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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中后期纸币控制政策及影响
作者:李鸣飞 来源:《历史研究》2021年第5期 2022-01-04

  中国古代大部分时期主要使用金属货币,但纸币在宋金元明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纸币面额与实际价值脱钩,如不控制发行数量,极易引起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宋金两朝曾依靠纸币分界、定额发行和出钱收钞等称提手段稳定币值,控制流通量;而元代纸币并不分界,长期有效,发行不定额,又因为元朝改变了宋金时期钱钞并行、以钱为主的做法,建立全面使用纸币的单一货币体系,所以必须采用新方法控制纸币发行量和流通量。

  元朝发行中统钞初期,吸取金末通货膨胀的教训,“诸老讲究扶持,日夜战兢,如捧破釜,惟恐失坠”,发行额较小,用金银做准备金,“稍有壅滞,出银收钞,恐民间疑惑,随路椿积元本金银分文不动”,成功控制了发行量和流通量,“行之十七八年,钞法无少低昂”。但与南宋的战争全面开始后,印钞量激增,各地平准库的金银尽数被理财大臣运走,“出银收钞”的平准手段无法继续,出现了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的情况,故不得不改革钞法。至元二十四年(1287)政府发行至元钞,规定价值为中统钞的5倍,与中统钞并行,中统钞实际上变成用于补充的小额辅币。改革后,印钞数并未得到控制,通胀严重,至大三年(1310)又印发至大钞,价值是至元钞的5倍,次年即告废除。

  元前期钞法中通胀现象极为显著,是学界主要关注的问题。至大钞废除后,货币系统如何运行,目前看法不一。有学者指出,延祐到至顺年间印钞数得到控制,钞值稳定,没有大幅波动。然而,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却再次改革钞法,发行价值翻倍的至正印造中统元宝交钞。如果元代中期钞法长期稳定,那么至正十年钞法改革的动机就难以解释。因此,这一观点未被广泛接受。

  元中后期金银本位制崩溃后,究竟采用了怎样的控制纸币数量政策,该时期纸币系统运行情况,及其对至正钞法改革产生了什么影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一、“钞本”概念辨析

  元代钞法制度中,“钞本”是一个关键概念。通常认为,在元代金银本位制度崩溃之前,钞本指中央政府置于平准行用库中的金银,以兑换的方式平准调控流通的纸币数量。元世祖后期至成宗前期,政府将各地平准行用库中的金银陆续收归中央。大德八年(1304)“平准行用库”更名为“行用库”,说明政府在名义上已放弃金银本位制度。当时有人认为,此后“民间所行,皆无本之钞,以至物价腾踊,奚至十倍”。

  既然金银不再是钞本,而元中后期文献中又屡见“钞本”一词,那么它的含义为何,对此学界有不同观点,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认为“钞本”还指准备金,但其存在形式为何,则众说纷纭。彭信威认为,在金银本位制废除之后,所谓“钞本”仅名义上存在,实际并不参与兑现,只为稳定人心而已。周祥提出,元中后期的“钞本”是以纸币作为本金。刘森同意这一观点,但认为此时“钞本”连年印造,已与流通中的纸币别无二致。第二种观点来自考古发现,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黑城遗址曾出土3张都提举万亿宝源库收到宝钞的大额票据,李逸友将之视为“钞本”,认为是一种大额货币代用券。第三种观点从文献出发,指出“地方平准行用库储备金银渐趋有名无实,‘钞本’的含义亦发生变化,通常指每年印发的新钞”。从文献记载的角度说,第三种观点目前最为合理,但该观点未阐明“每年印发的新钞”为什么会被等同于钞本。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从元代“新印纸币”如何进入流通市场谈起。王恽《中堂事记》记载了元初发行中统钞时的一系列规定,其中有“在都总库印到料钞不以多寡,除支备随路库司关用外,一切经费虽缓急不许动支借贷”。由此可知,按照元代钞法的最初设计,新印货币不允许直接进入流通市场。

