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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羁縻州制度是一体而治的重要一环
作者:范恩实 来源:《历史评论》2022年第1期 2022-04-29

  唐朝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蔚为大观的辉煌篇章,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唐朝开创的羁縻州制度是传统政治文明的一大创造,是贯彻一体而治政治主张的重要实践。但是迄今为止,学界对此问题仍存在明显的认识偏差。比如个别学者鼓吹“羁縻州不必在政治上效忠唐朝”;甚或通过否定羁縻州制度,把唐朝说成殖民式的“世界帝国”。这些言论,表面上是不熟悉羁縻州制度,将其与一般的羁縻政策混为一谈,本质上则是要遮蔽唐朝对羁縻州所保有的行政管理属性,解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疆域。对此,不能不引起重视。

  “柔远能迩”的羁縻思想

  唐代羁縻州,是羁縻思想与地方治理有机结合的产物。在古代中国,虽然“夏”、“夷”族群结构长期存在,但边地政治整合及其带动下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却是必然趋势,其中羁縻思想与大一统思想共同发挥了导向性作用。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即形成以“五服”为代表的“中心—周边”关系理念——以天子为核心,根据距离和亲疏划分出五个同心圆,天子直接治理的地区为甸服,环绕天子建立起来的列国为侯服,侯服之外为绥服或宾服,其外依次是要服和荒服。这种对不同圈层施以不同治理策略的理念,是羁縻政策思想的滥觞。

  西周实行分封制,是践行“五服”理念的表征。其中,对边远地区的异族采取怀柔政策是关键。金文中反复出现“柔远能迩”一词,意思是说“安抚远方国族,使其柔顺,与中央王朝友好相处”。虽然当时册封与“柔远”尚未结合,但是已提供了充分的制度选项。

  秦律中出现了“臣邦”、“外臣邦”、“属邦”三种与少数民族有关的词。从“云梦秦简”使用这三种词汇的情况看,“臣邦”应是降服于秦的少数民族之国,其首领放弃了王的称号,由秦中央赐予爵位,其民众要交租税、服徭役;“外臣邦”是秦的附庸国,其首领仍称王;“属邦”可能是对“臣邦”、“外臣邦”等臣属国的统称。秦朝通过差异化管理,把少数民族与六国旧民一道作为“新秦人”编入国家治理体制中,实现了《春秋》所倡导的理想:“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汉承秦制,在沿边地区设立新郡,部分郡下设都尉,加强军事管理。郡(都尉)下设县(道),授予土著酋长王、侯、邑君、邑长等爵号,接受郡(都尉)、县(道)管理。此外,还有“外臣”,如南越、朝鲜、匈奴、夫余、倭等。南越、朝鲜在汉武帝时转变为郡县;匈奴内乱,南匈奴降汉内迁,汉置“五属国”管理,属国亦置都尉。不管是新郡、分部都尉还是属国都尉,都是在郡县管理之下。到东汉,有的属国变为郡。随着疆域拓展,汉朝还在西域绿洲地区设立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为管理内迁的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又设立护乌桓校尉等。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板荡,各少数民族相继建立政权。虽然统一进程略显迟缓,但羁縻政策却得到长足发展。一是对边疆各族政权采取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二是南北竞争之下,更加重视对边疆各族政权的册封。这一时期,南北两朝与周边各族政权之间形成的朝贡册封关系,与秦汉时期相比较,既不同于郡县之下的封爵,也不同于关系松散的外臣,而是有一系列制度保障的“君臣”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起用内附蕃族的军事力量,对蕃族首领封以将军号与军职。例如西晋授予匈奴刘渊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爵汉光乡侯。

  其二,与秦汉仅授外臣王号不同,而将授予内臣的散号、官职、封爵等授予外臣。例如东晋除授予鲜卑慕容廆大单于称号之外,还授爵衔(昌黎国公、辽东国公等)、杂号将军(冠军将军、龙骧将军等)、重号将军(安北将军、车骑将军等)等。

