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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的伪满留日学生政策
作者:徐志民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2期 2022-05-10

  内容提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通过伪满政权选派学生赴日留学,对口接受,安排进入相应的学校和机构实施定向培养,既通过常规的课程教学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也灌输亲日思想,以培养“日满融合”的“楔子”,服务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和侵华政策。为防止伪满留日学生产生反“满”抗日思想,日本采用特殊管理,限制伪满的留日学生与中华民国及其他伪政权的留日学生交往,并借助社会团体“辅导”伪满留日学生,利用留日学生会影响和控制他们。日本政府对伪满留日学生的特殊政策,体现了日本“以华制华”“分而治之”,并吞中国东北的战略企图。

  关键词:日本政府 伪满洲国 留日学生 留学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扶植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以下简称“伪满”),通过伪满政权选派一批批学生赴日留学。相较日本在中国占领区扶植的其他伪政权,伪满政权不仅成立最早,而且被日本寄予“日满融合”“日满一体”,即日本与伪满“合二为一”的战略企图。这与日本分化蒙疆地区、奴役关内占领区的意图有所不同,反映在日本对各伪政权的留日学生政策层面也有显著差别。关于伪满留日学生,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关于伪满教育或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综合性研究,一般涉及伪满留日学生;二是从宏观视角研究伪满留日学生的选拔、派遣、人数、活动、特点、影响等,某种意义上属于伪满留日学生群体史;三是伪满留日学生相关专题或个案研究,包括伪满留日学生与留学学校、伪满留日女生、伪满留日学生与满铁、伪满的留日政策等。然而,日本政府是如何接受、教育、管理伪满留日学生的?与对待其他伪政权的留日学生有何异同?这体现了日本怎样的侵华策略?与日本侵华战争形势和中日关系又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目前,学界对此尚未深究。笔者利用日本外务省、文部省、内务省、陆军省、警视厅等部门的公文,并借助部分伪满留日学生的口述资料和文献,通过梳理日本对伪满留日学生特殊的接受、教学、管理模式,剖析其在中国占领区“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方式和妄图并吞中国东北的侵略野心,进一步思考留学政策、国际关系和留学生之间相互联动、彼此影响的深层关系。

  一、 对口接受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觊觎中国东北地区,强调中国东北独特的历史与民族特点,意在割裂中国东北与关内的联系,强化中国东北与日本的历史联系。甲午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大肆开展侵略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积极扶植伪满政权,企图通过“日满融合”“日满一体”吞并中国东北。如何既能避免国际舆论的谴责和列强干涉,又不致引起中国的强烈反抗,而在不知不觉中完成这一“宏愿”?日本政府注意到伪满教育特别是留日教育这条捷径。外务省的板桥辩治主张:编撰反映“新国家”色彩的教材,侧重实业教育,设置修身科,培养配合日本殖民统治的实用性技术人才。文部省书记官服部缵提出“新国家的教育制度”,建议重视普通教育和女性教育,整合中等教育,奖励实业补习教育,设立培养公务员的法律学校,建立日语学校,将日语作为普通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必修课。外务省的清水嘱托则建议:在伪满重点发展初等教育和实业教育,普及日语教育,强制实施统一的教育制度,安排有能力的日本人担任伪满教育部和各省教育厅顾问,并强调从伪满“选派优秀学生赴日留学”,且“在周密统制下决定他们的留学方向和人数”,即根据日本殖民统治需要确定接受伪满留日学生的人数和学习的专业,采取对口接受模式。

  1932年3月,日本政府要求刚刚成立的伪满政权选派警察到日本内务省警察讲习所留学。3月14日,驻奉天总领事森岛守人致电日本外务大臣芳泽谦吉,报告与伪奉天省政府“洽谈”选派留日警察事宜,指出伪满虽认为有必要派遣警察留学,但鉴于“目前时局下财政极度困难”,希望日方负担“一切留学费用”,且在伪满政权初建、“一·二八”事变和中国人民奋勇抗日的情形下,是否有人申请留学日本,“很难预言”。3月24日,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亦致电芳泽,报告当地有成立警官养成所的计划,但是“尚未提出赴日留学希望”。森岛总领事、田代领事与时任伪满民政部总长臧式毅“协商”后,4月5日臧式毅要求奉天、吉林、兴安各省及特别区在当月25日前各向伪满民政部推荐具有中等学校毕业以上学历、20—30岁、身体强健、素行善良的警察干部10名。在田代领事的“再三督促”下,各地凑够了人数,经过4月30日在奉天举行的选拔考试,最终选取留日警察学生25人。5月7日,这些留日警察学生在伪满民政部警务司职员中牟田信人带领下从奉天出发,经朝鲜赴日,于5月10日抵达东京,接受入所体检和面试。日本政府从1932年度的文化事业部特别会计事业费中,支付这批伪满留日警察学生的相关费用。这是日本最早对口接受的一批伪满留日学生。

  此后,伪满留日警察分期分批入学日本内务省警察讲习所,但随着中日战争形势变化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内务省警察讲习所接受伪满留日警察的人数、条件、学习时限等也有所调整。伪满留日警察的入所人数一般在30名左右,少则20余名,多则近40名。如1933年3月,伪满留日警察入所人数是30名。为体现“五族协和”,伪满留日警察除中国人外,还包括日本人、俄国人等。1941年2月7日,外务大臣松冈洋右致函驻伪满大使梅津美治郎,命其转告伪满当局:选派下一期留日警察的人员比例规定,即警务司警察35名,内含日本人5名;铁路护警队4名,内含日本人2名;在“希望事项”中提出,派遣留日警察中希望有2名俄国人。内务省警察讲习所接受每期伪满留日警察学生,先由内务省警察讲习所所长根据内务省警察讲习所规程向内务大臣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方可施行。招收条件从最初规定的年龄、学历、身体、素行等,调整为1年以上警察工作经验、担任警佐或巡官现职、初步理解日语、身体强健、品行方正,再提升为突出强调人格优秀、身体强健、实际能力、体悟“建国”精神、堪当术科大任、理解日语等,反映越来越务实和注重留日警察对伪满的“效忠”程度。内务省警察讲习所接受伪满警察的留日期限一般为1年,分为半年预科、半年本科。1936年开始出现半年一期的留日警察,形成一年一期与半年一期并行的制度。