  元初新钞进入市场的方式有三种:第一,最早印发的中统元宝交钞发到各地平准行用库后,兑换之前在各地流通的钱币和代金券,让新币迅速占领市场。

  第二,通过与实物和金银兑换进入市场。王恽提及,初行中统钞印及50余万时,“堂议尝云:‘若印至百万,所获钞息可尽免天下包差。’盖以平准贸易诸物,一岁民间毁废不赀,皆为官息也”。可见平准行用库可用中统钞“贸易诸物”,但主要应该是兑换金银。《元典章》“打算平准行用库”条称:“至元十九年九月,御史台承奉中书省札付:近为各路平准行用库元关钞本买到金银、倒下昏钞、并工墨息钱,不见起纳,诚恐埋没。”可知平准行用库所储金银,大部分由钞本兑换而来。至元十三年,纸币发行量猛增数倍,原因是占领江南后,需要大量纸币与南宋原有货币和贵金属进行兑换。至元十七年在江南推行钞法,废宋铜钱,括江淮铜、铜钱及铜器,因此兑换铜器也是中统钞进入南宋地区的兑换渠道之一。

  第三,通过倒换昏钞进入市场。《元典章》“整治钞法”条和“行用至元钞法”条载有倒换昏钞的详细规定,前引“打算平准行用库”条亦提及各路平准行用库存有“元关钞本”、“倒下昏钞”。

  要言之,回收不再行用的旧货币、兑换金银、倒换昏钞,是元代钞法设计中新印纸币进入市场的三种正规方式。旧货币和金银会在一定时间后因兑换殆尽而退出市场,之后兑换昏钞便成为新印纸币进入市场的唯一途径。新印纸币通过兑换进入市场后成为流通货币,而在此之前则被称为“钞本”。

  虽然诸多论著认为元前期“钞本”指置于平准库中的金银,但从史料上判断,即使在“以金银为本”的阶段,尚未进入市场的新印纸币也被称为“钞本”。前引《元典章》“打算平准行用库”条所载“各路平准行用库元关钞本买到金银、倒下昏钞”,以及《元史·食货志·钞法》提到中统五年(1264),“设各路平准库,主平物价,使相依准,不至低昂,仍给钞一万二千锭,以为钞本”,这两处“钞本”所指显为纸币而非金银。至元中期超发纸币,王恽《论钞法》批评政府“印造无算,一切支度虽千万定,一于新印料钞内支发,可谓有出而无入也。其无本钞数民间既多而易得,物因踊贵而难买”。所谓“无本钞数”,根据上下文意,也指未经与民间昏钞兑换而直接用于支付、进入市场的新印料钞。

  关于“钞本”指将要进入市场的新印纸币,还可以通过对照《元史》本纪所载“钞本”数量与《食货志·钞法》所载“岁印钞数”,获得更加直观的印象。

  通过比较,可见元中后期印造钞本数与次年发行新钞数基本吻合。故而可以得出,元代钞法中的“钞本”有两种含义:一为前期置于平准库中以备兑换纸币的金银,又称为“银本”;二为新印发的纸币,它通过与不再流通的货币、金银等物和昏钞倒换进入市场,而在兑换之前被称为“钞本”。

  “银本”和“钞本”承担着不同的功能。“银本”用于调控流通量、稳定币值,与之相配合的制度是“出银收钞”,可以视作宋金时期“出钱收钞”、称提币值等做法在元代的延续。“钞本”的功能是控制发行量,配合的制度是“一切经费虽缓急不许动支借贷”,与宋代纸币定额发行的政策一脉相承,只不过其额度依据是已在市面上流通的纸币。“银本”和“钞本”是规范元代钞法顺利运行的双保险。但是,在纸币数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国家无法提供充足的金银以供兑换,因此在世祖末期,“银本”制度被废除。从此以后,控制纸币数量只能从钞本入手。

  二、不动支钞本与通货紧缩

  元前期,钞本常常不通过兑换,而由政府直接支出进入市场,从而引发恶性通胀。仁宗延祐元年,铁木迭儿奏:

  经用不给,苟不预为规画,必至愆误。臣等集诸老议,皆谓动钞本,则钞法愈虚;加赋税,则毒流黎庶;增课额,则比国初已倍五十矣。惟预买山东、河间运使来岁盐引,及各冶铁货,庶可以足今岁之用。

