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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朔饩羊:国民党“清党”后的民众运动
作者:徐秀丽 来源:《经济社会史评论》2021年第3期 2022-01-10
  摘要:普遍认为1928年2月举行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暂停民运"决议,细绎史料,可以认定这是一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误传。事实上,“清党”后国民党中央从未明令停止民运,不过,虽无明令,北伐时期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确实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逐渐偃旗息鼓。国民党既不能将民众运动与共产党彻底切割,又不敢公然抛弃民众运动,表面支持提倡,实际防范打压,造成国家和社会的严重脱节,引起意识形态和施政实际的极大背离,相当程度上销蚀了自身的合法性基础。

  1927年国民党“清党”,不但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标志,也是此前如火如荼的民众运动遭遇顿挫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不过,对民众团体和民众运动的处置不可能与军事、政治行动完全同步,也不可能一刀切,国民党“抛弃”民众有一个过程,对于各类民众团体处置的程序和手段也不一致。  

  1928年2月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届四中全会无疑是民众运动的转折点。这次全会对国民党中央党部进行重大改组,领导民众运动的工人、农民、商人、青年、妇女五部被取消,另设中央民众训练委员会,从名称即可看出民众运动性质的变化。会议对民运方针政策产生尖锐分歧,传达出停止民众运动的强烈信号,以至于会后不久即有四中全会明令停止民运的说法。此说法被后来的相关研究所沿用。然而,认为二届四中全会明令停止民运,却是一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误解。1927年国民党“清党”之后,尤其是最初的混乱期过后,确曾基本停止了民众运动,1929年“三大”对民众组织和民众运动进行了彻底改造,但中央从未发布过停止民运的明令。

  一、四中全会“停止民运”说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停止(暂停)民运”之说,在当时即见诸公开文告。1928年6月,阎锡山以“容共时期之民众运动,早经四次全会议决停止有案”为依据,制止北平市工会活动并解散其组织。上海特别市党部在与市学联会发生冲突时,进行自我辩解的依据也是“自四中全会后,各地民众运动,一律停止活动。上海学联会当然奉命停止”。学联会方面承认“自四中全会之后,学联即停止活动”,但指出“至去岁济案发生,群情愤激,学生奔走呼号,作外交之后援,学联会亦即在无形中恢复原状”,且接受市党部指导并获得津贴。在这两个案例中,阎锡山和上海市党部均以四中全会为停止民运、取消民运组织的依据。

  就连二届四中全会的亲历者王子壮也说:

  犹忆十六〔十七〕年二届四全会议之论战,实为革命之分歧点。彼时政治军事虽有各种争执,而余以为最重要者为对于民众的态度。从事党务工作者大体主张继续民众运动,虽北伐成功,仍应继续作去,以培植本党之社会基础,但大多数则以北伐成功,民众运动必须转变。盖彼等以为民众运动为取得政权之手段,既得政权,再继续运动,是否要革自己的命。又因当时适在清党以后,排除共党,即应清除共党运动民众之方法,故废民众运动之案卒获通过,并决议组织民众训练委员会。从此以后,对于所谓民众工作已成告朔牺〔饩〕羊,不复加以任何之注意。故国家几经震荡,皆以武力荡平之,较武力更有永久效能之民众力量,始终未获充分之发展。

  王子壮时任中央党部秘书,是二届四中全会的三位记录人之一,他的上述日记是1944年的回忆,说明二届四中全会的反民运倾向给他留下了深刻而长期的印象。

  更有甚者,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给二届五中全会的提案中也提到四中全会决议“暂行停止进行”“所有一切民众运动”。1928年8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提案汇刊之一”《五中全会与民众运动》,内列中央常务委员会《民众运动方案草案》、陈嘉佑等《确定民众运动新方案案》和缪斌《确定民众运动方针案》。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提案开首便说:“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鉴于过去民众运动之种种纠纷与错误,决议在中央未确定整理办法以前,所有一切民众运动,着即暂行停止进行。同时并决议于各级党部,添设民众训练委员会,以训练民众。震撼一时之民众运动,遂寂然无闻。”该提案后收录于秦孝仪主编的《革命文献》,名称为《民众运动方案案》。