  伪满教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事关日本的殖民教育,日本政府和军部高度重视伪满留日教员的安排,也采取对口接受的方式,并以所谓“外交渠道”与伪满“沟通”选派人数、选拔标准、就读学校,关东军还及时向陆军省报告留日教员赴日情况。如1934年3月31日,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向陆军次官柳川平助报告,为振兴伪满实业教育,第二批伪满教员18人将从4月开始为期一年的赴日留学,且已经获得文部省同意。11月14日,西尾寿造向陆军次官桥本虎之助报告,伪满当局为振兴学校教育,选派第三批中小学教员20人,从11月下旬开始为期一年的赴日留学。在伪满教员留日之前,外务省与文部省即协商安排他们的入学事宜。伪满留日教员大多入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广岛高等师范学校。如第四批伪满留日教员共32人,其中9人入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8人入读广岛高等师范学校,其他人员分别入读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东京府青山师范学校、大阪府天王寺师范学校、爱知县第一师范学校、广岛县师范学校、福冈师范学校等,基本由师范学校对口接受。

  日本政府对伪满选派留学的社会教育指导者,主要对口安排在熊本县、青森县相关学校的教员养成所。如1934年10月9日,日本驻伪满大使菱刈隆致函外务大臣广田弘毅,报告伪满文教部选派的10名由伪政府职员和中小学教职员组成的第一批社会教育指导者准备赴日留学,请外务省就此斡旋文部省。经外务次官重光葵与文部次官三边长治沟通,同意安排他们入读熊本、青森两县的县立实业补习学校教员养成所。1935年12月,伪满又选派第二批社会教育指导者留学生10人,分别入读青森县、熊本县的县立青年学校教员养成所。1936年12月,伪满选派的第三批社会教育指导者留学生,原本希望留学东京府立和爱知县立农林学校附属青年学校教员养成所,但经外务省与文部省协商,他们还是入学青森县和熊本县的县立青年学校教员养成所。这表明日本对伪满留日学生对口接受的相对固定性和延续性。

  对伪满选派的留日官员、邮政人员、海军和陆军士官生等,日本政府也安排对口接受。1934年9月至1935年1月,伪满选派财政部税务司属官谢廷秀、陈远达和奉天税务监督署员任文盛赴日留学5个月。1934年10月1日至12月底,伪满又选派统计处属官徐长吉、孔福庆赴日留学3个月。经伪满“交涉”,日本大藏省和内阁统计局分别接受这两批留日官员,并允许其中的税务官员在学习结束后到日本的税务机关实习。伪满为培养邮政专业技术人才,曾数次向日本派遣邮政人员留学,由日本通信官吏练习所对口接受。伪满向日本提出选派海军留学生后,外务省照会海军省、文部省征询意见,获两省及相关学校的同意。一般而言,伪满留日海军下士官兵被准许入学横须贺海兵团,海军士官候补生则根据所学专业,分别入读东京高等商船学校、日本海军炮术学校、水雷学校、通信学校、航海学校或工机学校,接受相对系统的训练。根据陆军省的安排,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军医学校等,则对口接受伪满的陆军士官、军医等留学生。

  日本政府不仅对口接受与其殖民统治密切相关的上述各类留学生群体,而且对口接受和培养有助于其资源开发与掠夺的技术性人才。例如,为培养畜产专业技术人员,以推进中国东北“产业开发”和“日满亲善”,1934年12月,伪满蒙政部选派5名蒙古族青年学生赴日留学,并向外务省申请文化事业部学费补助。他们先被安置于善邻协会补习日语,后根据学习和考试情况,分别进入与伪满地理环境和产业情况相近的宫城县立农学校、青森县立三本木农学校、北海道厅立空知农学校和北海道厅立十胜农学校学习。伪满政权为提高技术员的业务素质,促进所谓“国内产业五年计划”,培养“彻底理解日满一体的本义,养成志操坚实的技术员”,1939年3月主动提出向日本山形县立鹤冈工业学校、岩手县立工业学校、秋田县立工业学校、北海道厅立札幌工业学校派遣约20名留学生。经日本外务省函商文部省,文部省又咨询相关地方政府和学校,最终认为“满洲国向日本工业学校派遣留学生一事,在日满两国的文化亲善上极有意义”,同意接受。

  随着伪满整备留日学生选派体制,建立留学认可制度,提出学席制度,日本政府对伪满留日学生不论自费还是公费,基本实现对口接受和“统制”其所学专业与人数。1936年9月17日,伪满皇帝溥仪签署敕令《留学生之件》,规定除官派留日学生外的所有留日学生,包括自费留日学生,均“应依文教部大臣或蒙政部大臣之所定,受其留学之认可”;对自费生给予一定学费补助;留学生有“不当行为”或无成业之希望时,将撤销认可,或命其归国;强调留日学生由伪满驻日大使“监督之”。9月21日,伪文教部大臣阮振铎、伪蒙政部大臣齐默特色木丕勒,分别签发《留学生章程》,规定留日学生的留学资格、认可办法、权力与义务等,指出在满洲医科大学、旅顺工科大学及南满洲工业专门学校等校的“留学生”也适用该规定,强调“文教部大臣或蒙政部大臣将补助费留学生之留学地、入学学校、学科及留学年限指定之,受前项指定后不能于所定时间内考入指定学校者,不发给留学补助费”。这种留学认可制度和入学指定学校的规定,既是日本对口接受伪满留日学生的反映,也为建立学席制度奠定基础。

