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
top
明清通俗小说的发展及启示
作者:张舰戈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6期 2021-12-27

  提要:中国明清通俗小说的创作与出版,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从嘉靖、万历年间书坊主控制下的“熊大木模式”,到明清之际文人与书坊主的“通力合作”模式,再到康熙中期以后小说创作与出版的“分道扬镳”。在这一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力量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明清通俗小说创作与出版的发展。通过对明清通俗小说的研究,有助于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思考和借鉴。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自明朝中叶至清朝道光年间,经历了300多年的创新与发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文学创作与出版体系,是中国通俗小说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阶段。

  当前学术界对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研究与讨论多分为两个领域。一是文学领域,以研究小说流派、思想意识、创作理论、发展阶段、代表作品为主。例如,《中国通俗小说史》《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发展研究》等,对以《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名著为代表的古代各类通俗小说的内容特点、思想艺术进行了梳理研究;也有《明代小说史》《清代小说史》等对断代通俗小说流派、发展阶段的探讨。二是出版领域,以讨论小说的刊刻时间、地点、版本、稿源为主要内容,如《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清代前期通俗小说刊刻考论》等。但是,史学领域对通俗小说的研究尚未重视起来。明清时期通俗小说可以说是坊刻业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因素。因此,史学领域的探讨也必不可少。

  从史学角度来看,将古代通俗小说研究分为文学与出版两个领域,存在一定不合理之处。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出版与当今的出版业有显著差异。当今,几乎所有作品的创作与出版皆分立而行,各有不同的行为主体:作者写作,是创作主体;出版社发行,是出版主体。两者各有分工,分属两个不同的专业领域。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其创作与出版却并非如此。受古代刻书业尤其是坊刻业运作模式的影响,通俗小说的创作与出版最初是合二为一的,相当一部分的小说作者亦是出版者。这种模式在一段时期内甚至可以说是影响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发展走向的一个主导因素。因此,若要全面考察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整体发展情况,不能人为地将小说的创作与出版割裂开来。目前的有关研究对这一情形有所忽略。虽然文学与出版两个领域对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研究偶尔也有所交叉,但就通俗小说创作与出版之关系、其间的影响因素等问题而言,还存在深入挖掘的空间。尤其是近年来西方书籍史研究的兴起,为有关探讨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与方法。本文将从书籍史研究的视角,以明清通俗小说创作与出版的关系为重点,运用宏观、动态和发展的方法,审视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发展历史。

  一、明清通俗小说的创作与出版

  明清通俗小说承宋元话本而来,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逐渐丰富发展为长篇章回体小说。弘治年间成书、嘉靖元年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三国演义》),可谓我国古代通俗小说出版的滥觞。此后,通俗小说一路蓬勃发展,一直稳居畅销榜单前列。近代以后,随着西式思想、写作模式、印刷技术的传入,传统小说的创作和出版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因此,本文将讨论的时间范围界定为明嘉靖至清道光之间的一段时期。这一时期,通俗小说创作与出版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幕后“操纵”:嘉靖、万历年间书坊主对小说创作与出版的掌控

  嘉靖元年(1522年),在中国通俗小说发展史上发生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长篇通俗小说首次镂版付梓。这部小说即为以抄本形式流传了二百余年的《三国演义》。在《三国演义》镂版付梓后,同样以抄本形式流传的《水浒传》也随继付诸枣梨。这两部作品的刊行在中国通俗小说发展史上是极具深远影响的事件,“因为随着他们在大范围内广泛而迅速地传播,通俗小说长时期停滞不前的时代终于宣告结束了”。不仅如此,这些小说的刊行及迅速传播,也吸引了广大阅读群体,开启了通俗小说创作与出版发展历史的第一阶段,即书坊主掌控下的熊大木运作模式。