  但是,四中全会决议“停止民运”之说,事实上并不存立。

  首先从史实看,1928年当时,在一些地方纷纷“停止民运”的同时,有些地方却对是否停止民运争论不休,“四中全会暂停民运”并非国民党党政官员的一致理解。以新政治中心江苏省为例。1927年12月18日,江苏省党部、省政府委员谈话会小组会议通过“关于停止民众运动方法”一案,称“上海搜出共党文件”,“为保障民众安全,制止暴徒捣乱”,布告停止民众集会。20日,省政府委员会第8次会议通过此案,并由省政府主席钮永建和南京特别市政府主席何民魂会衔,上呈国民政府鉴核,得到核准。但此举遭到部分县市工会的抵制。1928年2月13日(此时四中全会已结束),江苏各县市总工会代表黄道揆等5人代表24县市总工会前往省政府请愿,提出三项要求:取消停止民众运动案、确定各县市总工会经费、明令保障工运人员。关于第一项,请愿书称:“自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提议停止民众运动之说,尚未及讨论,而省政府突令各县暂行停止,因此,一般民众相率怀疑,无异脱离民众。”显然,工会代表并不认为停止民运是中央政策;而在随后召集的省政府委员会第33次会议中,此一说法也未受到异议,只重复说明当时做出此项决定是为了防范共产党“捣乱”,保障民众安全。钮永建于2月19日将省政府的决议上呈国民政府。随后,省政府在“制止共匪暴乱”的名义下,进一步取缔民众团体。4月17日,省府委员会第52次会议做出决议,一律解散嘉定、宜兴、青浦、松江、金山、江阴、无锡等处农工团体。但是,稍后成立的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不同意这一处置,遂将此事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意见之一为“各团体虽难保不无反动分子混迹其中,但不得因个人之活动牵涉整个之团体而骤行解散”,中执会认为“两点尚属正当”,致函国民政府令江苏省政府照办。钮永建提出抗诉,他在呈文中征引了二届四中全会宣言中的内容:“自今以往,全党新旧同志,不得再以派别自居,以派别攻人之谬举,尤不得摹效共产党徒暴乱之言行,假借党部之组织与地位,伪造民众团体之名义为法外之煽动,以阻挠本党政治之设施,与妨碍人民生活之自由。”显然,他未在四中全会文件中找到暂停民运的明确表达。中执委收到呈文后,在第144次常务会议上决议:令江苏省党部从速改组嘉定等7县民众团体。这一决议虽偏向省政府,但也并未要求解散民众团体。

  国民党各派重要刊物也仍在鼓吹民众运动。1928年前后,不但国民党改组派高唱“民众运动”,反对南京当局实际上停止民运的做法,就连蒋介石授意创办并以国民党党刊自居的《新生命》月刊也主张继续进行民众运动。该刊于1928年第6期(6月出刊)推出“民众运动专号”,共发表20篇探讨民众运动理论和介绍其他国家民众运动情况的文章,重点文章有周佛海的《民众组织民众训练和民众运动》、陶希圣的《民众组织的理论和方法》、梅思平的《民众运动的理论和方案——怎样指导民众》、萨孟武的《民众训练的理论和方案》,这几篇文章事先经过充分酝酿和讨论。周佛海在“编辑弁言”中说:“民众运动的不能停止,和民众运动的必须改良,乃是明白的事实。”这句话正是几位重要作者的共识,也代表了刊物的立场。如果中央有停止民运的明令,与蒋介石有密切个人关系的该刊(编委周佛海、戴季陶、邵力子、陈果夫、陈布雷由蒋介石指定),不可能推出这个专号。

  虽然早有学者正确指出,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并未确定民运政策,但直到近来,仍有研究认为这次全会做出了停止民运的决议。民众运动关系国民党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遵循,从而关系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其意识形态中具有重要性;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对民众运动的虚与委蛇,则暴露了这一政治体制的严重缺陷。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五中全会有多个提案涉及民众运动,关于青年运动出现尖锐分歧,而且,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对本次全会提案中还有错误表述,理应一并考察)的相关提案和决议做一梳理,彻底解决国民党中央全会是否出台过“停止民运”决议的问题,并讨论民众运动成为“告朔饩羊”的实际情状及其严重后果。