  1937年伪满政权留日学生政策发生较大变化。1月,将《留学生章程》改为《留日学生规程》;2月,颁布《留学生须知》,严格留日学生的“入学手续”和强化“监督”。9月,成立民生部,将原负责留日学生的文教部缩编为民生部的教育司。伪满确立留学认可制度后,发现其留日学生与日本学生通过同样的考试很难入读指定学校,而变更入学指定学校,既违背其派遣留学的本意,也影响留学效果,故向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提出以日本各地的专门学校为主,在各大学、专门学校设立伪满留日学生学席,为伪满留日学生保留一定的入学名额,并决定从1938年开始,伪满每年向日本各专门学校、大学派遣200名留日学生,其中70%学习理科、30%学习文科。后来,设置伪满留日学生学席的日本学校,有4所帝国大学、5所官立大学、32所官立高等专科学校、2所公立学校、12所私立学校,共55所,其中一多半为工业专科学校、农业学校、高等师范学校。这种学席设置比例反映了伪满留日学生主要就读于日本各专业技术学校,以培养配合日伪“产业五年计划”和殖民统治的实用性专业技术人才为主。

  1938年1月25日、2月28日,文部省专门学务局关于伪满留学生入学问题,先后向相关各校发出两次通知。第一次通知是文部省鉴于日本与伪满的“充分合作”,命令相关各校从1938年开始,每年接受若干伪满留日学生,作为“定员”以外的特别入学,进行特别管理和学习“正规课程”。第二次通知是文部省根据设置的学席名额,向相关各校发送1938年度入学的伪满留日学生名簿,同时强调:1.根据1月25日通知的宗旨实施,但经查考伪满留日学生确实无法达到入学指定学校学习者,不予接受;2.接受伪满留日学生应符合各校入学规定,履行相应手续;3.依据规定征收入学检查费、入学费、上课费等;4.关注入学者及其所学专业,特别说明名字前印双轨圆圈的是伪满补助费留学生。2月28日,文部省专门学务局致函外务省文化事业部,表示1938年度伪满留学生的学席设置和接受工作已经部署,可转达伪满驻日大使馆开启后续工作。日本以特定学校、特定名额、特定专业的对口接受,虽然基本实现了周密“统制”伪满留日学生人数和专业的目标,但也是导致伪满留日学生人数从七七事变后开始下降的原因之一。1938年6月,伪满留日学生人数从七七事变前的1939人降至1620人,1939年6月又降至1322人,1940年6月仅有933人,此后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基本维持在千人左右。

  日本对伪满留日学生的对口接受政策,既不同于战前中国留日学生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就读学校和所学专业,也不同于战时日本对其他伪政权的留日学生接受政策,而有其鲜明特点。一是无论战前的中国留日学生,还是战时其他伪政权的留日学生,尤其是自费留日学生,虽也受日本政府和学校政策的影响,但仍有一定的自由选择权。而伪满留日学生,无论是公费还是自费,尤其在1936年伪满政权实施留学生认可制度后,基本失去了入学的自主选择权,主要通过对口接受。二是战时日本接受其他伪政权的留日学生,至少形式上是日本与伪政权进行“协商”,而与伪满政权的“协商”,其实是日本人与在伪满的日本人之间进行“协商”。三是日本的学校根据自身类别、教育分工等,分类分级接受中华民国和其他伪政权的留日学生,某种程度上也属于对口接受,但大规模、普遍地对口接受伪满警察、教员、社会教育指导者、行政官员、邮政人员、海军和陆军士官生,以及从事殖民地“经济开发”与掠夺的技术人员留学,确实“与众不同”。日本接受伪满留日学生的目的,是根据所谓“日满一体”的“不可分”关系,培养“日满融合”的“楔子”,服务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和侵华政策,故对他们的培养也不同于其他伪政权的留日学生。

  二、 定向培养

  日本对伪满留日学生的对口接受,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便于实施定向培养。1935年4月,陆军省向外务省提出伪满《留日学生指导要纲》,明确培养伪满留日学生的“要旨”,是培养伪满的“国家中坚”力量,故必须彻底“普及满洲建国精神,使之深刻理解日满关系,达成本来之修学目的,同时防止不纯策动”,“深刻理解日满两国一体观,成为两国结合的楔子”。该要纲的“指导目标”,是涵养“国家的精神”“日满一体观”“民族协和的精神”“牺牲奉公的精神”“团体的精神”“勤劳精神”。其“指导要领”规定,伪满驻日大使馆学务处以“适当的方法”负责留日学生指导;伪满留日学生会馆与协和会、陆军省、文部省、外务省、日本相关学校等密切合作,并接受后者的帮助;指导伪满留日学生成立“留日学生会”,接受学校训练和团体训练,开展留日学生学习状况、思想、素行等调查,经常与留日学生“谈话”,为之提供“保护”。