  时臣认识到“动钞本,则钞法愈虚”,故不再将挪用抄本视作弥补财政赤字的第一选择,转而靠预支盐课等其他方式补贴国用。延祐二年,铁木迭儿请求由平章政事李孟、左丞阿卜海牙、参知政事赵世延主管钱帛、钞法、刑名等事。李孟为著名儒臣,管理钞法的风格趋于保守,因此仁、英时期未见挪用钞本之事发生。仁宗时期印钞数较多,是为回收武宗时期大量发行的至大银钞。泰定时期,每年印钞数只有至元钞40万—60万锭,中统钞10万—15万锭;天历两年共印造至元钞119.2万锭,中统钞4万锭;至顺元年(1332)印造钞数亦与之相仿。《至顺镇江志》载至顺二年当地行用库钞本岁额为72.5万贯中统钞,合至元钞14.5万贯,即2900锭。据前田直典不完全统计,元代各地有行用库共156座。如果按照镇江的钞本额粗略计算,至顺二年全国所需钞本应超过45.24万锭,而泰定到至顺元年每年所印钞本仅约等于各地行用库倒换之额,故不至于支用钞本。元顺帝至正十年,武祺建言改革钞法,指出市场上流通的纸币数量不足,认为这是由于不动钞本引起的。他特别提出在世祖时期,钞本除了通过兑换途径进入市场外,“有合支名目,于宝钞总库料钞转拨,所以钞法疏通,民受其利”;但近年来,钞本“不与转拨,故民间流转者少”。据桂馥《晚学集》引用武祺《宝钞通考》“自泰定以后,废平准转支之旧规”,大概可以推定在泰定时期政府正式禁止动支钞本。此后到至正十年,几乎不见动支钞本的情况。

  不动钞本的结果是流通的纸币量渐少,政府反而需要动用行政手段促进新钞进入市场。《至正条格》记载,元统元年(1333),户部要求在至顺元年关支钞本的数额之上,增加30%,向各地拨降钞本,并要求各地行用库到年底必须将当年领到的钞本兑换完毕:

  元统元年三月,户部议得:“行省、□(腹)里累年所关□(支),少不及元额……若不定立规程,通行流转,诚恐因循既久,涩滞未便。拟合将各处行省、腹里路分,照依至顺元年元关钞□(定)数目,十分为率,添答三分,令亲临提调正官、首领官等,除小倒等一切弊源,设法关防,从公倒换,比及周岁,须要尽绝。如果不敷,预为申关……庶几钞法流行,官民便益。”都省准拟。

  政府以为,导致广大民众使用纸币不便、钞法运行不畅的原因,是库官为了谋取利益、逃避责任,不尽职倒换昏钞。但是,行政手段难以解决经济问题。由于年初印造的钞本并非一次性全部分拨给各地行用库,而是留下一部分放在宝钞总库,预备地方钞本不足时继续拨降,所以元统元年增加印钞数量之后,中央库存的钞本越来越多,以致出现后至元六年(1340)“权止今年印钞”,至正元年“以在库至元、中统钞二百八十二万二千四百八十八锭可支二年,住造明年钞本”的情况。这表明政府强制行用库倒换钞本以增加货币流通量的调控手段失败了。

  政府干预失败的原因,可以从元代货币制度层面进行分析。政府每年印发的新钞,通过兑换途径进入市场后,会以税课等形式回到中央,成为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中央通过百官俸禄、各级政府诸色户计和各种机构的官本、军费、赏赐、赈济等形式支出收入,使纸币再次进入民间社会。民间使用过程中磨损的昏钞进入行用库,送往昏钞库统一烧毁。理想状态下,元代的纸币流通应如下图普通字体所示;早期政府支出超过收入,出现财政赤字,故直接动用新印造的纸币,即动支钞本,这时纸币流通如下图粗体字所示:

  如果严格执行该流程,且每年兑换量稳定,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市面上流通的纸币将会以一定速度逐渐减少。理由是,并非所有昏钞都会被送到行用库进行兑换,每年必然产生一定概率的损耗。彭信威认为,虽然每年有部分损耗及回收的昏钞,但与发行量相比“究竟为数有限”,因此纸币流通数量会越来越多。这并不符合元中后期的情况。

  据李春圆研究,元延祐末期到至正初期,土地、北方粮食、金银、牛马等商品价格都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体现出元代中期经济萧条的情况。至正初年吴师道《国学策问》也提到“近年法弊害滋,民力瘅耗,富庶之壤化为萧条”。这种情况应与同时期货币数量长期减少有关。甚至可以说,元中期对于货币总量的控制成效明显,形成了国家政策调控下的通货紧缩。通货紧缩不利于社会经济生产,但元人却以“印造有数”、“钞常艰得”为追求目标,这很大程度上与元朝吸取金朝行用纸币的经验有关。耶律楚材最早提出,金朝“有司以出钞为利,收钞为讳……至以万贯唯易一饼,民力困竭,国用匮乏”,建议印造交钞应严格控制数量,“宜不过万锭”。世祖至元中后期,面对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的困境,王恽提出的应对方法也以减少市场上的纸币总量为原则,建议“用银收钞……民间钞俭,必须将银赴库倒钞货,是钞自加重,银复归于官矣”。元中后期,政府确实做到不动钞本,达成减少货币总量这一目标,物价也随之下降。然而,国家税收并未减少。货币总量减少,货币价值增加,民众需要缴纳的赋税价值实际上是增多的,因此民众的负担并未减轻反而加重。