  二、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关于民众运动的分歧

  二届四中全会是国民党“清党”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旨在解决“清党后的党务军事政治问题”,尤其着意于解决党内纠纷。汪精卫说,该会为“解决目前党事纠纷之唯一枢纽”。但因“扶助农工”是国民党“一大”确定的重要政策,北伐成功多借民众运动之力,“党务、军事、政治”又均涉及民众运动,所以无法回避。会议共收到32个提案,其中一半涉及民运,比例相当之高。纵观这些提案,批判“共产党煽动”下的民众运动,主张“建设的民众运动”形成会议的主流意见,但各提案均未主张“放弃”或“废除”民众运动,不但如此,大部分提案仍将民众视为国民党的基础。其中“整理党务根本计划案审查委员会”提案中表示:“中国之国民革命,是解放一切被帝国主义压迫的民众,所以须唤起民众共同奋斗,革命方能成功,否则党便没有基础。”“扶助农工为总理确定之政策,亦为中国建设国家资本以至民生主义之唯一途径。本党对于民生主义始终不渝,故扶助农工亦当始终拥护,本党并非因容纳共产分子始有扶助农工之主张,亦并不因分共而变更扶助农工。”

  大会议案之一为“关于本党的理论纲领及民众运动的方针,其重要之点由大会宣言中表示之,不另立专案”。查核大会宣言,则并无专门针对民众运动的内容,几个相关处均为对共产党进行批判时带出。如在“关于教育的建设”中对学生运动加以指责,认为“共产党徒,乘青年知识不充,修养不足,社会无进步之组织,人民无确实之保障,利用社会弱点、世界潮流,煽动青年,以为工具。惑之以利,乱之以色,迷之以虚伪口号,强之作破坏暴举。……重以政治之派别分歧,引诱之法术无穷,学校在学之学生,变为政争之货品,由互争而互斗,由互斗而互杀”。在“关于党之整理与建设”部分,告诫全体党员“尤不得模效共产党徒暴乱之言行,假借党部之组织与地位,伪托民众团体之名义,为法外之煽动,以阻挠本党政治之施设,与防(妨)碍人民生活之自由”。其用意显然在于调整而非取消民众运动;在于试图将民运纳入“法制”轨道,使民众关注切身利益,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和训练。

  分析此次会议直接对民众运动提出意见建议的10个提案可见,虽均未主张取消民运,但立场差异显著,有人提出“暂停”民运。这10个提案,依其是否主张暂停民运可分为两类。

  未提出暂停民运的提案有8个。

  何香凝主张改善民众运动,切实扶助农工。她强调国民党与民众的有机联系,指出“本党代表一般被压迫之民众而革命,其基础应植于民众之上,此为人人所能道。然欲建立此基础,则端赖民众运动加以宣传与组织,务使民众均能明了本党之主义而后可,此总理于其遗嘱上亦谆谆以唤起民众相昭示也”。她明确反对废止民众运动,认为“此无异因噎废食,香凝万万以为不可。故本党目前对于民众运动,不应根本废止,只宜改善其方针,以免起人以本党不要民众之讥”。

  李宗仁提出,“各阶级民众之组织与训练,应根据总理心理建设之遗教,特派人员,用教育方式,另设机关办理,使人人了解三民主义,协力赞助革命,以巩固本党之基础”。程潜、李宗仁、陈嘉祐联名提案中,关于农工运动提出四项原则:(1)确定农工运动方针,俾使改良农工生活,并养成其知识,“以不妨害社会秩序并增加经济生活力为原则”;(2)奖励合作制度,并图农工金融之活泼;(3)制定劳动法规,并依中国经济状况及产业性质厘定工作时间;(4)设立强制仲裁机关,不许闭厂及罢工。朱霁青、王乐平提出“群众团体运动,须受党之指导与政府之监督”。陈果夫、丁惟汾、蒋介石联名提案表示:“党而无民众运动为后盾,则党将或为空疏的政治组织,救国救民救世界之三民主义自无由彻底实现;民众运动而无革命的三民主义为核心,更易流于纷纭紊乱之景况,民众解放之革命运动何以得到成功?三民主义与被压迫民众之关系,实属至深且切,亦即党的工作与民众运动互为表里,不可须臾离也。”褚民谊提出:“年来群众运动,因共产(党)操纵利用,弊害百出。故最近各处,颇有暂停民众运动之倾向,而改善纠正,刻不容缓。窃念凡关于群众运动,宜特设一群育部,为其主管,导民众于群化,示运动之方针。”陈果夫等人另有一个特别推崇合作运动的提案,他们提出要“努力提倡建设的农工运动”,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并特别强调合作运动(消费生产或屋宇合作社及合作银行等运动),认为这“是最稳妥的,最切实的,最合于民生主义的一个重要方法”。

