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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金融史研究的進路——以金融風潮為視角
作者:潘曉霞 来源:《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2期 2022-05-16

  提要:金融風潮是經濟金融運行的非常狀態,嚴重干擾經濟金融的平穩運行,影響政治、社會穩定,民眾深受其害。作為非常態的事件,危機發生時各種矛盾往往集中觸發,是觀察金融體制及其實際運行的特別視角。近代中國被強行納入世界經濟和金融體系後,金融動盪不斷。金融危機爆發,往往表現為經濟金融的全面危機,其成因並非單方面的,而是多元的。縱向觀察近代中國金融風潮,既可以看到中國進入世界經濟體系時的倉促、被動和無奈,也可以看到中國政府、商界和社會逐漸學習、適應與提高的成長過程。此外,危機下的民眾,以及民眾在何種程度上助長着風潮的引爆和蔓延,也是值得進一步關注的問題。

  近代中國面對列強挾帶的新秩序的衝擊,社會經濟不得不開始重大轉型,近代金融體系的引入是這種轉型中極為關鍵的一環。新式銀行業及證券、保險、信託、外匯、票據交換等近代意義上的金融市場的萌生和發展,初步奠定了中國在近代世界經濟和社會秩序下生存的基礎,使中國開始擁有近代社會經濟組織和管理系統。然而,作為一個被迫捲入近代經濟大潮的後發國家,中國在學習、追趕和融入近代世界體系的過程中,付出了相當沉重的代價,金融領域尤其如此。所有的經濟體在近代經濟金融發展的過程中,面對越來越複雜的經濟金融形勢,都不可避免地要走各種各樣的彎路,中國尤其如此。這樣的彎路集中表現為頻發的大規模金融風潮。

  19~20世紀,世界範圍的金融風潮頻頻發生。作為後發國家,中國由於市場形成的先天不足,蹣跚學步尤其不易。金融風潮一度成為影響中國政治、社會和民眾最不穩定的因素之一。從19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幾乎每隔數年就發生一次較大的金融風潮,密度甚至高於西方國家,波及範圍從金融領域擴展到經濟、政治和社會各個層面。由此,深入研究近代中國金融風潮的源起、發展及危害,瞭解政府、社會、民眾在其中的處境,不僅可以加深對金融風潮本身的認識,而且對透視近代中國獨特的社會經濟進程亦具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多元:歷次金融風潮的成因

  近代中國金融風潮為禍劇烈,具有全國影響的風波不斷發生。梁啟超曾在1911年對國內的經濟恐慌做過統計,晚清最後5年間共有20次經濟恐慌發生。據不完全統計,規模較大的金融危機有23次,如以此計算,近代中國平均每4~5年即發生一次大的金融風潮。洪葭管總結了近代中國十大金融風潮:即因世界棉業危機而引發的1866年金融風潮、1883年上海錢莊倒賬風潮、1897年貼票風潮、1910年橡膠股票風潮、1911年票號倒閉風潮、1916年中交停兌風潮、1921年信交風潮、1935年白銀風潮、1947年黃金風潮、1948~1949年的法幣和金圓券崩潰危機。吳景平等《近代中國的金融風潮》各章節分別對這十大金融風潮作了個案專題研究。

  金融風波的發生,一方面是當時社會監管能力低下、經濟金融運作不規範、從業者普遍缺乏經驗、政府管控能力不足的反映;另一方面又是金融綜合影響不斷上升,新型金融工具誕生,金融運行不斷複雜化的結果。所以,金融風潮既是金融運行遭遇挫折乃至失敗的象徵,卻也是金融運行向縱深發展的結果。金融工具越多,金融運行越複雜,金融在社會經濟中的比重越高,發生大規模金融風波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相應地,也給政府和社會應對金融風險的能力提出更大挑戰。作為歷史研究者,我們不必苛求前人,卻也不能忽視他們經常犯下的常識性錯誤,尤其是政府管理者一些不負責任的舉措,嚴重影響着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加劇了經濟金融危機。

  梳理近代以來的重大金融風潮,大致可以看出,這些風潮的起因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輸入型金融風波佔據很大比重。1883年金融風潮、1910年橡膠股票風潮、1935年白銀風潮等都和國際市場的變化密切相關。近代中國被列強強行拖入國際市場,中國自身經濟體質嚴重不適應西方大國的經濟運行邏輯,卻又不得不亦步亦趨,跟隨西方的步伐,造成應對能力嚴重不足。國際市場一有風吹草動,中國就成了風險的集聚點乃至爆發口。