  仅控制纸币流通量,不是解决元代经济问题的最佳手段。当时人曾提出,平抑物价的核心在于减少国家支出。至元二十三年,诸臣商议钞法改革之事,吏部尚书刘宣认为“当度其所入,量其所出,如周岁差税课程可得一百万锭,其岁支只可支五七十万,多余旧钞立便烧毁。如此行之,不出十年,纵不复旧物价,可减今日之半”。不过,这对元朝统治者来说很难实现,故提议未被采纳。至元二十四年,桑哥立尚书省,改革钞法,行至元钞,未见控制支出的举措。

  综上所述,元代纸币如果仅靠兑换旧货币和金银等途径进入市场,则数量应略少于当时流通的货币总量。市场上的旧货币和金银被兑换殆尽之后,新钞如果又仅以兑换昏钞的方式周转,其流通量势必无法满足不断发展的市场需求。因此,元初直接支用钞本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经济增长和调节社会财富再分配。然而,一旦支用钞本过多,通货膨胀过快,则会引发社会危机。再加上官员俸禄全部以纸币形式发放,故官员对通胀反应强烈,纷纷就现行钞法提出改革意见。于是,元中后期转而实行不动支钞本的政策。在此作用下,出现了通货紧缩、物价下行的特殊态势。

  三、伪钞倒换及防范措施

  关于元代伪钞已有不少研究,但之前学者较少注意伪钞与钞法之间的联系。元朝伪钞相当一部分不进入流通市场,而被用于兑换钞本,其侵害的对象主要是国家利益而非个人利益。元代除有刻板印制新伪钞之外,更常见的是通过挑改面额,把小额真纸币伪造成大额假纸币。这种造伪方法技术门槛较低,而且只要买通行用库的库官,用伪钞兑换新钞的不法行径就能得逞。

  描写元代伪钞倒换钞本现象最生动者,莫过于元曲《上高监司》。据曲词描述,用伪钞兑换新印制的料钞俨然成为一种产业,“无廉耻买卖人”花费二三百锭本钱,将行用库的攒典、库子、弓手、门军等人全部买通,用拼接剜补过的伪钞,将钞库中的料钞倒换出来。库官关到钞本之后,只给普通人倒换一小部分,而将大部分留给这些勾结作弊之人,“放小民三二百,报花户一千余,将官钱陪出”。他们以伪钞为昏钞,“假钞公然唤做殊,这等儿三七价明估”,兑换入库。解送昏钞前往昏钞库到最后统一烧钞期间,“弊更多,作下人就做夫,检块数几曾详数,止不过得南新吏贴相符。那问他料不齐、数不足?”烧钞官员玩忽职守,应付了事。作伪者先行贿赂,约定暗号蒙混过关,“烧得过便吹笛擂鼓”。

  元中后期,伪钞倒换钞本现象非常严重。《元典章》记载,延祐四年,“曹州倒钞库里秋间倒换来的三千定昏钞上头,省台差人交烧毁呵,那钞内检闸出一千三百一十二定有余掏补挑剜假伪等钞来有”。《至正条格》载:

  至正二年四月初九日,中书省奏:“御史台官文书里呈:‘在京等库,至元五年夏季昏钞至元六万六千二百余定,除例堪烧毁外,闸出不堪、短少至元一万六千七百八十余定。若不设法更张,深为未便。’教户部定拟呵,‘设立行用库,本以流通钞法。近年以来,弊蠹滋深,当速救正。’的说有。”

  延祐年间曹州倒钞库倒换的昏钞中,有1/3为挑补过的伪钞;到顺帝后至元五年,在京钞库倒换的昏钞中,检查出约1/4为不合规定的伪钞,其他地区的情况想必更加严重。

  出现如此严重的伪钞倒换钞本现象,除制作伪钞能获得巨大利益外,还与元中后期通货紧缩的经济态势有关。政府为增加市场上的纸币流通量,要求行用库必须在一年之内完成一定数额的倒换量,否则严惩不贷,这种政策一定程度上迫使库官为了完成工作量而与人勾结,接受伪钞。

