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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怀颖副研究员谈先秦冶铸遗址的发掘、整理与阅读
来源:“山大考古”微信公众号 2021-02-01

  2020年12月24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怀颖副研究员授作题为《发掘·整理·阅读—先秦冶铸遗址的二三学习体会》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王青教授主持,路国权副教授做总结点评。

  讲座中,常老师就全面系统的发掘、整理先秦冶铸遗址,阅读相关的田野报告材料三个方面,讲授了冶铸遗址发掘研究的关键要领和自己的观点。

  在讲座开始,常老师介绍了冶金考古发掘研究的缘起。结合近几年闻喜千金耙、洹北商城韩王度东、阜南台家寺、荥阳官庄、镇江孙家村等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强调了冶金考古的重要性。他认为,冶铸遗存研究是目前手工业考古中参与研究人数最多,研究比较深入的门类,研究热度较高。

  第一部分,常老师分三点讨论了冶铸遗址的发掘。

  一是冶铸遗址有什么。他首先明确了先秦冶铸遗址主要为铸铜遗址,而铸铜遗址主要是由块范法铸造活动的相关遗迹和各类废弃物组成的遗址。结合遗存实际状况,强调了两点:第一,绝大多数发掘遗物都是铸铜活动的废弃物,未启用的铸铜原料、工具一般不会保存下来。第二,大部分冶铸遗址在发掘时都不是完整的。他以现代民族志材料为例,类比当代太行山小型冶铸作坊,指出冶铸遗址的复杂性,以二里头、南关外、孝民屯、洛阳北窑、侯马牛村等著名铸造遗址为例,逐一分析各自的保存状态、巨大的遗存面积以及与与之对应的历年发掘面积之不足,指出保存和破坏、自身功能分区的复杂性以及发掘面积过小,是造成遗址遗迹不完整的主因。

  二是如何发掘与判断遗迹。对此,他指出只有放到操作链中才能知道冶铸的全貌和遗迹的形制特点,因此应明确铜器生产的几个步骤,包括:1、铜料的制备-采矿、粗炼,2、陶范或其他相关器物的制备,3、熔炼、浇铸、修整。进而寻找不同生产活动所对应的遗物和遗迹。

  针对具体的遗址,他指出不同的遗址可能会有不同的冶铸活动。如二里头、郑州商城等仅进行铸造,闻喜千斤耙、大冶铜绿山等遗址兼有矿冶,台家寺遗址在铸造之外还可能存在对金属原料进行精炼的活动。针对兼有矿冶的遗址,需要寻找矿坑和采矿痕迹。如何判断最早的采矿时间,是发掘矿冶遗址的一大难点,而采矿对应的标志性遗物,则主要包括用于开凿的工具,包括骨角楔、石锤等,装载工具,包括背篓、木桶等。另外,古矿场周边必然有与之配套的矿工生活区。获取矿石后第二步加工为对矿石的粗炼,对应熔炉等遗迹,该类遗迹最突出的特点是地面明显的烧灼痕迹,会有炉壁、坩埚等遗存,有大量残渣、破碎矿石、尾矿砂和炼渣等遗物,甚至有捶打加工痕迹,但一般没有陶范等浇铸遗存。除了上述遗迹遗物之外,铸造活动中更为常见的一类遗物是各种金属锭,包括铜锭和铅锭、锡锭,特别提及前两者的重量和形态可能比较固定,应当与人们的运输、计量和交易管理有关。而锡则因化学性质活泼,容易发生“锡疫”而难以保存。

  针对模范的制作对应的遗迹遗物的发掘,应明确制范的几个步骤,进而对对应的遗迹遗物进行辨识和发掘。应注意的是,陶范、陶模泥坯的阴干则会在靴形阴干坑内进行,且制作完成后通常会分类摆放,针对这类灰坑的发掘要注意其边界,谨慎清理坑底泥坯。

  发掘浇铸活动遗迹遗物,也应明确浇铸活动的具体步骤。浇铸阶段的一系列活动是一个有机协同的整体,特别是大型器物的铸造,尤其要求工匠的协同。在此,常老师指出根据陶范上的纹饰完整度可以区分陶范储藏遗址和铸造遗址,使用过的陶范往往有纹饰脱落的现象。

  铸造完成后成品的修整处理包括对铜器的打磨和进一步的抛光,对应会产生碎范和红烧土、磨石、铜渣等遗物。

  三是发掘过程中科技手段的介入。对此,常老师以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牌饰为例,探讨了一些特殊工艺加工产生的特殊遗迹和遗物的分析检测,指出青铜牌饰上镶嵌绿松石所用的粘合剂需要科技手段的介入来分析种类,而发掘者也需要有综合性的意识来思考这种工艺背后可能的特殊遗物。

  在这一部分,常老师总结了应当注意的五点发掘技巧。第一,应当寻找最小堆积单位;第二,对红烧土、铁渣或铜锈面予以重视,不要急于清理;第三,遗迹现象不要急于清理本体,应当搞清周边相关遗存,清理一定先解剖;第四,发掘出土遗物要以最小堆积单位收集,按材质分类包装存放;第五,现场检测与系统采样。

  手工业遗址发掘的核心目的是了解作坊的平面布局,该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对遗存的功能判定和共存关系判定。郑州商城内冶铸遗迹表明,同样功能的生产作坊可能有着不同的构造特点,要总结出这种中小尺度的差异,尽量做大面积揭露。而商王朝中心都邑殷墟的铸铜遗址新发现—辛店遗址,表明了商王朝统治力的变化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地方性城邑的铸造作坊布局各有千秋,则显示出不同地域和时代上文化的差异。他以盘龙城、彭阳姚遗址、江淮地区台家寺和官庄遗址为例,讨论了铸铜作坊选址与遗址性质的间的时代、地区差异,以及这些差异体现出的铸造作坊的功能和生产目的流变。