  “整理党务根本计划案审查委员会”提案中说:“‘以党治国’‘以党建国’是本党总理的一个重要主张,非此无以达训政之目的。此中涵意有三:1.本党以外不许有其他政党存在;2.一切政治及军事须听命于党;3.一切民众团体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以党为一切运动之中枢。”这种“党”垄断一切的思路,在此后国民党处理与民众运动关系时得到贯彻。该提案自认为“本党是革命党,所以当然是代表被压迫的民众。现在中国被压迫的民众,不是一个阶级而是多阶级的——即工人,农民,及工商业者和一部分智识分子——故本党是代表一切被压迫民众的党”。第二类为蒋介石、缪斌的长篇提案,提案人显然对民众运动抱有强烈反感,并明确主张暂停民运。蒋介石直截了当地给“联俄容共时期”划了一条中止线:“吾人今日,惟有认识联俄容共之局完全告终,独立奋斗之局从此开始。而容共时期之一切经过事实,必须随政策同时付之消灭。”他尖锐地谴责共产党对民众运动的“破坏”:“自共党侵入以来,把持民运,遮断本党,对于农工,则割裂分化,鼓吹斗争,用为工具,使自戕残,以捣乱社会之秩序而造成产业之停顿。对于青年,则以读书求学为反革命,以荡逸贪纵为觉悟,诱之以本身利益之异说,驱之于叫嚣凌轹之歧途。对于妇女,则利用其单简之感情,脆弱之判断,百计鼓动,使之破坏家庭,以图颠覆社会。”他认为共产党的民运理念与实践“已成泛滥之狂澜。今虽清党以后,而余毒竄伏,尚未净除;又因本党民运工作人员训练之未周,一切方法策略,犹不免沿袭共党之师承,以讹传讹,民众未获其实利,社会首蒙其弊害”。因此,民运必须暂停,“若不暂停进行,彻底整理,确立三民主义的民众运动之方略,从新作起,则民众乐利,将无实现之时”。

  缪斌对民众运动的巨大“破坏作用”痛心疾首:“自从革命军势力到了长江以后,人民对于本党的信用,反而逐渐减少,驯至发生‘党军可爱,党人可杀’等语。这是怎么道理呢?简捷的说,还是断送在民众运动的手上。”而民众运动之所以产生如此作用,是因为共产党掌控了领导权,“自从共产党混迹本党以来,民众运动变成了共产党和野心家利用的武器,去实行达到他们大破坏和政争的目的”。他说:“这种民众运动,不是唤醒他来革敌人的命,简直是唤起他来革自己的命。虽中间经过几度清党,却始终没有把这种假的民众运动消去。”为“消去”这种“假民运”,应“一律取消”农会和农民协会、工会、商会和商民协会等“旧有”组织,由党部指导组织农业协会、工业协会、商业协会、教育协会。但鉴于北伐仍在进行,“旧有”民众团体和民众运动显然仍有其存在价值,因此,缪斌主张“前方后方的宣传方式宜分二种做法:在前方的,宜从打倒军阀着眼;在后方的,宜从灭共及建设着眼”。

  由上可见,四中全会上所有提案都没有提出“废除”“取消”民运主张,提出“暂停”民运的只是少数;宣言中充斥谴责共产党领导的民众运动的话语,但并无暂停民运的明令。不过,由于蒋介石地位的重要,他的“暂停民运”主张虽未见诸决议和宣言,但显然具有广泛影响力。

  1928年8月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重心在建立“五院制”政府,统一军令政令,加强中央权威。五中全会与民众运动相关提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关于民众运动的意义。缪斌武断地将民众运动与“党的运动”合二为一。他说:“民众运动不过为民众意旨的表现,但民众的意旨,就是党的意旨,故民众运动归属于党的运动,党以外无所谓民众。换言之,民众运动即是党的运动。”中央常会把民众运动的意义局限于“生存发展”和“生活幸福”,认为“民众运动者,一民族内之全部民众感于种族的不平等,或对于现社会制度及势力之全部或一部感觉不安与痛苦,为排除生存及生活上发展上之障碍,求生存及生活之发展幸福,而自动产生之集体的行动也”。尽管上一次中央全会已经对国民党“一大”的政策进行过严厉批判,但一刀两断的主张并未获得党内一致认同,五中全会上王法勤等八人即主张回到“一大”“二大“政策上去:“本党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及民众运动扶助农工之议决案,将国人所取(处)之地位,本党所负之责任,及目前之急务,陈述详尽,实无可以反对之理由,惟有遵守励行,方能收实际的效果,而不失此次革命之意义。”提案人还提出,要解决“裁兵”和“统一”两项“急需”,只有在“形成民众势力之中心”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对比缪斌和王法勤等人的提案,相距不可以道里计。