  日本对伪满留日社会教育指导者的“定向培养”颇具代表性。为培养维护殖民统治的社会教育指导者,以“启发民众,完成国民教育”,推进伪满“文化建设运动”,“实现乡土开发”,日本将1934年12月伪满政权选派的留日社会教育指导者,分别安排入读熊本县、青森县的县立农业补习学校教员养成所。但他们在校学习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被安排前往与伪满农村情况相似的九州和日本东北地区旱地较多的农村,以及朝鲜的农村进行考察。一方面让他们了解和学习当地农村的林业、畜牧业发展情况,体验所谓“农村更生运动”;另一方面让他们学习这些地方的实业教育,“把握农村社会教育的真谛”。他们在农村的研究和学习活动,一是定点研究,即直接住宿当地农家,研修当地农村的社会教育方法;二是流动学习,到所谓模范町村、农会、产业工会、畜牧工会等社团、农产品市场实习,“激发对农村及农业的见识”。他们经过为期1年的留日学习与研究后回国,向伪满当局提交关于社会教育的研究论文、留学期间事项报告书,并需要承担文教部大臣委派的工作,成为维护日本殖民统治的基层人员。

  1935年11月,日本内务省社会局开始接受为期3个月的伪满社会事业讲习生,对他们的定向培养“取得极大效果”。1936年10—12月,内务省社会局“按照去年既定方针”又接受了第二届伪满社会事业讲习生,安排入学熊本县、青森县的县立青年学校教员养成所。12月12日,熊本县知事藤冈长和致函内务大臣潮惠之辅、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及相关厅府县长官,报告在该县学习的5名伪满社会事业讲习生的学习情况和他们回国之际发表的感想:“我们来友邦日本留学,充满了期望;当地对我们也充满了期待……我们知道日本与满洲国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作为社会教育指导者,以留日学到的技术为基础,为加深满洲国人对日认识而努力,将日本的先进文化和优秀精神传入满洲国,相信在不久之将来,满洲国必能与各国处于对等位置。”

  为培养宣扬“日满一体”“日满融合”的师资力量,日本政府和学校除常规的课程教育外,还通过修学旅行、考察等方式向伪满留日学生灌输亲日思想。1935年10月21—31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组织伪满留日教员“见学旅行团”,确定的“见学方针”包括:参观日本农村及山村教育;为“理解”日本的国民思想、国民精神,安排他们“参拜”日本的神宫神社;为使他们认识日本的物质文明,组织他们考察日本现代工厂和基础设施。伪满留日教员按此方针进行定点参观、见习,10月21日考察山梨县女子师范学校及该校附属小学,10月22日考察长野县诹访蚕丝学校、片仓制丝冈谷工场,10月23日考察长野县的一些学校和名古屋城,10月24日考察热田神宫、日本碍子工场、伊势神宫,10月25日考察二见浦、日之出、檀原神宫、神武天皇御陵、法隆寺,10月26日考察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该校附属实科高等女学校和该校附属小学、兴福寺、春日神社、三笠山、东大寺,10月27日考察宇治平等院凤凰堂、桃山御陵、乃木神社 …… 10月31日考察大阪筑港、造币局。事实上,“见学旅行”的目的就是宣扬日本经济发达、国力强大、皇道精神,是一场“定制”的亲日、崇日旅行。

  这种教育日渐消磨或侵蚀留日学生的民族意识和家国观念。“见学旅行团”每天会安排一到两名留学生记录当天的活动。据此,可以了解这些留日教员对“见学旅行”的认识,以及对日本的国民精神和日本文化的思考。留日教员虽然程度有差异,但对日本社会的认识与感受大致符合“政治正确”。如王恩光记录了从东京新宿出发时“非常高兴”的心情,对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京文理大学学生主事等前来送行“深深感谢”。李殿英、孙春麟考察长野县木曾高等女子学堂、参观和服制作过程后,为日本女性的勤奋刻苦所感动,深感“德言容工是女子四德”。徐缙宗参观热田神宫时,看到参拜者络绎不绝,“不禁感动于日本人对祖先的崇拜,也一并敬礼”。李嘉果参观神武天皇御陵时,感觉“庄重森严,神一样的存在”。陶润发“参拜”桃山御陵,认为“陵之周围遍植松柏,青阴景象,观之悦目”。也有人只是流水账一般记录参观的经过,并无过多感想。或许是不想多言、不便多言。

  内务省警察讲习所明确培养伪满留日警察的内容,是日本的警察制度、警察法令和日本国情,“以资改进满洲国警察制度,达到与日本不可分的实效”。为此,他们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向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申请专项经费,以支付伪满留日警察的赴日、归国旅费,并充实该所相关教育设施。如1932年内务省警察讲习所因接受25名伪满留日警察学生,向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提出比1931年度增加3550日元经费的要求,并获得同意。二是制定入学培训须知,提前知会入所的留日学生与伪满相关机构。如规定需要呈交的资料;入所时需要身着制服,携带生活用品(包括寝具、协和服、缝针等日用品);规定伪满留日警察入住东京市杉并区天沼1丁目264番地的致远寮,注明寮费每月5日元、餐费每月15日元以内(午餐除外),以及其他费用(包括学友会费、教材费、交通费、旅行费等),希望他们合理开支。三是将伪满留日警察编成留学生队,下设三个分队,与日本本科生队共同组成警察讲习所学生队,既对其“进行统制、监督训练,保持其规律”,又使之“组织合理”,增进彼此“相互帮助”“亲睦友谊”。