  对于几种特殊遗迹的发掘,常老师以冶铸作坊的“地面”和“巨型坑”为例,指出遗迹的共时问题是发掘中的一大难点。“巨型坑”因堆积不连续,发掘时要区分最小堆积单位,多留观察隔梁。针对共时性问题,遗址中的地面是一大关键,在共时性地面留存不完善时,则可以通过路、空白地带、熔炉等核心遗迹串并遗存,弥补地面缺失的不足。而一些肉眼难以辨识的遗存,可以借用科技手段。

  第二部分,常老师论述了如何做好冶铸遗址发掘材料的整理工作。

  重点为一般普遍整理原则、特殊遗迹的整理、遗迹遗物的识别、正副标本选择和科技遗存的拟合问题。强调了冶铸遗址的整理工作特别是复杂地层和遗物的绘图的困难性,可以归纳为五大难点:1、遗存多样;2,单位归并;3,遗迹遗物的定性、定名;4、标本的遴选(正、副标本选择与统计);5、科技样品检测和考古资料的拟合。他重点讲授了后四点,对于单位归并,以巨型坑的整理为例,强调一定要按最小堆积单位进行标本整理拼对工作。遗迹的定名要慎重,做到有据可依。在标本遴选方面,要严谨挑选标本。科技样品检测和考古资料的拟合,则强调了地层顺序与碳十四测年的拟合关系的重要性。

  第三部分,常老师讲授了阅读冶铸遗址田野考古资料的方法技巧。

  常老师首先指出当前的田野发掘报告以及阅读这些报告存在诸多问题。包括:1、发掘整理者对遗迹遗物认识不到位,一些信息未清晰说明。2、对遗迹、遗物的定性有误。3、读者本身对报告的信息提取理解不到位。在此基础上,结合案例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线索。

  关于细微线索,常老师结合三个案例说明了冶铸遗址考古报告中的问题。在第一个案例中,他以郑州商城到底有几个铸造地点为例,讨论这些地点间有什么关系。关于这个问题,他指出紫荆山北和南关外铸铜作坊遗物类型多为工具,与郑州商城出土大量青铜容器不符,因此可能会有更多的铸铜遗址。而黄委会青年公寓铸铜遗址位于宫殿区,与其他铸铜遗存的方位显著不同,可能表明其为铸铜核心。铸造遗址中发现的白灰面、料姜石实际上可能并不是报告中所说的建筑材料,而是指向了铸造生产活动行为。在第二个案例中,他援引了郑亳说和西亳说的旁证问题,以车马器作为旁证论证遗址等级。而关于车軎或车軎范的识别错误和断代错误,实际上使得双方都发生了一些错误。在第三个案例中,他指出侯马白店铸铜遗址是否存在铸造活动,从目前的证据来看,是不够充分的,该遗址目前有大量未铸范、模,表明其可能是陶范的生产和储藏地,与牛村II号地点较为接近。

  之后,他介绍了关于铸铜遗址的长期使用与布局、地权关系的变迁。结合洹北商城韩王度铸铜遗址的考古发现,指出其经历了由铸铜作坊向制骨作坊的变迁。遗存的丰富度也反映了生产活动的频率和地权流转的情况。他以姚河塬遗址和官庄遗址作对比,姚河塬铸铜遗迹少,表明其生产活动不频繁,而官庄遗址铸铜遗迹丰富,表明其地权变更少,生产稳定。

  对于遗址中的祭祀问题,他认为判断是否为祭祀遗存必须要考虑是否与生产空间共时。数字卦、洹北商城的牛角坑和孝民屯的牛骨坑等当为祭祀性的信仰活动,有些则需要谨慎定性。如与铸铜遗迹伴生的动物遗存,应当根据其与铸铜遗迹的共时共存关系判断是否为与冶铸相关的祭祀遗存,韩王度铸铜遗址年代偏早的一组祭祀用牛头摆放于路边,而道路与铸铜遗址的生产活动并不共时,可能不是与冶铸相关的祭祀。之后,他又提出了一些新材料引发的对手工业祭祀的新想法:1、手工业祭祀用整牲还是残牲,残牲有无部位的选择。2、手工业祭祀的人牲埋藏是否有专门的空间。3、动物、人骨是祭祀品还是如谢肃所提示的,是“衅”后的遗存。

  此外,一些报告中对一些遗迹的定性仍有思考余地,他以各铸铜遗址中“烘范窑”的定性问题予以说明。

  最后,常老师总结了目前冶铸遗存研究的现状。1、田野资料为我们思考三代铜器生产提供了很多启示,但也带来了更多的疑惑,这些疑惑既与学科发展、问题意识的增强有关,也与田野考古质量直接相关。2、在先秦时期生产能力提升的情况下,管理和布局,工匠群体的变化,空间设施的更替、转圜和变更,需要很多材料的证明和帮助;3、田野基础工作的现象观察,与性质的确认应当需要更为谨慎的态度。

  讲座结束之后,常怀颖老师对参会师生所提问的问题给予了耐心而细致的解答,路国权老师对讲座进行了简要的总结点评,并代表参会师生向常老师的精彩报告表示感谢。本次讲座吸引了山东大学考古文博专业众多师生参加,实现了良好的教育功能和学术交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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