  其三,推此及彼,册封圈进一步扩大,海东三国、倭国均予以册封。例如东晋封百济王余句为镇东将军、乐浪太守,封高句丽王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南朝刘宋封倭王为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等。尽管这些封号,特别是职事官并不具有实际职掌,但是封号中增加的职事官名号,仍然具有“代天子牧民”的政治号召力,因此被受封者重视。

  其四,北方各政治势力积极融入“华夷一家”的政治体系。例如鲜卑慕容廆称:“吾先公以来世奉中国,且华裔理殊,强弱固别,岂能与晋竞乎?何为不和以害吾百姓邪!”氐族苻坚称,“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

  随着隋唐统一王朝的建立,大一统时代再次到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使“华夷之辨”观念发生转变,逐渐形成“日月所照,风雨所沾,孰非我臣”的新天下观。隋虽短祚,但是开拓边郡,对外讨伐不臣,“威振殊俗,过于秦、汉远矣”。唐朝继承了隋朝的统一局面,并创造性地发展了羁縻州制度,改变了秦汉以来非华夏族群内附即设正州(郡)正县、朝贡则止于册封的二分法,通过设立羁縻州县,将中原地区的州(郡)县制度,以一定的变化形态推及边缘地区,使对这些地方的治理向“一体化”迈出重要一步。

  羁縻州是唐朝地方行政机构

  《新唐书·地理志·羁縻州》开篇即概括了唐代羁縻州制度的四个基本特征:一是以内属部落列置州县;二是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三是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四是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其中,都督、刺史世袭,贡赋版籍不上户部等内容,常被鼓吹“羁縻州不属中原王朝管辖”者津津乐道,将其作为唐朝地方行政不及羁縻州的“历史证据”。事实上,学界发现唐朝对羁縻州在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等方面均有一定的管理制度。

  首先,从政治关系看,羁縻州绝非处在唐朝地方治理体系之外。尽管羁縻州长官大多世袭,但都须经过唐朝封授,只有在被授予印契、告身后才算正式任职,其合法性才会得到确认。例如渤海国第三代王大钦茂立,“有诏嗣王及所领,钦茂因是赦境内”。羁縻州都督、刺史除本官外,还有散阶、加官以及勋、爵,这些官号都会随着劳考而叙进。如铁勒仆固部的仆固乙突,袭父金微州都督,策勋叙绩,授右武卫郎将,封林中县开国子,后又升任左武卫大将军、右骁卫大将军等。

  对羁縻州以及都护府所管羁縻州,除都督、刺史外,朝廷还会进一步给予州内各级官员告身。如“据诸姓降者,准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羁縻州酋首子弟除继任羁縻州官位外,也有相当一部分通过一般入仕渠道(如资荫、勋庸等),进入唐朝流官体系。如粟末靺鞨人、燕州都督突地稽之子李谨行,以门荫入仕,起家左武卫翊卫校尉,册封五原县男。对于羁縻州前来朝贡的王子、使臣等,朝廷也授予各类散、职官号,此类官号虽不具有实际职掌,但是其所代表的身份、地位却可以推动唐朝政治体系在羁縻州内延伸。

  部分羁縻州还有“华官”参治。所谓“华官”,只重流官身份,不重族属。具体包括以下两种情况:一是以流官担任羁縻州都督、刺史、县令,例如关内道六胡州,“以唐人为刺史”;二是派遣“华官”担任羁縻州内的佐官和吏员。“华官”参治的作用有二:一是“华官”在羁縻州内发挥稳定唐朝管辖的作用;二是将羁縻州纳入唐朝行政体系,加强制度管理、文书行政。

  其次,军事管理是唐朝对羁縻州管理最主要的方面。所谓军事管理,除以唐朝镇戍军队押领外,还包括对羁縻州军事力量的征调。唐朝在部分羁縻州设立军府,如吐火罗道置州县,同时又置军府。有关唐朝调动羁縻州军事力量参与军事行动的记载比比皆是,甚至部分羁縻州的设立,就是为了整合军事力量。如龙朔三年(663),为联合新罗共同应对百济及日本,唐朝以新罗为鸡林州大都督府,以新罗王金法敏为鸡林州大都督;开元十三年(725),为牵制渤海,唐朝在黑水靺鞨置黑水军,次年又设立黑水都督府。羁縻州出兵协助唐朝征战,是被羁縻部族的职责。