  为了解决伪钞问题,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防伪措施,主要从倒换昏钞和烧钞两个环节入手。倒换昏钞方面,《南台备要》至正十一年“建言烧钞”条详细记载了相关防范措施:行用库子收到昏钞后,需“配料钞锭”,开写印帖。配料后,要在“勘合簿”中记录昏钞编号及其他相关信息,做到“簿贴勘合”。文宗时期,由于负责配料的库子时常作弊,又设置配料官对其监管。如在倒换后昏钞中出现伪钞,配料官也需担负责任。据《至正条格》至顺元年“检闸昏钞”条规定,以至元钞为则,每1000贯内检出伪钞5贯以上,库子和库官就要根据检出伪钞多少,分别承担不同责任;而检出伪钞100贯之上,“提调官、配料官……一十七下,标附过名”。

  烧钞方面的规定同样严格,要求每一季孟月十五日之前解送前一季昏钞到烧钞库,等候烧钞。早期为防止烧钞过程中作弊,要求昏钞一律送到大都,后由于运输不便,至元二十八年下放至各行省烧钞,泰定四年又允许在宣慰司烧钞,但规定必须在行省官或宣慰司官和监察官的共同监督下进行。所谓烧钞,并非一烧了事。其前置程序是检查各处行用库送来的昏钞中是否有伪钞,故往往需要花费一个多月时间。皇庆元年(1312)的一件户部文书提到,“春季昏钞,依例合烧三十四日”。然而,各级官员多不愿或难以抽出这么长时间专门烧钞,导致各处解送昏钞的库官无法按时还职,这又耽误各地昏钞的兑换。于是,政府多次下发文告,要求烧钞官应尽职完成烧钞,不得拖延。泰定后期至顺帝前期,出现部分昏钞长期不得烧毁的情况。《至正条格》所收至正元年一件文书提到,“自泰定三年到今,追补下的昏钞至元折中统一十九万九千余定。前后十有余年,累次委官监烧。或推托事故,营求差除。或虚使司属人等,相约聚会日期,迁延畏避,俱不烧毁,因而耽误。至元五年、六年七季昏钞一百一十八万余定,亦未烧毁。以致钞法涩滞,奸弊滋生”。昏钞长期不得烧毁,防范伪钞的机制无法发挥功用,使得伪钞现象更加严重。

  元代对于防范伪钞失职采取过分严厉的惩罚手段,反而导致一部分库官惮于开库倒换昏钞。《至正条格》“添拨钞本”条提及,“提调官不为亲临关防,去除弊源,唯恐累己,不行依例倒换,以致短少”;“关防行用库”条载,“近年以来,所在库子人等作弊太甚,未免立法关防。其各处提调配料官员,往往惧罪,不行开库”。监察官检视伪钞过于严苛,也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元史·许有壬传》提到,“廉访使苗好谦监焚昏钞,检视钞者日至百余人,好谦恐其有弊,痛鞭之。人畏罪,率剔真为伪,以迎其意。管库吏而下,榜掠无全肤,迄莫能偿”。因此,才有苏天爵在元统年间上《灾异建白十事》表示当时钞法的主要问题是“民庶有倒钞、检钞之扰,官吏有监钞、烧钞之害”。

  为了从技术层面断绝伪钞滋生,元末至正钞法改革时,试图改变纸币式样。桂馥《晚学集》引用《宝钞通考》关于原中统钞与至正十年新中统元宝交钞的样式区别:

  《通考》又载:“至正十年拟造中统元宝交钞,其板面、边阑花样、字贯各随钞例从宜制造,以防挑剜揭补之弊。元有‘中统元宝诸路通行’八字,系汉字篆文,今添蒙古字‘中统元宝诸路通行’八字。壹贯,元单雷文,今拟蕙草;伍百文,元斜角雷文,今拟宝象花;叁百文,元斜角雷文,今拟四角雷文;贰百文,元蕙草,今拟捄楼花;壹百文,元四角雷文,今拟万字;伍拾文,龟背锁子;贰拾文,芙蓉花;壹拾文,草苓芝。是则官造花文、字样俱极精巧。”

  至正十年新造中统元宝交钞着重于防伪,除不同面额纸币中间标写的贯伯不同之外,边栏花样更有明显区别。原中统钞,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一百文,边栏花样均为雷纹,只需稍做手脚,就可以通过挑剜揭补把小面额真币伪造为大面额假币。原五十文、二十文、十文边栏没有花样,此次改革分别增制花纹。可惜,至正钞法改革提出后不久,元朝就陷入战乱,无法得知改革的实际效果。