  关于民众运动的方针,各项提案区分不大,“建设”是第一个关键词。中央常会提出,“应按照建国三时期,而分别决定民众运动之方略”,提案分别对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民众运动的内容进行阐述;还提出应按照三民主义分别决定民众运动的方略,即民族的民众运动、民权的民族运动、民生的民众运动分别有其目标和途径。王法勤提出:“应暂照第一第二两次大会议案办理,俟第三次代表大会时再行修正。”

  关于民众运动的组织。缪斌提出三条原则:第一,按业别组织,各业之下再行细分;第二,民众团体不能像过去那样结成大规模政党性组织,而应小规模组织;第三,团体的内部组织“不应与党采用同样的方式,以免破坏训练指挥的统一”。缪斌的建议,重点在国民党对民众团体的绝对控制,主张民众团体附属于党,这一基本精神为后来国民党的民运政策所采纳。中央常会在“组织原则”和“组织系统”两方面提出了建议。组织原则包括:采用民主集权制;妇女、学生、商人及其他自由职业者分别组织;农工团体组织以产业区分为原则;“确有压迫或支配”的大商人、大地主及大实业家,不得加入此种民众团体。组织系统方面建议采用纵的组织,全国及各省(或等于省之区域)设立各界民众联合会。

  关于民众运动的训练。李宗仁提出在全体党员熟读四种“总理遗训”(《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基础上,由区党部或区分部派党员若干人,对每一个民众团体进行分组分篇宣讲,并指导研究之法,“俾其在训政时期,有过半数了解三民主义归顺民国而复可”。中央常会提出了系统的训练办法,分思想训练、组织训练、行动训练三方面。思想训练方面,包括训练民众,使其认识党义,信仰党义,并实行党义;使其明了民众运动之真精神;纠正民众的谬误及幼稚思想。组织训练方面,包括训练民众为法定各种团体之组织,如农民协会等;训练民众为民族解放运动之各种组织,如国际组织、国民外交协会、经济绝交会等;训练民众为运用四权之各种组织,如地方自治机关等;训练民众为民生问题有关之各种组织,如合作社等;训练民众以增高其组织团体之能力,及养成团体生活之习惯与精神。行动训练方面包括:训练民众,使其行动不背党义,而确能为民众及党国增进利益与幸福;训练民众,使其在本党领导之下,作破坏的或建设的民族民生之种种运动。

  二届五中全会对青年运动尤其是学生运动特别关切,大多数提案主张继续进行青年运动。其中民众训练委员会认为,今后青年运动应以学生运动为中心,而兼及其他青年。陈果夫提出:“我们晓得将来负建设新中国的责任,是现在和继起的青年。虽然青年不仅限于学生,其他各界青年,均应负有建设新中国的责任,但是学生青年,终有加入农工商及其他团体而为各团体的领导者的可能,故本党在整个的计划上,应注重青年,而青年的组织上,则仍注重在学生。”上海特别市学生联合会主张继续进行学生运动,其理由是:学生固为一校学生,亦为一国之国民,读书为学生天职,救国亦为国民天职;欲谋建设必先破坏,无彻底之破坏,即无良好之建设;放弃学业固为最痛心之牺牲,但亦为必要之牺牲;青年为民众之一部,本身之痛苦,即整个民众痛苦之一部分,欲解放本身,必先解放全国民众,因此全国青年,不能不毅然决然参加革命工作。只有蔡元培主张停止青年运动。他认为“主义不受时间的支配,人所共喻,施设之策,则不能不因前后情势之不同,而参合事实适应因革”,在“革命势力确定长江之后”,情势更易,学生不应再以牺牲学业为代价从事运动。反对学生参与政治、主张学术与政治分离是蔡元培的一贯主张。蔡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大学院院长,一向声望崇隆,一言九鼎,但即便如此,他的提案经过长时间讨论而不能付决。