  日本定向培养伪满留日海军士兵的机构是横须贺海兵团,培养伪满留日海军士官候补生的机构是东京高等商船学校和各海军学校。两者的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学习内容均有较大不同。横须贺海兵团培养伪满留日海军士兵的时间一般是半年,目标是培养伪满海军下级军官,并使之接受日本海军指导。如1934年3—8月,伪满江防舰队司令部选派10名士兵入横须贺海兵团,学习炮术和运用术,包括铳队、铳剑术、体操、机关铳、小口径炮、测距仪、操法、射击术、短艇运用、机动艇操作法、帆布、索具、涂装法、手旗信号等,参观战舰、巡洋舰、驱逐舰、航空队、防备队、学校等,并在获得许可后参与演习。他们居住在横须贺海兵团内,平时功课以练习生为准。1938年6—11月,横须贺海兵团又接受伪满江防舰队司令部选送的10名海军士兵,修习科目与之前几乎相同,但细分为三类:1.枪炮术,包括重枪队教练、机枪、小口径炮、高角炮之操法、射击、火工兵器之办理、测距仪操法;2.运用术,包括帆布索具办理、涂装、小艇运用、机动艇操作;3.手旗信号、发光信号、铳剑术、体操。他们参观学习战舰、巡洋舰、驱逐舰、航空队、防卫队、学校及参与演习,也居住于横须贺海兵团内。这更像是一种封闭式训练。

  日本培养伪满留日海军士官候补生的目标,是“养成将来之海军中坚军官”,故大体沿用清末以来对中国留日海军学生的教学模式。具体而言,伪满留日海军士官候补生的学习时间相对较长,且比较固定。如,海军士官候补生均需在东京高等商船学校接受3年基础教育,而后分别在日本海军炮术学校、水雷学校、通信学校、航海学校或工机学校接受一年零四个月的专项教育,最后到舰队及学校“见学”并参与演习。日本还对伪满留日海军士官候补生实施分科教育。其中,兵科教育在东京高等商船学校,主要接受操舰术、运用术、轮机术、造船术及数学教育;在日本海军炮术学校、水雷学校、通信学校、航海学校,主要接受兵术一般概念、枪炮术、水雷术、电信术、操舰实习。轮机科教育在东京高等商船学校,主要接受轮机术、电机术、操舰术、运用术、造船术基础教育及数学、物理化学、语学教育。不过,日本接受伪满留日海军士官候补生的人数较少。如1938年日本仅接受4名伪满留日海军士官候补生,分别是学习兵科的陈希光、陈庆丰和学习轮机科的宋全贤、石宝兴。虽号称“日满一体”,但日本定向培养伪满海军士官候补生的费用,经核算后,由伪满支付给东京高等商船学校和日本海军各校。

  随着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和1938年留日学生学席制度的运行,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统制”伪满留日学生的专业和人数的形式也发生较大变化。七七事变后,随着日本战争经费剧增,1938年开始设置的伪满留日学生学席费用不菲。如,学习医科的伪满留日学生每年学费人均350日元,工科人均250日元,农科人均230日元,文科类人均100日元左右。据此估算,伪满留日学生学席数第一年度200名,计4.4万日元;第二年度400名,计8.8万日元;第三年度600名,计13.2万日元。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决定将为伪满留日学生支出的各项费用,改用于“充当留学生学席设置的经费”,伪满政权支付其留日学生的其他费用。留学认可制度和学席制度下的伪满留日学生,每年大体为200人,并规定140人学习医工理农各科,其余60人入学文科类学校,体现了日伪短期内侧重实业教育和培养技术人才的实用性目的。

  日本外务省与文部省及相关各校的教师还应邀前往伪满考察教育状况,并检查留学生认可考试成绩,将伪满留日学生定向培养的准备工作前置。1938年11月,文部省、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各选高等官1人,分别是文部书记官有光次郎、外务省特别职员小林隆助,并从设置学席的学校中挑选日语、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地理历史教师各1人,合计7人,由伪满民生部负担所需经费,前往伪满考察教育和留学生认可考试事务。小林隆助在“新京”、哈尔滨、奉天、吉林、阿什河等地,考察了大同学院、建国大学、师道学校、移民训练所、留学生预备学校等,发现留学生预备学校设备不全,甚至没有理科教学设备,但日本学校规定考试合格方能入学,日语良好才能学习理工科,建议日本与伪满“充分协商”,加强留学生预备学校建设,挑选优秀学生赴日留学,培养“合格”的留日学生和发挥其“应有之作用”。

  1939年11月,文部省、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及相关各校教师,再次组团赴伪满考察教育和留学生认可考试。1940年1月24日,候补外交官小岛太作在此次考察后提交《关于满洲国留日学生问题报告》,主要内容有三部分:1.介绍伪满教育现状,认为伪满的新学制存在人才速成倾向、实业教育教师不足、教师素质低下、理科教育不充分等问题。2.肯定伪满留日学生派遣的意义,认为伪满学生通过留学日本,可以了解日本的国情、国民性,体悟“日满不可分关系”;强调虽然从获取知识层面上应扩充伪满的高等教育体系,减少派遣留日学生,但从“日满关系精神”的意义上,伪满留日学生制度非常必要;3.提出伪满留日学生培养中的困难,包括留日学生的学力不足、选拔弊端,以及在日本遭遇蔑视而情感受挫,入住日本家庭的生活习惯和交往难题,在日本各地的伪满留日学生延伸伪满社会生活方式的“集团化”问题。他建议充实伪满教育机关,延长留学生预备学校的学制;建立从日本向伪满派遣优秀教师的制度;剔除留日学生选拔中的弊端,选派优秀学生赴日留学;与留日学生接触者,要了解留日学生制度的意义,留日学生也要清楚日本培养他们的宗旨;研究逐渐改善伪满留日学生的学习习惯和倾向的方法,为伪满留日学生预备教育和定向培养提供参考。