  总之,元中后期出现的货币流通量减少、钞法滞涩等现象,成为推动政府要求行用库必须完成一定兑换量的原因,而这在客观上反促使伪钞兑换钞本的现象更趋严重。为了防范伪钞,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均未取得良好效果。之后明代钞法基本废除倒换昏钞制度,或许与元代难以解决伪钞倒换钞本的症结有关。

  结 语

  在金银本位制崩溃、无法依靠“银本”以“出银收钞”方式调节流通量之后,元中后期控制纸币数量的政策是,限制钞本流向、不动支钞本、新印纸币只通过兑换昏钞的途径进入市场。这些政策解决了元前期通货膨胀问题,却引起通货紧缩。在课税额没有下调的情况下,通货紧缩给百姓带来的负担更加沉重,引发经济萧条。政府为增加纸币流通量,强制行用库增加兑换额,这反使伪钞问题更加严重。为此,虽然出台多种防范措施,但均未能很好解决伪钞问题,其带来的倒换昏钞不便等负面效果,却深刻影响了纸币信用。

  至正十年建言钞法改革的武祺指出,当时纸币“民间流转者少,致伪钞滋多”,过去学者认为不符合实际,其实这并非奇谈怪论。至正改革着眼于解决流通货币不足和伪钞问题:允许部分项目支用钞本,使新钞直接进入市场,以解决财政困难;发行新的至正造中统元宝交钞,增加防伪措施等。由于史料缺乏,现在无法确知至正钞法改革后的实行情况。至正十一年,红巾起义爆发,巨额军费和社会动荡把元朝财政拖入深渊,政府不得不大量直接支用钞本填补财政赤字。至正十年钞法改革在未能显现成效前就迅速崩溃,元朝的命运也逐渐走向终点。

  元末有不少人把钞法失败看作王朝动乱和灭亡的原因,认为“刑愈严而钞愈不行,此元之所以卒于无术而亡也”。元末歌谣《醉太平小令》有“开河变钞祸根源”之语。关于钞法失败和元朝灭亡的关系,应该看到以下几点。

  第一,当时人普遍产生钞法失败引起元朝灭亡看法的原因,是他们深刻体会到货币及钞法改革对广大百姓生活的影响。不同于伯颜谋废立或范孟矫杀省臣之类的恶劣事件影响范围有限,钞法失败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几乎波及全国。新钞行之未久,“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致使大多数百姓对政府失去了信心。

  第二,元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大规模农民战争,而农民战争的爆发则涉及诸多方面。其中,“官法滥”、“刑法重”、“开河”等都是引起“黎民怨”所不可忽视的因素。而且有学者指出,决定变更钞法后不到半年,各项措施尚未全面推开,全国性的农民战争已经爆发,所以“变钞”与元末动乱之间的复杂关系并非如当时人所认为的单纯与钞法有关。如今我们再审这个问题,则需从更加客观、多元的角度展开探讨。

  第三,元末农民战争是各种矛盾长期累积的总爆发,即使不进行钞法改革,元末动乱及元朝灭亡也难以避免。事实上,战乱发生之前,原有纸币制度已经难以维持。如果不变钞法,中央政府货币愈加不足,相比破坏不动钞本的原则,用其他手段盘剥民众的危害更大、更直接。钞法改革后,允许直接支出钞本,在“海内大乱”的特殊情况下,以饮鸩止渴的方式依靠大幅增加新印纸币数量暂时支撑国家财政,确保了军费支出,完成了黄河治理等工程。不过,随之而来的结果却是,恶性通胀重现,纸币“散满人间,无处无之”,整个货币信用系统彻底崩溃。如果把改革钞法视作一种技术手段,那么技术手段显然已无法在根本上解决元朝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

  元代确立了以纸币为主币的单一货币体制,发行无期限不兑换的信用货币,其钞法系统通过控制新钞进入市场的途径来调控货币总量,在中国古代纸币史上是一个重要进步。这套制度缺乏弹性,一收则紧缩,一放则通胀。尽管如此,元代钞法诸政策毕竟起到了有效调节的作用。元代纸币经济体系,在经历多次大幅通胀之后还能平稳运行几十年,说明这套控制政策仍有可取之处。

  (作者:李鸣飞,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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