  五中全会通过了《民众运动案》,只有寥寥数语,全文如下:

  人民在法律范围内,有组织团体之自由,但必须受党部之指导与政府之监督;政府应从速制定各种法律,以便实行。

  由上可见,除蔡元培主张停止青年运动外,其他关于民众运动的提案,以及五中全会的决议,均无停止(或暂停)民众运动的内容。大多数与会者均主张继续民运,只不过这种民运必须在国民党领导之下。

  三、民运政策暴露了国民党政治体制的严重缺陷

  国民党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上,有少数提案主张暂停民运,但两次全会都未做出停止(暂停)民运决议;两次全会的主流意见是“改造”民众运动,清除共产党对民众运动的影响。不过,虽未明令停止,北伐时期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确实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逐渐偃旗息鼓,成为“告朔饩羊”,相当程度上只有象征意义。这当中,透露出当时政局和国民党政治制度重要而复杂的信息。

  首先,“清党”就是与共产党进行暴力切割,但即使采取“损敌一千自伤八百”的雷霆手段,这种切割也难以做到。事实上,从上引阎锡山制止北平市工会活动并解散其组织的电文中,可以找到何以会产生“四中全会停止民运”说法的一个合理解释。前此,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致电阎锡山称,据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北平市市长何其巩等电,“北平克复,秩序安静,国际观听,日见良好。不意一月以来,二三党部人员,极力鼓惑,工人成立各种工会,煽动阶级斗争,进行猛烈,且有著名共党,公然从中指导”,白等“查容共时期之民众运动,早经四次全会议决停止有案,乞未变更”,便“援照四次全会决议,即颁命令,严厉制止,其已成立之工会,一律解散”阎锡山时任平津卫戍总司令,身处太原,他在给中央回电中称,已准前敌将领之请,“严厉制止,并将已成立之工会一律暂行解散”。但他接着又说,“嗣复据商主席,傅警备司令,南市长电称:天津工会均系在党部指导之下,尚无不稳行动,请免解散等语。亦经复准照办在案”。由此可见,阎锡山事实上将民众团体和民众运动分成了两类,一类“煽动阶级斗争”并有共产党参与,另一类受“党部指导”;所要制止和解散的是前一类,即“容共时期”的(共产党领导的)民众运动,并非“一切”民众运动。

  但是,由于国共合作时期领导民众运动的工作几乎全部由共产党员担任,实际上无法将民众运动与共产党切割。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当月发表的《告国民党同志书中》说:“我党同志往往眼光短浅,重视一时政权,不知大多数民众在他人掌握之中,政权无非傀儡式之机械。共产党窥破此种弱点,故国民党员之欲得高官厚禄者,莫不极力拥护、任其取求。至于农工,则视为彼辈禁脔,绝对不令染指。”虽出自敌对口吻,却道出共产党与民众运动的紧密联系。在民众运动实际停止的时局中,这种无法切割的状态,很容易导致把民运作为整体加以理解和处置,甚至连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也可能产生混淆。

  第二,国民党不敢公然抛弃民众和民众运动。在以“三民主义”为旗号的国民党意识形态中,民众和民众运动具有至高的正当性。孙中山以民主共和国为奋斗理想,早在兴中会时代,他就说:“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同盟会成立,揭橥“民族、民主、民生”三大主义,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提出“国之藉以胶固之者,其力常在于民,主治者其末矣”的思想,还把“三民主义”比附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理念。在对民初的共和政治绝望之后,孙中山甚至激烈地说:“在南京所订民国约法,内中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其余都不是兄弟的意思,兄弟不负这个责任。”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实行“扶助农工”政策,民众成为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者,而政治参与,必然结成组织,掀起运动。如果公然抛弃民众和民众运动,将与国民党历来、特别是改组以后的形象全不相符,也与把“总理遗教”作为最高根本法的立国基础相违背。而且,在高层派系斗争激烈的背景下,民众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争夺政治合法性和正统性的工具,公开抛弃民众运动,势必为政治对手提供口实。再从事实上说,北伐成功得益于民众的大力支持,这一点在国民党内颇有共识。左派固然肯定民众运动的功绩,就连极端反对民运、主张停止民运的缪斌,也不得不承认“自从十三年国民党改组以后,‘民众运动’四个字,好比野火燎原,光焰日盛。……不到一年工夫,便能驱除军阀,统一江南,不可谓非民众运动的奇效”。如果国民党公然抛弃民众和民众运动,必将消解自身的合法性基础。