  日本政府高度重视伪满留日学生的教育与培养,从考察伪满留学生认可制度、留学生预备学校建设,到定向培养、封闭训练,相比其他伪政权留日学生的教育,日本对伪满留日学生的教育政策更具特色。一是对伪满留日学生培养除与其他伪政权的留日学生有相同的常规课程教育、修学旅行外,还有流动研究、设置学席等“定向培养”;在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和实用性技术时,无论就学环境还是教学内容,特别注意传授适应中国东北“产业开发”和资源掠夺的知识与技术。二是对伪满留日警察、教员、社会教育指导者、官员、海军士兵和士官生、陆军士官生的培养,无论教育机构、教育内容、教育模式,还是教育方针、教育宗旨、教育目标,都与其他伪政权留日学生的教育不同;而这种以职业或行业分块的“定向培养”,既为日本在伪满的殖民统治输送和培养“合作者”,也为日后吞并中国东北提供“人才”储备和思想准备。三是自日本1938年开始实施伪满留日学生学席制度,至1945年8月战败投降,伪满向设置学席的日本各学校选派留日学生的人数、就读学科专业大体固定,既实现了日本对伪满留日学生人数和留学专业的周密“统制”,也便于集中管理和指导。

  三、 特殊管理

  日本对伪满留日学生的管理,除了有一般的常规管理政策,在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后不同形势下,也有特殊管理政策。所谓常规管理政策,即采取与对待其他伪政权留日学生相同或相似的政策,包括日本对战时环境下伪满留日学生的安抚政策与措施,吸引他们在战时仍留在日本继续求学;日本外务省、文部省、内务省等机构通过日本地方政府和学校对伪满留日学生进行常规性调查与监控,而地方政府及各校则根据要求,及时报告本地或本校留日学生的情况与“动向”;日本还与伪满驻日使领馆“合作”监督留日学生。不过,无论伪满驻日使馆的留学生监督、附设之学务处,还是1936年后改由驻日大使馆直接指导和监督留日学生,实际上伪满留日学生的一切重要事务均需经由外务省、文部省、内务省、陆军省等日本政府的相关机构,即在留日学生管理上伪满政权是傀儡。由于伪满被日本寄予“日满融合”、合二为一的战略企图,不同于伪蒙疆政权和关内其他伪政权,日本对伪满留日学生还采取了一些特殊管理政策。

  一是限制伪满留日学生与中华民国及其他伪政权留日学生的交往和联系,以免彼此联合。1936年2月27日,外务次官重光葵致函文部次官三边长治,指出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对伪满留日学生常有“轻侮满洲建国之言辞”,希望各校负责人教育他们“涵养学德”,“关于满洲建国勿搬弄是非”。3月30日,三边长治通知各校注意该问题,确保下不为例。1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致函驻日留学生监督处,送交30份《教育部东北青年救济处的科学研究补助费规则》。该监督处致函早稻田大学等13所学校和“留东新闻社”,请他们在校内张贴或刊登。该规则主要内容是资助中国东北留日学生中的经济困难者,然而东京警视厅却认为这是“满洲国扰乱策”,禁止该规则的张贴和刊登,警告驻日留学生监督处“肆意散发此种文书,有损日中国交”,要其慎重。实际上,日本此举是严防国民政府与伪满“争夺”留日学生,防止伪满留日学生受中华民国留日学生“蛊惑”后激发反“满”抗日爱国热情。七七事变后,伪满洲国与伪中华民国、伪蒙疆政权的留日学生,仍保持各自相对独立的交往圈。1941年11月28日,日本要求各校和社会团体“特别戒备”不同“国情”、不同地区留日学生之间的联络,严控他们之间的往来。

  二是借助社会团体强化伪满留日学生的“援助”和“辅导”。近代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援助”和“辅导”一直有社会团体参与其中,如九一八事变前,成立于1918年的日华学会对中国留日学生和事变后主要对中国关内留日学生的“关照”与“辅导”,即是如此。但是,参与伪满留日学生“辅导”和“援助”的日本社会团体相对较多,也更普遍。1934年2月成立的“日满学会”,主要目的就是“辅导‘满洲国’留日学生”,强化对伪满留日学生的精神教育,宣扬“满洲建国”的意义,不断提升伪满留日学生作为新国家“中坚力量”的“综合素质”。该学会在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资金支持下,开办学塾、日语学校等,企图以文化教育的形式将伪满境内潜流涌动的“反满抗日”思想变为“爱满亲日”思想,提倡所谓“五族协和”“日满协和”。

  为“辅导”伪满留日学生和强化日本对伪满教育的影响与控制,满铁出资5万日元,由日本与伪满的初等、中等学校的部分校长,于1935年成立“日满教育协会”,目的在于:1.监督与指导伪满留日学生;2.促使日本学生了解伪满;3.加强日本与伪满的教育联络。具体而言,指导、监督伪满留日学生,包括经营留东学舍,接受约50名伪满留日学生住宿;帮助其他伪满留日学生寻找宿舍;经营以伪满留日学生为对象的日语学校;调查伪满留日学生希望选择的学校,斡旋伪满留日学生的学费等。对于日本学生而言,“日满教育协会”主要经营中国语言专修学校,举办关于“满洲事情”的讲演或座谈会。日本与伪满的教育联络工作,包括为在伪满的日本人回国和伪满人员赴日教育考察提供方便;利用满铁、军部的摄影活动,举办介绍伪满情况的展览;组织在东京的日“满”学生联欢会等。该协会以民间社团形式,发挥强化“日满一体”“日满融合”的作用与影响。