  《三国演义》《水浒传》付梓进入市场后,以几近疯狂的速度席卷全国各地。社会各阶层的识字者几乎人手一本。时人曾说:“今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甚至,上到皇帝、下到太监,“皆乐看爱买”,司礼监、都察院等官方刻书机构也都刊刻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面对这一巨大的消费市场,嗅到通俗小说“铜臭味”的书坊主,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迅速开始了对文学作品的“商业运作”模式。嘉靖到万历前期,在《西游记》《金瓶梅》尚未付梓前,出版市场中的通俗小说十分有限,仅《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屈指可数的几部作品,没有其他可供刊行的小说,稿源极度匮乏。庞大需求与匮乏稿源之间的矛盾极大地刺激着书坊主的神经,他们绞尽脑汁地思考应对之策,直到熊大木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书坊主。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由建阳书坊主熊大木自编自刊的通俗小说《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问世。虽然《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的故事结构松散,有着浓厚的模仿甚至抄袭《三国演义》的痕迹,其文学价值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不能同日而语,但它的出现掀起了书坊主创作通俗小说的浪潮,因而仍然令人瞩目。它还促使书坊主从幕后走向台前,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书坊主们摇身一变,俨然成为文学队伍中的一分子,成为文人阶层的一部分,书坊主的身份也开始出现文人转向的趋势。这一转向的出现对明清时期坊刻业的发展及文人治生方式的改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部自创小说大获成功后,熊大木又按照《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的写作方式创作了《唐书志传》《全汉志传》《南北宋志传》三部作品。这些小说的文学造诣虽有限,却都风靡一时。万历年间,南京、建阳等地书坊都有多种刊本,如南京万卷楼刊《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建阳双峰堂刊《南宋志传通俗演义题评》、建阳三台馆刊《全汉志传》,等等。步熊大木后尘的另一位高产小说作家,是建阳书坊主余象斗。

  万历年间,余象斗编撰了《西汉通俗演义》《皇明诸司公案传》《北方真武师祖玄天上帝出身志传》等六种通俗小说,编选小说选集《万锦情林》,还评点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多部畅销小说。为加快创作速度,扩大市场占有率,余象斗除自己编创小说外,还广泛网罗下层文人,将他们组织到自己的书坊中,成为书坊的写手。其中最为著名者,当属邓志谟。邓志谟,万历年间文人,生平不详,余氏书坊的“专职编辑”。余氏书坊刊布的多种刻书皆出自邓志谟之手,如《五代萨真人得道咒枣记》等三部长篇通俗小说,《花鸟争奇》《风月争奇》等多部短篇小说。无论余象斗还是邓志谟,他们的小说创作仍然遵循熊大木开创的写作套路——剪辑、拼凑、缀合已有故事,抄袭和模仿《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典小说。

  嘉靖、万历年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兴起,以小说、戏曲为主面向大众的市民文学日益繁荣,古代书坊也进入繁荣和成熟时期。相较官刻和私刻而言,坊刻是小说、戏曲最主要的刊刻途径。为最大限度地扩大稿源、扩充作者队伍,书坊主们积极网罗周围的文人,让他们为书坊编书、著书。邓志谟、朱鼎臣、纪振伦等人皆是当时各书坊高产量的写手。

  应该说,文人与书坊的合作自嘉靖、万历年间就一直存在。只不过,此时书坊中的文人多是下层文人。我们对邓志谟、纪振伦等人的身份、生平知之甚少。除他们编著的书籍外,在现存文献中几乎找不到这些文人的蛛丝马迹。由此亦可见,在当时的社会尤其是文人社会中,他们的地位和影响非常有限。与其说邓、纪等人与书坊主是合作关系,不如说是雇员与雇主的关系更为贴切。他们受雇于书坊,写作的内容和进度自然要听从书坊主的安排、受书坊主的掌控。

  嘉靖、万历年间,像熊大木和余象斗这样的书坊主绝不是个案,而是一种现象。绝大部分小说都是在书坊主授意下编写的,有时书坊主也会亲自“披挂上阵”搞创作;成书时间短、缀合抄袭多、可读性弱,是这一时期书坊编创小说的主要特点。因此,有学者将这一现象和小说创作模式称为“熊大木模式”。在书坊主掌控下出版的小说,无论从创作意图还是内容来看,都很难将其与具有一定艺术水准的文学作品挂钩;商业性和追逐利益是这些小说创作与出版的主要目的。