  二是過度投機帶來的風險。金融風波和過度投機總是並行。應該承認,金融運行中不可避免會有投機的成分,投機可以說是金融與生俱來的特性之一。但是過度投機卻會帶來巨大的金融風險,導致金融乃至整個社會經濟的震盪。如何區別投機和過度投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從近代金融風潮看,管理失控,投機情緒彌漫,金融槓桿畸形利用,大致就意味着已經存在過度投機的風險。近代中國金融風潮中,1897年的“貼票”風潮,就是由於錢莊盲目追逐擴大業務形成過度投機導致的。“貼票”是晚清上海錢莊開發的一項業務。貼票的意思就是“貼錢兌換票據”。客戶在錢莊存款90元,錢莊開給他一張面額100元的定期票據,票據到期後,客戶再用這張票據兌換100元。資金不足的錢莊通過發行貼票,以高出市場上一般水平的利息,吸收社會游資,再以更高的利息貸款給商家,轉手之間錢莊便有利可圖。貼票業務開發後,各錢莊紛紛效仿,為吸引客戶,相互之間展開激烈競爭,貼息越來越高,最高竟達20%。這對民眾形成巨大吸引力,貼票規模越來越大,投機情緒不斷蔓延,終至釀成悲劇。1897年11月,不少貼票錢莊因到期不能兌付現金,造成大量的退票和提款,以致於發生一個月內幾十家錢莊倒閉的風潮。同樣,1883年上海錢莊倒賬風潮、1910年橡膠股票風潮、1921年信交風潮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過度投機的結果。  

  三是政府管理失控帶來的危機。近代中國,無論是清政府、北京政府,還是南京國民政府,管理能力都比較薄弱,在傳統經濟形態向近代經濟形態轉型中的把控能力不足。加之社會政治腐敗,政局動盪劇烈,危機的種子不斷積累,政府管控可謂如履薄冰。1916年中交停兌風潮就是政府決策錯誤釀致危機的典型。由於袁世凱政府不斷的金錢需索,具有官辦性質的中國、交通兩行成了政府外庫,濫發鈔票,準備金日漸空虛。1916年四五月間,京、津、滬三地爆發中、交兩行存戶提取存款和擠兌鈔票的風潮。無奈之下,北京政府通令兩行庫存鈔票不予兌現,存款不准付款,由此帶來全國性的金融恐慌。銀行為政府墊款過巨,導致發行無序、準備金不足是造成擠兌風潮的根本原因,而政府不是疏導危機,反而強行停兌,直接觸發了危機的導火索。

  四是政治動盪加劇經濟金融失控。1911年票號倒閉風潮與1948~1949年的法幣和金圓券崩潰危機,可以說是政治動盪引發金融危機的典型案例。濱下武志曾指出,“中國的金融危機,即貨幣和信用領域的危機,與資本主義危機的性質不同,那是由政治衝擊和投資失敗直接引起的”。三年內戰後期,國民政府軍隊在前線的潰敗以及社會經濟的全面崩壞,對民眾信心造成巨大衝擊,引發惡性通貨膨脹。國民政府試圖通過改發金圓券,以行政手段強行控制物價挽救危機,結果只能是揚湯止沸,如時人所言:“本來經濟政策之推行,固不能不兼用政治力量,但政治壓力,如過分行使,或行使過久,難免不引起反抗。此種反抗,在政府強有力之時,還不致過分強烈,或逾越範圍;但政府威信如有喪失,則政治力量式微,在式微的政治力量下,而影響強施重大的壓力,則人民之反抗力勢必超越範圍,一發而不可收拾”。金圓券發行的失敗,使國民黨統治加速走向崩潰。  

  當然,風潮發生過程中,往往多種因素交錯出現,相互影響,不會是簡單的單一因素,強調某個風潮發生的某一導向,只是說在這一風潮中,該因素起着更具決定性的作用。實際運行過程中,往往各種危機同時爆發,表現為經濟金融的全面危機。綜合看,近代中國金融風潮最經常的發生地是銀錢業,這和銀錢業所具有的信用特性相關。而社會政治的不安定則常常是金融風潮爆發的首要導火索,一個穩態的社會可以大大加強對金融風潮的抗衡能力,平衡經濟金融運行的不穩定因素;不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則會刺激並加劇金融風潮的發生與惡化。這一點,在近代中國體現得十分明顯。至於金融風潮發生的一般性原因,諸如金融投機和金融監管不力、貨幣制度存在缺陷、外部世界金融恐慌、內外債務負擔過重以及財政赤字造成貨幣發行過度等,各國大致相同。