  “日满文化学会”也是日本“辅导”伪满留日学生的一个重要团体。1932年10月,该学会理事宫川朝惠在参加东京市教育视察团赴伪满考察教育后,认为日“满”关系应以所谓“两国”普通民众的教育为基础,为此而遍访文部省、陆军省、海军省等政府机构,获得多数赞成,遂决定发起成立“日满文化学会”。1934年1月,该学会成立时规定“以满洲国的优秀少年学生到日本修学为目的”,“本会对在日满洲国学生指导并资助学费”,原则上每人每月补助25日元,另有每年100日元的固定经费,作为他们的指导费,以及讲习、见学、开会和学会职员视察他们就读学校的支出。该学会将接受其资助的伪满少年学生,安排到日本的东北、北陆等地的中学留学,并委托学校及教职员对他们进行关照、指导和教育;学会会长每年至少视察一次这些留日学生就读之学校,并与各学校校长经常联络;还利用暑假机会,将没有回国的留日学生召至东京,安排他们参观、实习或开展其他联谊活动,认为这“对于他们理解日本非常有益”。

  这些“援助”或“辅导”伪满留日学生的社会团体,资金除部分自筹外,大多接受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资助。例如,1937年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补助“日满文化学会”3200日元,1938年补助5500日元,1939年补助6000日元,1940年补助6000日元,补助金渐趋增长。1941年4月17日,外务省认为“日满文化学会”“作为对满文化事业的一环,不仅有意义,而且成绩显著”,决定当年补助9000日元,反映了日本政府对社会团体“辅导”伪满留日学生的重视与支持。再如,1935年5月,以培养“日满两国融和结合的楔子”为目的的振东塾成立,该塾主要接受伪满的优秀青少年,经过入塾培训,送入日本各校留学,“取得相当之成绩”。七七事变后,因振东塾首脑稻叶准造应召出征,该塾资金无着,陷入经营困难。鉴于此,自1938年1月起外务省文化事业部为振东塾支付经营费,1940年补助4800日元。接受外务省文化事业部补助的各社会团体,积极配合日本政府对伪满留日学生的管理政策,以“援助”“辅导”等名义,引导伪满留日学生服务于日本殖民统治和侵华战争政策。

  三是利用留日学生会影响和控制伪满留日学生。日本在中国烧杀抢掠,却要求中国留日学生“亲近”日本和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这本身就自相矛盾。因而,日本侵略者不断强化留日学生之间的相互监视和连带责任。伪满政权建立不久,伪满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省长熙洽为控制留日学生和培植私人势力,于1932年在东京牛込区原东北军赴日留学生的“同泽俱乐部”旧址,成立“满洲国留日学生俱乐部”,因遭致伪满中央和日本人嫉恨,1935年6月20日被解散,后改为“满洲国留日学生会馆”。1935年10月,伪满政权出资20万日元,加上日本政府、满铁及其他民间的资金,共计筹集62万日元,在东京小石川区原炮兵工厂遗址开始修建伪满留日学生会馆。伪满驻日大使馆职员、日本陆军预备役少将平田幸弘担任该会馆理事长,聘请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部长冈田兼一、陆军省军务局局长今井清等人为顾问。1938年1月16日该会馆建成后,募集伪满留日学生入住。然而入住后,他们受到严密监视,基本失去了相对自由的活动。日本政府和军部要人、伪满访日重要官员等经常到会馆宣扬“日满亲善”“日满一德一心”,鼓动伪满留日学生“为建立亚洲新秩序而努力”。

  伪满留日学生会馆只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场所,而日本和伪满策划组建的伪满留日学生会,则是遍布伪满留日学生就读学校和日常生活的一张监控网。1935年4月,陆军省向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建议“为强化对留日学生的统制、指导”,“在驻日公使馆监督下成立留日学生会”。1936年6月27日,伪满留日学生会成立,选举伪满驻日大使馆参事官于静远、伪满留日学生会馆理事长平田幸弘担任正副会长,颁布《满洲国留日学生会规约》(以下简称“规约”),附《留日学生会的事业要领》(以下简称“事业要领”)。其中,“规约”明确该会“接受驻日满洲国大使馆监督”,“以努力涵养满洲国建国精神,修炼王道实践,依靠学生相互亲睦提携,实现留学目的为目的”。为此开展的“事业要领”,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智育修炼,包括举办讲演会、座谈会、研究会、奉仕会、社会人学会,侧重于学习知识、交流学问、社会实践等;二是体育修炼,包括体育会、讲习会、运动会等,重在鼓励学生运动和参加团体训练。

  伪满留日学生会馆组织的“满洲国全日本留学生大会”、伪满留日学生会参与的“夏期修炼”是两项有代表性的活动。1937年10月,伪满留日学生会馆理事长平田幸弘到访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提议召开“满洲国全日本留学生大会”,以使伪满全体留日学生认清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时局”,实现伪满全体留日学生的“大同团结”,养成“日满一德一心”,“协助日本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大会所需经费合计1500日元,由会馆出资1000日元,不足之500日元由文化事业部资助。10月31日,“满洲国全日本留学生大会”在东京军人会馆大讲堂举行,伪满留日学生向日“满”两国国旗敬礼、齐唱日“满”两国国歌后,由伪满驻日大使奉读《回銮训民诏书》和训话,再由伪满留日学生代表宣誓、讲演和发表感想,派遣留日学生代表参拜明治神宫、慰问卫戍医院、参与献金运动、给日军司令官写慰问信与发慰问电等,“感谢”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抢掠,“慰问”日本侵略者在家乡的殖民统治。