  再次,唐朝对羁縻州的户口、财政进行管理。版籍与赋税常常被作为对地方实施有效管辖的标志。而有关羁縻州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的记载,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根据两《唐书·地理志》的记载,相当数量的羁縻州是有户口统计的。至于赋税,除交通往来极为不便的少数地区外,大多数羁縻州都要向边州都督和都护交纳赋税,并承担徭役。近年来,学界根据新疆库车出土的大谷8074 号文书判断,唐代龟兹地区存在着与中原大致相同的差役制度,且胡汉同被征发服役。唐王朝通过安西都护府,在龟兹建立都督府、州、城、村、坊等各级地方行政建制,设置孔目司、宴设、掏拓所、关津、馆驿等各类管理机构,推行颇具特色的赋役制度。这些政策无不体现以中原唐制为主体、同时又与地方民族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特色。即便是以游牧部落为对象设置的安北都护府,其下辖诸羁縻州也要“岁贡貂皮以充租赋”。当然,唐朝对羁縻州征收的赋税大多是象征性的,更多的是通过回赐、赈给等方式给予羁縻州大量物资援助。

  最后谈一下“声教所暨”。在唐代,无论是降高句丽、百济、突厥、薛延陀后于其部落或其属国、属部内设置的羁縻州,还是在西南、岭南秦汉旧疆内重新实现管理或进一步开拓而于夷僚内设置的羁縻州,与正州均属“化内”。“化内”,意味着是唐朝政令、法律所及之地。中央向羁縻州颁正朔、在羁縻州实施监察制度,羁縻州则须定期朝觐、参与朝集等。甚至,在全国诸州置寺、观的政令也在河北道、陇右道、剑南道的部分羁縻州内施行。

  显而易见,羁縻州是唐朝地方一级的特殊行政机构。虽然唐朝因时因地制宜,采取差序化管理方式,但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较前代更凸显“一体化”趋势。各羁縻州族群奉大唐正朔,自愿融入唐朝政治体系和文化圈,展现出族群整合、民族融合的历史轨迹。

  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代,政治开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对外开放包容、兼收并蓄,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以“华夷一家”为思想基础的羁縻州制度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羁縻州制度充分展现了古代中华政治文明的力度与柔性。第一,羁縻州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在维护政治认同的前提下,因时因地制宜,实行差序化管理。既践行了和谐共生的方针,也张扬了协同万邦的理念。可以说,盛唐在疆域管辖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是中国疆域形成史上的关键一环。

  第二,羁縻州制度为唐朝的强盛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发挥了多族群参与共同体建设的主动性、能动性。尤其是羁縻州的军事力量,在唐朝开疆拓土、维护国防利益的过程中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同时,诸多羁縻州蕃族子弟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唐朝官僚体系,作为一种新力量,丰富和完备了唐朝的官僚队伍,成为盛唐文治武功的有力保障。

  第三,羁縻州制度稳固了沿边地区政治秩序,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参考和实践经验。由于羁縻州的建立,唐朝在沿边地区实现了政令、法令统一。管理方式的划一,既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也是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过程。随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中心与周边“一体化”是必然趋势,而羁縻州制度所实现的不仅是政治管理方式划一,经济、文化上的趋同表现得更加明显,各族群人员的融合使得“夏”、“夷”差异被进一步弥合。

  历来研究古代世界政体的学者,往往把唐朝的政治体制与古罗马等欧洲帝国相类比,认为唐朝也是一个“帝国”。然而,帝国的本质是中心对边缘的经济掠夺,而唐代实行羁縻州制度,实际是边缘与中心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支持并逐渐融合的制度安排,二者有根本性区别。

  点评:自中华文明肇始,国家统一与民族融合就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并呈现出阶段跃进、螺旋上升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定于一”日渐成为广泛的思想共识和追求, 这种思想和意志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后来的繁庶和发展。秦汉的制度创设,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稳健的格局。唐朝在大一统政制框架内创设羁縻州制度,是这个发展中的重要一环,昭示着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将走向自己的成熟形态。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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