  二、成長:危機應對的縱向觀察

  金融風潮的爆發,嚴重威脅金融乃至社會經濟的穩定,對金融和社會秩序構成重大挑戰,政府和金融系統的應對頗值關注。學界對此多有論列,從歷次金融風潮個案中考察各時期政府的作為並作出評價,豐富了我們對近代中國不平靜的金融形勢的認知。不過,既有研究在認識到近代中國金融動盪及應對無力一面時,對近代中國金融在動盪中艱難成長的一面相對忽視。事實上,如果把視野放到更長的時段,以危機應對為切入點,既可看到近代中國在金融危機應對上的被動與不足,也能看到社會各界危機應對能力的增強與成長。

  毫無疑問,近代中國的危機應對能力總體上確實嚴重不足,相對被動,但具體看,中國的政治力量與金融體系在面對危機時,又不都是坐以待斃,也在努力學習,試圖克服並防範危機。這一點,在1916年和1921年兩次擠兌金融體系不盡相同的反應中,即有非常明顯的體現。

  1916年第一次擠兌中,當北京政府做出停兌決定時,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在張嘉璈帶領下,頂着壓力,做出成功的危機應對,成為民國初年金融領域的一段“佳話”,學界關注自然較多。洪葭管、董昕較早注意到這一案例,對中國銀行上海分行成功抵制停兌作了充分論述,強調抵制背後的外力支持,對中國銀行能夠成功抵制的內在因素相對有所忽視。事實上,如果將其置於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相比較的視野下,從當時地位相當的兩行不同的應對及結果出發,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銀行上海分行之所以敢於頂着壓力,堅持兌付,與自身的經營和實力大有關聯。相較交通銀行,中國銀行運行更為穩健。同時,像張嘉璈這樣的新一代銀行經理人的成長,是其中的關鍵。這意味着中國被強行拉入世界經濟金融體系後,本土菁英終於開始瞭解和適應金融運行規則,並體現出冷靜判斷形勢和勇於擔當的品質。中國銀行上海分行成功抵抗的結果,不僅使上海分行,也使整個中國銀行信譽大增。相較之下,交通銀行的應對明顯落後,自此長期陷入危機之中。

  除了本土金融菁英的成長,政府管理能力也在增強。1921年擠兌時,北京政府的表現比1916年停兌時要沉穩得多。面對大規模的擠兌,北京政府沒有像1916年第一次擠兌時那樣倉猝停兌,而是採取措施予以疏導。首先是急謀撥款救助市面,維持信用。繼而盡力採取措施引導輿論,安定人心。無論是政府,還是輿論界,都竭力暗示擠兌是外國人密謀共管中國的陰謀,以此激起全民的民族敵愾心,成功引導社會上出現幾乎一邊倒的反對擠兌的輿論。同時,政府與新聞界合力,為銀行的兌付能力大造聲勢。由於應付較為得宜,第二次擠兌造成的危害遠低於第一次擠兌。

  再看國民政府時期,在1935年前後的白銀危機與經濟恐慌中,國民政府的應對不無可議之處,政策的進退失當也多有顯現。不過,國民政府抓住機會,改組中、交二行,不失為亡羊補牢的舉措。一方面,政府通過擴大國家銀行信用,達到了救濟經濟恐慌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以增加在中交二行話語權的方式,強化了對國內金融的控制。1935年上半年從金融恐慌發生、救濟,到改組銀行,國民政府抓住救濟這一環節,名正言順地推行中央銀行制度,實現金融統制,既在一定程度上達到救市目的,借此籠絡人心,改善與工商界的關係,又順利實現控制金融的意圖。國民政府以政治切入經濟,通過解決經濟問題實現政治目的,可謂使用政治手段解決經濟問題的一次成功嘗試。