  (二)唇齿相依:明末清初文人与书坊主的合作

  书坊主掌控下层文人创作小说的状况,在万历中后期逐渐发生改变,“合作”成为明清之际文人与书坊关系的主线。这种合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人与书坊的“合并”,即部分文人进入坊刻业,成为书坊主;二是文人与书坊主的主动合作,即高层次文人主动参与到市民文学的创作之中,参与到书坊之中。

  第一,文人进入坊刻业。明末清初之际,不仅部分文人受雇于书坊,也有为数众多的文人选择直接开办书坊,开雕刻书。纵览明末清初之际书坊闻名遐迩者,几乎皆是文人开办的书坊,如李渔的芥子园、袁于令的剑啸阁、冯梦龙及其后人的墨憨斋,等等。这些文人型书坊主不仅重视刻书质量,也积极地投入小说、戏曲的创作与评点之中。比起建阳书坊主们的作品,他们创作、评点的小说,不论在内容形式还是思想认识上,都更高一筹。这样,既提高了市民文学的艺术水平,也吸引了更多的消费者。

  第二,高层次文人参与到市民文学的创作之中。嘉靖、万历年间,小说多是由下层文人和书坊主创作的;到“明后期由于文人小说观念的逐步开放,很多中上层文人投入到小说的创作与传播之中”。冯梦龙、凌濛初、李渔等作家都创作了多部小说,受到时人追捧。不仅小说创作如此,小说评点也亦步亦趋。万历年间,小说评点“仍然控制在书坊主之手”;万历中后期,李贽评点《水浒传》为上层文人评点小说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口。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陈继儒等人纷纷效仿李贽,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文人名家评点小说、戏曲的热潮,《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钟伯敬先生评忠义水浒传》等众多名人评点的小说、戏曲相继问世。此时,虽然很多题为名人评点的刻书是书坊主为求名人效应托名而作,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图书市场尤其是市民文学对高层次文学作品的需求,以及上层文人参与度的提升。万历以后,文人也不再排斥小说、戏曲等书籍,反而将其当作宣扬自己思想和主张的重要途径,在创作和评点时更讲求自我情感和阅读心得的流露,进一步提高了小说的质量,也引得更多文人相互仿效而对此趋之若鹜。

  社会贤达和名家不断参与书坊,参与小说的创作和评点,促使明清之际通俗小说的创作与出版开始打破“熊大木模式”的束缚,呈现出五彩斑斓的景象。随着文人进军坊刻业和高层次文人的大量参与,文人与书坊主也从嘉靖、万历年间雇员与雇主式的雇佣关系,变为经常唱和宴饮的朋友合作关系。在合作模式主导下,小说创作的商业化色彩逐渐减弱,表现出更多的文人化特征。其中最显著之处,当为“立言”思想在小说创作中的进一步贯彻。

  并非所有的著书立言都可以“虽久不废”。要使自己的著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思想价值必不可少。有思想价值的作品在嘉靖、万历年间书坊主掌控下的小说创作中寥寥无几。受追求商业利益的影响,嘉靖、万历年间的小说创作最讲求速度。市场需求是创作的主要向导,哪一类作品畅销,书坊主就会创作、出版哪一类作品。所以,嘉靖、万历年间小说流派的兴衰很有规律:《三国演义》《水浒传》初兴时,讲史演义、英烈传一类的小说蜂拥而现;随着包公判案类作品的畅销,公案小说代之而起;万历中期《西游记》《金瓶梅》刊行后,神魔、人情小说又呈现出一呼百应之势。这些紧跟市场而作的小说成书速度快,思想性普遍较弱,作者立言之意就更加淡化。到明清之际小说创作者拥有一定话语权后,立言成为小说创作的主要目的之一。

  “立言”“致民尧舜”等思想在明清之际小说的创作、评点中得到充分实现,集中表现为劝诫性内容的增多。如:凌濛初作“二拍”,“意存劝戒”;冯梦龙将“三言”与儒家经典相比,即使“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李渔作《连城璧》当为效仿班固、袁宏、郑玄之辈,而史家所著“经史之学仅可悟儒流”,小说却当为“大众慈航”;汪淇作《吕祖全传》改编黄粱梦故事,意为劝诫世人“于忠孝、和顺、仁信之道,亦特身体而力行之”。除小说创作外,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者也“逐步将小说评点视为其立身之事业和情感表现之载体”。金圣叹在评《水浒传》时即“略其行迹,伸其神理”;而其对《水浒传》的评点也体现了自己对明末社会的不满与忧虑,“将自身的现实感慨、政治理想和忧患意识一并诉之于笔端,从而使评点成了他情感表现的载体”。