  伪满留日学生会成立后,在伪满驻日大使馆指导下,1937年将“满洲国留日学生消夏团”改为“夏期修炼”,并于当年7月制定修炼规程,明确修炼的目的是陶冶身心,涵养“国家”精神、“日满一体”精神、“民族协和”精神、“牺牲奉公”精神、团体精神、勤劳精神,即所谓“六大精神”。伪满留日学生会在修炼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39年6月,伪满驻日大使馆发出“夏期修炼”的“布告”,警告因故无法参加“夏期修炼”者,将根据命令参加“冬期修炼”,而无故不参加者将被严惩,并明确费用由伪满留日学生会本部负担,参加者需要在6月20日前到东京市小石川区“满洲国留日学生会”本部报名申请,表明伪满留日学生会在“夏期修炼”的资金提供、组织参与、报名登记等方面的服务、引导和保障作用。伪满留日学生会还利用分散在各地各校的分会,聘请教职员或学校配备的军人教练担任分会长,指导所属留日学生,每五人结成一组,相互监督,彼此负有“连带责任”。可见,伪满留日学生会已成为配合日本政府管理伪满留日学生的一级组织。

  日本政府利用伪满留日学生会、伪满留日学生会馆、社会团体“辅导”与“引导”留日学生,动用警视厅、地方政府、学校等力量,调查和监控他们的学习与日常,严防他们产生反“满”抗日思想,全力培养“日满融合”的“楔子”,然而历史发展的逻辑并不以侵略者的意志为转移。1937年8月,一批在早稻田大学、东京帝国大学等校学习的伪满留日学生,秘密成立“东北留日学生读书会”,研讨救国方策。1938年2月,他们与新知识研究会、东京反帝大同盟等合并成立“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1940年4月,因该会成员大多毕业后返回东北,所以其总部迁至奉天,改为“东北青年救亡会”。出身于东北军的留日学生汪叔子根据中共上级党组织的指令,1938年9月在伪满留日学生会馆秘密恢复“中共东京支部”,暗中发展中共党员和扩大党组织,密谋暗杀日本和伪政权军政要员,搜集日军情报。伪满留日学生中还有人利用寒暑假回国之际,参加抗日和革命活动。1944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归国的伪满留日学生吴宗若、张文善、王成善等并未返回伪满,而是潜往关内,参加抗日斗争。

  无论日本如何宣扬伪满“王道乐土”“五族协和”,都掩盖不了其傀儡政权的事实,而伪满留日学生或明或暗的反日、反“满”斗争亦始终存在,这也是日本对伪满留日学生不断强化管理的重要原因。日本对伪满留日学生的管理政策,既沿用清末以来对中国留日学生“恩威并用”的两手政策,也采取了与对待其他伪政权留日学生相同或相似的调查与监控政策,更从“日满融合”角度实施特殊的管理政策,如利用伪满留日学生会馆、伪满留日学生会和日本的社会团体等,在所谓“辅导”“指导”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伪满留日学生。伪满政权及其驻日使领馆,既有监管留日学生反“满”抗日活动的现实需要,也有吸引留日学生支持和拥护的主观诉求,但作为傀儡政权,只能配合日本的伪满留日学生管控政策而无力保护他们。日本政府对伪满留日学生的肆意逮捕即为明证。在此环境下,伪满留日学生往往不得不参加伪满留日学生会、伪满留日学生会馆、伪满驻日使领馆和日本政府、学校、社会团体组织的各类活动,配合调查与监管,但他们内心与其他伪政权留日学生同样潜藏着炽热的反日爱国热情。这是日本对伪满留日学生无论采取何种特殊管理政策,但终将失败的根本原因。

  结 语

  近代日本富国强兵后,通过甲午战争割取中国台湾,携日俄战胜余威吞并朝鲜半岛和接管俄国在中国东北南部的侵略权益,不断在中国尤其是东北地区进行侵略活动,并吞中国东北之心,昭然若揭。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再次印证日本侵略东北的野心。所谓“日满一德一心”“日满融合”“日满一体”,不过是日本妄图与伪满“合二为一”的“准备”与“宣传”。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体现在教育尤其是留学教育层面,既不同于对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维新政府及汪伪政府留日学生以“养成日华亲善的基石人才”为主的奴化教育,也不同于对伪蒙疆政权留日学生加强“蒙古史教育,煽动蒙古族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分化教育,而是“依据日满两帝国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培养“体得日本真精神,互相提携于次代,成为日满两帝国之不动摇的结合分子”的同化教育。日本对伪满及其他伪政权留日学生“分而育之”,不仅体现其对中国“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侵华策略,而且体现了其同化东北、分化蒙疆、奴化关内地区,即肢解中国、永霸东亚的阴谋与企图。

  日本对伪满留日学生的对口接受、定向培养、特殊管理政策,是基于“日满一体”“日满融合”的侵华目标而定,有其特殊性,但作为日本侵略政策的一环,又具有普遍性。战时日本对各伪政权留日学生均积极接受,甚至在1943年、1944年还从东南亚招收“南方特别留学生”。日本向各伪政权留日学生灌输亲日思想,要求留日学生参拜靖国神社、“慰问”侵略者,长期调查与严密监控各伪政权留日学生的学习、日常和思想动向。凡此种种,目的就是培养亲日分子和亲日势力,以配合其侵略扩张政策。据刘振生对伪满留日学生的采访和调查,发现他们毕业回国后不少人出任伪满基层政权职员,从这个层面而言,日本对伪满留日学生的政策并非全无效果,确实导致部分留日学生沦为“日满融合”的“楔子”。但是,也有留学生在日期间参加抗日组织,或回国后奔赴延安,走向抗日战场。随着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日本的伪满留日学生政策以失败告终。伪满留日学生先是备受社会歧视、国民政府甄审,后在新中国初期仍有人难免政治运动“冲击”。日本的伪满留日学生政策,是近代日本侵华战争的产物,违背了留学教育的宗旨,脱离了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传播的正常轨道,成为一场历史悲剧。在文明交流互鉴的新时代,反思其历史教训,从中汲取历史智慧,尤具特殊意义。

  (作者徐志民,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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