  作為世界經濟秩序的後發者,近代中國無論是政府、社會、民眾乃至經濟金融界本身,確實都存在危機應對能力不足的問題。不過,隨着金融業的不斷發展,參與各方也在開始逐漸學習如何應對風潮,金融監管逐漸建立、發展、完善。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先後頒布《銀行法》、《保險法》等法規,保證金融發展和監管有法可依,對金融風潮的應對在技術和法規上亦漸趨成熟。不過,這樣的努力還是初步的,抗戰期間及戰後金融管理的失控,證明國民政府還遠遠沒有找到非常態下應對經濟金融危機的鎖鑰。

  不容忽視的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一支新興力量,隨着根據地的建立,也在開始學習處理和應對金融問題。抗戰時期,中共在敵後根據地面對財政和金融困難表現出的應對能力,以及與日方展開貨幣戰時的自信從容,特別值得肯定。戰時財政金融政策的成功,對於中共敵後抗日根據地的鞏固發展,對於支持整個抗戰,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1946年解放戰爭爆發後,戰爭消耗導致貨幣過量發行,不可避免地造成物價波動。財政的、發行的、物價的問題交織在一起,解放區也曾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困局。在同樣面臨巨大戰爭消耗及財政困難和通貨膨脹難題時,中共如何成功化解這些危機,在財經戰場上取勝,國共各自的理財邏輯、經濟運行理路如何影響着雙方的不同命運,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總之,從近代中國金融風潮應對的歷史梳理中可以看到,社會政治穩定、監管能力、貨幣發行以及民眾的風險意識,是能否成功應對危機的幾個關鍵因素,政府則作為“最後貸款人”的角色,堅守着阻止危機的最後一道防線。在這一點上,整體上說,從晚清到民國處於不斷進步之中。從風潮的爆發頻率也可以看出,晚清金融風潮的頻率最高,北洋政府時期次之,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最少。

  三、日常:危機下的民眾

  金融風潮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和民眾生活,民眾是金融風潮最直接的受害者。通貨膨脹、擠兌停兌、信用破產、債務危機,常常都會傳導至社會末端,直接影響民眾生活,使民眾遭受損失。普通民眾由於收入有限,抗風險能力差,通常都是金融風波的犧牲品。

  關於民眾在危機下的處境,先行研究已經有所關注,1948~1949年法幣和金圓券危機中的民眾尤其得到重視。在這次危機中,民眾是最大的受害者,普通百姓的積蓄在飛漲的物價中急劇貶值,本就有限的財產被洗劫一空,金圓券悲劇成為中國人關於通貨膨脹的長久記憶。

  事實上,其他歷次金融風潮對民眾生活的影響都不小。張秀莉對1928年平津擠兌風潮時市民的恐慌局面做了考察。晚清橡膠股票風潮、1916年停兌風潮、1935年白銀風潮,也都直接影響到民眾生活。曾購買過橡膠股票的關絅之寫道:“不料自下星期一起股票價天天下跌,由每股九十幾兩,跌到八十幾兩,由八十幾兩跌到七十、到六十、五十、四十,只跌不漲。……到了後來,我每股只賣得二兩銀元”。張嘉璈自述1916年擠兌時親眼所見的情景:“晨八時由私寓赴行辦公,行至距離行址三條馬路時,即見人已擠滿。勉強擠到行門口,則擠兌者何止二千人,爭先恐後,撞門攀窗,幾於不顧生死。乃手中所持者不過一元或五元鈔票數張,或二三百元存單一紙”。1935年青島明華銀行倒閉,“當天,中山路中段明華銀行門前交通堵塞,有的人抓着鐵柵欄門大哭大鬧,有的人連罵帶喊,有的人猛擊邊門,有的人捶胸自訴,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加之警察人員的呵斥聲,呼喊聲,現場一片混亂”。這樣的景象,在各次金融風波中不斷上演,在各時期的報紙上有比較多的實時報導,時人的日記中也有不少豐富、直觀的細節呈現,值得學界深入挖掘。

  近代中國金融風波下,對民眾傷害最大的是物價波動、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生活在晉東南農村的劉大鵬對吃食消費的不斷漲價特別敏感,多次在日記中記下物價上漲的消息。例如,1922年1月20日記道:“凡嫁娶之家,費錢較前數年三四倍,前每斤肉百餘文錢,今則三百文有奇;前每斤酒七八十文,今則二百數十文;前每斤麵三四十文,今則百十六文。凡入口之食,無一不貴,其餘所需之物件亦皆異常騰貴”。1923年5月19日寫道:“今春大洋之數日漲一日,商家開市之初,每元大洋折錢一千九百四五十文,迄今已漲至二千二百四五十文,每元抬高三百文,故百貨之價,莫不增高”。不到三年,1926年2月25日記道:“當此之時,百物騰貴,不止一倍十,而且一倍百也。即如民國之初每斤豆腐漲至十文錢,今則一百文也,每斤醋十一二文錢,今則一百二三十文矣,至胡麻油每斤百十文錢,今則六七百文矣,其餘可類推也”。