  (三)分道扬镳:康熙中期后小说创作与出版的分离

  明末清初,小说作者和书坊主的身份开始发生变化:中上层文人创作小说的比例增加,文人成为书坊主的现象亦呈显著增长趋势。虽然如此,仍有一部分小说作者没有充足的资金开办书坊、刊行小说,甚至无法负担一部小说的刻板、印刷、发行等一系列出版活动。于是,清前期在小说出版领域出现了刻印分工的形式。所谓刻印分工,即作者自己刻板,完成后交由书坊印刷、发兑;书坊支付一定的赁板钱,利润由双方约定共享。刻印分工的出现,为一些资金短缺的小说作者提供了实际可操作的模式:文人负责撰稿、刻板,书坊负责印刷、发行。这一模式免去了部分的文人后顾之忧,对文人创作小说的热情有一定推动作用。清中期以后,在小说出版领域,刻印分工模式逐渐普及,小说创作和出版分离的趋势也日益明显。

  蒲松龄早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就完成了《聊斋志异》的初稿,后陆续增补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但《聊斋志异》成书后一直以抄本形式流传,直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始有青柯亭刊本。此时距蒲松龄去世(1715年)已近五十年。《聊斋志异》从初稿完成至成书花费了蒲松龄近半生的时间,从成书到刊刻又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作为一部小说,其创作时间之久、刊刻时间之长可谓史无前例,而这种史无前例的情况在康熙中期以后变为常态。继《聊斋志异》后,《红楼梦》《儒林外史》等通俗小说的创作、出版也延续了这一模式。《红楼梦》成书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之前,今天可见的最早刻本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伟元的木活字印本(程甲本);《儒林外史》约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或更早,而今见的最早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年)的卧闲草堂本,此时吴敬梓已去世49年;即使被认为多有“通俗小说流行的淫亵描写”,写作目的“不过在于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的《绿野仙踪》,其创作时间亦长达十年之久,且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全书问世后长期以抄本形式流传,直至道光十年(1830年)始有刻本出现。

  由此可见,与万历至清初由书坊主主持刊刻的小说不同,清中期以后文人创作的小说出现了创作时间长、付梓时间长的特点,且出版者亦与前代出现了较大差异。康熙以前,绝大部分文人创作的通俗小说最初都是在书坊刊刻的。康熙中期以后,这些小说最初付梓的地方却变为文人的书斋:刊刻《聊斋志异》的青柯亭是乾隆年间严州知府赵起杲的官署,因“借钞者众,藏本(抄本)不能遍应,遂勉成以公同好”;首刻《红楼梦》之程伟元亦非书商,而是一位颇有文采,且与乾嘉官场有一定联系的文人;《儒林外史》最早刊于卧闲草堂,虽然学界关于卧闲草堂的主人目前尚未有定论,但其不是书坊主却是共识。

  经过长达数十年打磨的小说,思想性自不必说,小说创作走上了文学发展的正轨。但是,文人创作小说的目的和动机则不再与市场有任何关联,利润不再是小说作者甚至出版者考虑的因素,这样精雕细琢的图书必不是书坊主的所思所想,以致这些作品极少刊刻于书坊,而多是靠私人关系托人付梓。于是,康熙中期以后,小说的创作与书坊分道扬镳,渐行渐远。除小说创作外,小说评点也出现了文人性、考据性增强的特点,失去了自万历以来推广、普及小说的“商业导读功能”。亦在此时,文人型书坊主数量锐减,文人也渐渐退出了书坊业。文人对小说的创作、评点在康熙以后逐渐摆脱了书坊的影响,向纯文学化、去商业化、去书坊化发展。此时的文人尤其是上层文人也逐渐远离书坊,回归于书斋。

