浦路东遭遇日伪军袭击,继续东进亦无人接应,只好退回后方,与韩德勤部会合淮北的计划,在军事上完全失败。从政治角度看,新四军很快释放韩德勤,亦让国民党方面无隙可乘。

  捉放韩德勤事件,新四军先发制人、消灭韩部,军事上采攻势;后又将俘虏的韩德勤主动礼送出境,维护其国民政府江苏省主席的地位,缓和国共关系,政治上采守势。这是中共在维护统一战线过程中,在斗争中求团结的典型案例。较之皖南事变中的被动挨打及后续处理,此时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对于国共关系变化的应对更为积极、果断、成熟。事实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941年至1943年华中敌后形势的悄然变化。国民党在敌后设置鲁苏战区,从南往北运用第三战区、第五战区和第一战区的兵力遏制华中新四军的发展,摩擦不断。其中,以1941年皖南事变的影响最大。此外,1940—1941年后日军将作战重点放在已占领地区,加强在敌后的“扫荡”与“清乡”,一度给新四军和八路军带来极大压力。不过,新四军在反摩擦、反“扫荡”和反“清乡”的复杂局势中逐渐学会灵活应对,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和办法,顽强坚持,最终得到发展和壮大。而鲁苏战区于学忠部和韩德勤部在应对日伪军“扫荡”过程中,作战经常失利,投降时有发生,在1943年后举步维艰。尽管有李仙洲部和王仲廉部东进,亦无法挽回颓势,最后都不得不离开鲁苏敌后,退往后方。日伪军的“扫荡”和“清乡”亦投入多、收获小,在1944年后逐渐沉寂。可见,1943年新四军捉放韩德勤,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在华中日伪、国、共三方军事和政治长期交锋过程中具有转折意义。1943年后,国民党军在苏北的力量与影响越来越小,新四军在敌后获得更大发展,政治上日益成熟,根据地逐渐巩固,最终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

  (作者:吴敏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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