  民眾既是金融風潮的受害者,同時又是經濟金融活動的參與者,他們的心態及活動在金融風潮中常常發揮着推波助瀾的作用。大規模金融風波的釀成,不可避免會有廣大民眾主動或被動地參與,投機的暴利吸引着眾多的人群加入,由此帶來的龐大資金不斷放大着風險,最終導致投機鏈條破裂,危機爆發。因此,金融風潮是經濟金融運行的產物,風潮產生有制度性缺陷的影響,和國際背景、國內政治經濟環境的動盪息息相關,同時還與民眾心理變化及信息傳播密切相關。常常呈現的狀況是,風潮已經充分醞釀,但並不一定必然爆發,經濟金融可以在危機的邊緣運行。風潮由可能變為現實,市場心態的變化常常成為導火索,因此,揭示非常態下人們的心理反應、變化趨向與金融運行的複雜關係非常必要。馬建標從謠言的視角以1921年中交擠兌為研究對象做過相關的嘗試,美國學者史瀚波(Brett Sheehan)在考察北京政府時期金融風潮中強調了社會信任、民眾心理的層面。

  從民眾角度觀察金融風潮爆發的研究尚比較少見,主要可能是資料方面的因素。關於民眾金融日常的史料相對分散,獲取不易,需要不斷地蒐集積累。新近出版的《黃尊三日記》呈現了他的一段投機經歷,可以說是當年市場風雲變幻中普通投機者心態的生動寫照:“同事某君,勸作公債生意,余為所動,初則屢試屢中,得利四五百元,暫次入勝。最後一次,余買進七長公債二萬元,一星期後,經手人來電云,可獲利八十元,余嫌其少,未肯脫手,未一日反跌一百元,以後跌勢愈大,二星期內,竟由七八折跌至四八,通盤計算,共賠六千元。是日各債皆跌……余見大勢如此,心中非常恐慌,蓋以余數年積蓄完全賠出,尚未能脫手。於是與奇甫商,俟到期再為打算,蓋余所買之公債,距到期尚有十天,此十天中,企其漸漸回上也”。商務印書館經理夏瑞芳以其所擁有的商務印書館股票作抵押借款十多萬,用於購買橡皮股票,結果血本無歸,在鄭孝胥日記中可以得到印證。上海錦江飯店董事長董竹君回憶,金圓券發行時,預估最多不過三五個月就會貶值,所以加緊囤貨,“到處借金圓券,冒險囤貨,但又怕別人走漏消息,將買進足夠一年用的存貨存放別處”。研究者循着這些蛛絲馬跡繼續追索,或可有更進一步的發現。

  此外,歷次危機對不同群體、不同階層的影響有輕重之別。金圓券危機中,中產階層受惡性通貨膨脹的影響極大。不少學人日記中對這段苦痛經歷有詳細的記載。如竺可楨在1948年11月2日的日記中寫道:“允敏上月有黃金若干變為金圓,價值二百元一兩。而目前杭州市價,據默君云已到九百五十元,僅兩個月而已。人民之損失可知,因此無人敢信任政府矣。目前政府之所以不能取人民之信任,由於每次立法結果使奉公守法之人處處吃虧,而橫行無忌的人逍遙法外……有何人願守法……如此政府安得不失敗哉!”竺先生的分析可謂到位。1949年3月31日顧頡剛在日記中寫道:“今日發表物價指數達3,402倍,物價之瘋狂上漲可知。今日上午銀元價一萬三千元,下午即達萬七千元矣!……以前所謂‘經濟崩潰’者,至今日竟實現矣”。5月20日:“銀元壓了好久的四百萬元,昨日國行掛牌為九百六十萬,然實際之價已為一千四百萬。今日下午升至二千三百萬,及傍晚則升至三千萬矣。予購豆腐時每方二十萬,傍晚則三十萬矣。在如此情形下,只得人食狗彘食,方可當活”。