  二、通俗小说发展的社会背景

  从嘉靖、万历年间书坊主控制下的创作模式,到明清之际上层文人与书坊主的主动合作,再到康熙中期以后文人摆脱书坊、实现小说创作的“随心而欲”,如果对这三个阶段做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一过程实质上是文人对小说的“控制”逐渐深入、小说商业化逐渐减弱的过程,小说的创作和出版从一种商业行为逐渐演变成纯粹的文学行为。引起这一变化的表面原因,看上去是文人对待小说和书坊态度的变化:由明前期文人对小说的抵制,到明中期以后文人对小说的欣赏和对坊刻业的参与,再到康熙中期以后文人对书坊的“抛弃”。但是,这一现象背后亦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变化。经济上,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市镇的繁荣,为坊刻业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身为四民之首的“士”,对商业和商人的态度有所改善,带有些许“书卷气”的坊刻业也获得了不少文人的青睐。政治上,科举的壅塞和朝代的鼎革,使得著书立说、参与书坊成为连接文人“治生”与“适志”的桥梁。可以说,在16至18世纪的中国,各种力量交织在一起,像一双无形的大手推动着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不断地前进。

  嘉万以前,文人对小说、戏曲等市民文学大多持谨慎甚至抵制的态度。永乐二年(1404年)进士、正统年间的国子监祭酒李时勉曾请禁此类书籍:“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乞……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朝廷的抵制、文人的不屑,加之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坊刻业无法吸引上层文人参与小说创作,所以,嘉万年间在书坊主和市场控制下的小说创作,只能由受雇于书坊主的下层文人甚至书坊主自己完成,小说出版亦为利润而生。

  这一情况到明中期以后,随着经济、政治环境的改变发生了显著变化。

  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创造了一群享有一定经济与政治特权、却无官可做的生员群体。这些生员在经济上可免除赋役;政治上,生员见县官可免跪,官府不能随意对其用刑,普通百姓见了他们也要尊称一声“老爷”;在衣着打扮上,则生员可戴方巾一顶,以显示地位比一般百姓高出一等。不管是生员自身,还是社会舆论,都视其为一个高于普通百姓的阶层,从而使他们从市井百姓中分化出来,成为明清时期独有的社会群体。但是,生员除享受一定的津贴(廪膳)和政治特权外,还没有授官的资格。生员只有通过乡试考中举人,才获得做官和参加下一级考试的资格。然而,在众多生员中脱颖而出,通过乡试成为举人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明末顾公燮曾说:“乡试难而会试易……俗有金举人,银进士之谣。”明代“科举系统中,竞争最为激烈的一级考试是乡试”,录取率在明初约为10%,到了嘉靖年间降到4%以下。由此可见,中举实在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也就出现了“范进中举”这样可悲可叹的故事。除此之外,宣德以后又制定了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之名额,形成了大量的生员。加之万历以后官职的长期空悬,生员壅塞现象更为加剧。除获得功名却无官可做的生员外,社会上还有更多未获得任何功名的读书人。

  科举的壅塞、晚明官场的黑暗与斗争,导致仕途对大多数文人而言已是不可触及的黄粱之梦。通过入仕为官实现“致君尧舜上”、展现自我价值,这一道路已行不通。明末文人兼书坊主的陆云龙,曾因国家陷入宦官专政、奸佞当道的局面,自己却不能有所作为而深深叹息,只能“徒扼腕于奸之成,而国事几莫可为”。于是,一部分文人便把自己对时局、政治的看法写于小说、戏曲之中,“犹之持一书而致阙下也”,以弥补不能亲自上奏皇帝的遗憾。除此之外,从王阳明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到泰州学派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再到王艮弟子王栋的“农工商贾虽不同,然人人皆可共学”,百姓也被纳入立教的范围之中。在一些文人注重“内圣”,选择避世、隐居的同时,另一部分文人关注的焦点则从“致君尧舜上”转向“致民尧舜”:既然无法在政治上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文人们开始逐渐强调和突出自身的文化功能,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于创作和教民之中。“‘为四民立教’与‘致民尧舜’,在晚明蔚然成为一种士林风尚。”