  第三,四中全会前后,事实上基本停止了民众运动。“清共”的同时支持民众运动的做法显然行不通。1927年12月的广州暴动,被国民党各派视为共产党操控民众运动的又一实例。12月14日,国民党中央预备会议通过决议,请蒋介石复出,继续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先一日,蒋介石接受记者采访并发表演说,要求暂停民众运动。他说:“现在为顾国家的安全、民众的安全起见,在本党的办法未确定以前,政府的计划未确定以前,一切民众运动,应暂时停止,静待本党与政府对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方针的确定。”但他仍表示:“本人极端赞成民众运动与拥护农工的利益的,但在目今环境之下,民众运动急须停止,待本党确定指导方针及办法之后,重新再来做起。”蒋介石此番言论,当然不仅是“个人意见”。此时,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派系争斗中,西山会议派与汪派已两败俱伤,各界迎蒋复职的声浪正炽。1928年1月6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恢复工作,1月9日,蒋介石通电宣布继续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在此前后,各地民众运动出现强力转向。时人记载:“在本党统治下的省区,浙江因为共产党不断地(的)煽乱,已明令暂停民众运动。广东也因创巨痛深,急于收拾残局,暂停民众运动。这两省都是以党部的名义,通令停止的。湖北方面,则率性由卫戍司令部通令禁止一切民众运动!其他各省无形停止,或根本就没有注意过的,自然也不在少数。”四中全会上,由于蒋介石在政局中的重要性,他的主张虽未被决议或宣言采纳,但显然影响力强大,蒋等提出的最保守的中央党部改组方案也被采纳,指导民众运动五部从此取消。而且,《整理各地党务决议案》第一条即规定,“各地各级党部一律暂行停止活动,听候中央派人整理”,党部停止活动,由其领导的民众团体自然难以继续活动。可见,二届四中全会虽未形成停止民运的决议,但其所传达的“停止民运”信号却十分明确,不但成为日后京沪等地处理民运的依据,连身处现场的王子壮,在多年后的回忆中也认为这次全会做出了废除民运的决议。不过,全会真正要停止的是“容共时期”的民运,要取消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运;全会并未将“取消”“暂停”民运形诸文字。

  “清党”后的民运方针暴露了国民党政治体制的重大缺陷。首先是国家和社会严重脱节。在切割民众运动与共产党关系的企图失败后,国民党“三大”确定的民运政策,完全另起炉灶,民众团体严格处于党部“指导”和政府“监督”下,民间性严重不足。除商会、同业公会等职业团体尚能基本发挥正常功能之外,大量民众团体徒有其名,政治性民间组织更无法立足。在现代国家,民众组织处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既有效隔离社会的矛盾冲突,又协助国家政令贯彻落实,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国家和社会脱节,便使国家失去坚实基础。其次,意识形态与实际施政严重背离。民众运动在国民党意识形态中非常重要,被认为是“训政时期”仅次于地方自治的要务。南京国民政府是按照孙中山的革命三阶段论建立的,除最初一年多属于“军政”时期、最后一年多进入“宪政”时期外,大部分时间处于“训政”时期。“训政”,即由国民党代表人民行使政权,同时训练人民参与政治的能力,它是进入宪政前的过渡时期、准备阶段,其目标是将政权“归还”人民。但实际上,“清党”后民众和民众运动已无关紧要,正如王子壮所言,北伐成功后,民众运动已成“告朔饩羊”。

  这种脱节和背离,表明国民党政权并未如其所宣称的那样“代表民众”。如果处在内和外安的时代,也许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国民党政府就是它本身”,而“不在任何基本方面对这个或那个社会—经济阶级负有责任”也可以,然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情况显然正好相反。尤其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全国民众同仇敌忾,形成万众一心的强大民意,国民党政权却对民众组织严加防范,对民众运动严厉打击,不但无法获得民众支持,而且未能有效沟通民意,导致国家和社会的严重撕裂,其后果,已为此后的历史所见证。

  (作者:徐秀丽,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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