  文化階層有能力記下苦痛,“無聲”的階層同樣經受災難,需要我們去挖掘和盡力呈現。民眾應該是歷史研究的焦點。民眾在金融風潮中的具體生活狀態,金融風潮如何傳導到民眾,民眾如何應對,以及民眾在多大程度上會反作用於金融風潮的發生,都是應該着力去搞清楚的問題。更多關注默默無聲的那些人,是學界各領域需要努力的方向。

  四、可能的進路

  近代中國的金融風潮深刻影響着歷史進程,也成為歷史研究聚焦的話題。近代中國金融風潮呈現經常性、多樣性和複雜性,深入研究其運行和趨勢,對瞭解經濟金融轉型過程中發生和呈現的特殊經濟金融形態,有着特別的意義。這些年來,學界對近代中國金融風潮的研究已經取得大量成果,不斷豐富着對金融風潮的認知,不過,和任何研究領域一樣,研究的深入又會催生新的問題,新問題的產生不意味着原有研究的不足,恰恰是既有研究深入推進的結果。從這一意義上說,或可從以下幾個方向繼續努力:

  (一)相對長時段的考察

  一般而言,歷史研究者比較注重挖掘風潮個案,從中發現歷史事件本身的成因、經過及影響,而從近代中國經濟金融的整體運行脈絡中,捕捉風潮發生內在機理的探求還不是很多。問題在於,如果不從長時段中探究風潮的發生機制,就很難對風潮尤其是背後隱含的社會經濟及金融運行脈絡做出相對全面的把握。相對而言,經濟學背景的研究者比較注重綜合性的分析,對金融風潮的研究也是如此,他們習慣在金融風波的研究中提煉、抽象可以借鑒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以關照現實,卻不免對具體的歷史運行狀態及歷史的複雜性關照不夠。只有通過相對長時段的考察,才能充分把握近代中國金融風潮的生成、發酵與最終爆發過程,區別瞭解各個時期、不同風潮的醞釀、形成、發生機制,探究政府和社會應對風潮的變化,從百年的長時段中發現金融風潮的變與不變。

  (二)通過事件但超越事件

  歷史研究需要有視野,更要有事實。瞭解金融風潮,僅從宏觀着手,往往會忽視影響金融運動的一些關鍵細節,而正是這些細節可能決定着各次風潮的發生和走向,相似的表現背後,影響金融運動的因素卻各不相同。然而,如果僅從微觀着手,難以對近代中國金融運行的趨勢做出宏觀把握,無法把具體的風潮放到歷史的大趨勢下予以準確定位和剖析。金融風潮瞬息萬變,紛繁複雜,把握殊為不易。風潮各環節間常常比較隱秘,牽一髮則動全身;且其爆發則澎湃洶湧,來去迅猛。因此,在近代中國的背景下瞭解金融風潮,不能僅僅就金融看金融,需要把政治、社會、經濟、財政、中外關係等多個層面的因素納入,綜合考量。正因此,在宏觀的歷史視角中審視微觀的歷史事件,以微觀的歷史視角印證和闡釋宏觀規律,實現宏觀和微觀、個案與整體的有機結合,對於釐清金融風潮這樣一種不易捉摸的歷史現象,不失為一種相對有效的進路。

  (三)非常的常態化與民眾日常

  金融風潮是經濟金融運行的非常狀態。通過觀察若干非常態事件,也是為了看到近代中國金融的日常。事實上,從相對長時段來看,近代中國,金融風潮頻頻發生,加上長期處於外國入侵、戰亂狀態,幾乎有由非常變成日常之勢,金融的非常態已幾成常態,即非常態的日常化,這是考察近代中國金融風潮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視角。非常態成為常態,不斷考驗着中國本來就脆弱的社會經濟和金融體系,也讓生活在其中的民眾倍感痛苦、焦慮。當今人們熟知的金融市場尤其是股票市場中表現出的劇烈波動,和近代中國金融風潮的歷史經驗有何異同,是一個頗值討論的話題。民眾對金融風潮的形成有着怎樣的影響,反過來,金融風潮又在如何塑造着民眾心理,都是有待深入討論的。從金融風潮個案切入,但不局限於危機與個案,透過近代中國常態化的非常態金融風潮,整體把握近代中國金融的流變,這樣既可加深對近代中國金融變遷的認識,找到金融風潮的定位,把捉金融風潮的脈動,也可對非常態下的社會和民眾有更多的瞭解。

(作者潘曉霞,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編審,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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