  随后,清军的入关并未吹散笼罩在文人群体中的阴云。非汉民族的入主、高压的政治环境和传统装发样式的强制性改变,更引起汉族文人群体的极大不适,对文人的心理造成极大影响。梁启超在回顾清代政治影响下的学术变迁时讲到,明清易代的刺激“唤起国民极痛切的自觉,而自觉的率先表现实在是学者社会”。由此可见,首先受到明清易代冲击的是“学者社会”、文人群体。选择归隐的明季遗民,只能将自己的理想托之于纸笔和梨枣,希望通过文学作品抒发忧郁愤懑的情感和朝代鼎革带来的心理冲击。

  科举的壅塞和朝代的鼎革导致仕进无门成为嘉万以后文人的常态,因此,如何维持生计成为每个文人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这些曾读圣贤书、怀揣科举梦的读书人,与社会上的其他三类人(农、工、商)至少在思想和心理上已有了明显区别。即使务农、从工、经商成为本业治生外无可奈何的异业治生的选择,本业即文字治生也仍然是多数文人的理想选择。但是,明中后期“士”这一阶层的贫困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义与利的矛盾、自我价值实现与物质生活需要的矛盾,在明末清初文人阶层中更加突出。于是,从事出版、刻书,尤其是与市民阶层需求息息相关的小说创作,便成为一部分文人治生的新途径。一方面,这一方式帮助失意文人解决了衣食等生计问题;另一方面,这一方式也不失为一种变通的本业治生,文人借之以文墨立名,宣扬自己的主张、思想,实现了通过立言和“致民尧舜”来体现自我价值的愿望,并为他们获得了难以在官场上得到的名声和利益。可以说,著书立说在维持文人生计、满足其物质需求的同时,也为明中期以后的文人们提供了一条能够抒发情感、劝诫普通市民、虽脱离政治却能实现政治抱负的渠道,成为明末清初文人连接“适志”与“治生”的桥梁。

  由此,明代通俗小说迎来文人的支持与推动。明中期以后,中上层文人对市民文学的态度发生转变。他们不仅肯定了通俗小说的价值,像李贽、金圣叹、冯梦龙等人还纷纷参与到小说创作、评点和传播中来。这些上层文人对市民文学表现出的热忱,不仅促进了小说在社会各层面的传播,更大大提高了明中后期小说创作、评点的质量。由于当时绝大部分市民文学作品皆梓行于书坊之中,因此,明中后期不仅下层文人被笼络到书坊中编书、著书,在社会上有一定名望的上层文人与书坊的联系也日渐密切。明中后期以后,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和社会氛围的变化,给小说创作和出版带来了济济人才和勃勃生机。文人对著书立说和出版刻书倾注了极大热情,促进了文人与书坊的合作,也促进了通俗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繁荣。但是,这种繁荣很快随着明王朝的远去和文字狱的骤起而走向萧条。

  随着顺治以后清朝政权的逐渐稳固,加之康熙中期以后亲身经历过朝代鼎革的明季遗民的数量不断减少,清初在文人群体中漫布的浓厚的遗民情节逐渐消逝,对朱明王朝的家国之思离遗民子孙已经非常遥远。遗民们自己虽不愿入仕为官,但其子孙却与传统文人一样,有着强烈的政治诉求,入仕为官仍然是大部分遗民子孙最终的愿望。同时,随着“晚明精神的日渐散去和明末清初民族精神的日渐消泯,社会意识形态开始向传统的方向回归,曾躁动不定的社会心理日渐平静”。虽然科举之路依然充满荆棘,但康熙以后,幕府的发达,尤其是大量艺文幕府和右文封疆大吏的出现,使文人们找到了新的本业治生的途径——幕府成为他们著书立说、安身立命的重要庇护之所。不必再为生计奔波的文人才开始真正静下心来潜心创作,小说的商业性逐渐被文学性取代。

  除此之外,顺治末年,尤其是康熙中期以后,朝廷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日益严厉,对明季遗民的怀柔政策向高压手段转变。从奏销案到《明史》案、南山案,再到四库禁书,江南地区的文字狱越加频发。清代皇帝更多次下谕,严厉禁止“淫词小说”,文化、出版领域的氛围日渐紧张。受避祸心理的影响,不仅从事小说创作、评点的文人大量减少,从事刻书的文人书坊主也唯恐避之不及,都纷纷躲入书斋的故纸堆中,文人与书坊也渐行渐远。通俗小说的创作与出版也随之逐渐分离开来:文人创作的通俗小说走向纯文学化;书坊则以重刻、翻刻经典小说为主,几乎毫无创新可言。

  三、明清通俗小说发展史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书籍及其社会作用做了高度概括:“可以说,在中国的史籍书林之中,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话语高度概括了书籍承载的社会内涵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镌刻在书籍中,历久弥新。以书为镜、以史为鉴,我们亦应从中国的史籍书林中探索历史发展规律,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

  (一)古代通俗小说的现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华民族都留下了无数不朽作品。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共同铸就了灿烂的中国文艺历史星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明清小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进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资源,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特殊意义。

  中国通俗文学经典著作对社会发展、坚定信仰会产生巨大影响,一部好的艺术作品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精神文明正能量。例如,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生动演绎、再现了三国争雄的历史场景,贯穿着以德为先、治国安民的中国传统治国理念;施耐庵的《水浒传》带给我们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侠义精神,同时讴歌了反抗压迫、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吴承恩的神魔小说《西游记》给我们留下了百折不挠、锐意进取的团队合作精神;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等,使我们深刻认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群众反抗的力量。

  与诗词歌赋、文言小说相比,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通俗小说以其语言直白、内容浅显,寓理于事、寓事于言,以及大众化、世俗化、娱乐性等特点,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在普通百姓中得到广泛传播。这些作品更贴近生活、贴近民众,更能激发人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对于新时代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四个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在全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古代通俗小说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需要,如何做好古代通俗小说的“双创”,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代通俗小说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首先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用唯物史观指导通俗小说研究。这要求我们要用联系、发展、全面的眼光看待问题,应用到具体的历史研究中,我们应该用联系的思维将看似分散的历史事件综合起来考察,从发展的角度探究某一事件长时段的发展历史,避免历史研究的片面性和碎片化。历史研究也不能仅停留在对具体历史事件的梳理和历史真实的还原上,更应全面地分析影响历史事件、推动历史发展的因素,形成对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阶段历史全面的、准确的理解,探究历史发展规律,才能以史为镜,为当代社会发展提供借鉴。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创作和出版从明嘉靖到清道光年间,其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时段、动态变化的过程。在这一动态发展之中,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促成了通俗小说的发展。所以,将历史研究置于长时段、宏观视野中考察,才更容易发现并把握其动态发展的过程,才更容易把握其发展规律。

  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代通俗小说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过程中,既要取其精华,传承和弘扬有价值、有意义的精品;也要去其糟粕,否定和抛弃有碍公序良俗、没有价值的“次品”。事实上,得到人民群众认可、受到人民群众欢迎的,大多是值得传承和弘扬的精品。自明清流传至今的四大名著、“三言二拍”等小说作品,皆蕴涵了丰富的忠义仁厚、不畏艰险、勇于斗争等宝贵品格,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所以,其一经刊刻,便立刻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响,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得以广泛传播,长盛不衰。反观嘉万间在书坊主控制下创作的通俗小说,多经拼凑、缀合而来,以追求商业利益为目的,思想性和文学性大为削弱,故而迅速被其他作品取代,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文化的主体,更是优秀文化的选择者。所以,历史研究不是无足轻重的选题和脱离现实的“考古”,也不是细碎繁琐的考据和狭窄空洞的论述,而是“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通过研究历史,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结语

  从明嘉靖到清道光年间,古代通俗小说创作与出版经历了逐渐分离的发展历程。这一动态发展过程与文人对待小说和书坊的态度直接相关,更隐含了深刻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社会动因。从嘉靖元年(1522年)第一部刻本通俗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付梓至今,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已经流行了近500年之久。经过历史的洗涤和人民的选择,流传下来的诸如四大名著、“三言二拍”等名作不胜枚举,这些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是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积淀,在新时代仍然熠熠生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善于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研究历史,通过长时段、大历史的研究充分挖掘历史中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养分,在新时代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再创辉煌。

(作者:张舰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编辑

原文链接

下一条:宋代士大夫灾异论再认识——以苏轼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