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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所“文澜讲坛”第三讲—— 卜宪群研究员谈先秦汉魏民间舆论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
作者:池翔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2021-03-29

  2021年3月24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研究员应邀到近代史研究所主讲“文澜讲坛”,作了一场精彩的学术讲座,题目为《“乡论”与秩序:先秦汉魏民间舆论与国家权力的历史考察》。卜宪群研究员从“乡论”的视角,梳理先秦至汉魏时期民间舆论与国家权力的互动关系,展示了魏晋九品中正制出现之前,国家权力民间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讲座由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金民卿研究员主持,本所同仁全员参与。

  卜宪群研究员是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和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已出版《秦汉官僚制度》《中国魏晋南北朝教育史》《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与领导干部谈历史》等多部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00多篇。

  金民卿书记在致辞中指出,“文澜讲坛”的定位是“政治正确,学术高端,启迪深刻,影响久远”。在前两次的讲坛上,金冲及先生和张海鹏先生为本所同仁分享 “史学治学方法”和“唯物史观与近代史研究”,取得良好反响;此次特地邀请卜宪群研究员为大家报告中国古代史,希望以此促进近代史学者树立“大历史观”,扩大研究视野,贯通历史研究脉络,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发展的来龙去脉,把握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规律。

  ● 散漫且强大的民间舆论:西周至战国

  卜宪群研究员指出,先秦汉魏政治传统中,由于原始民主制的遗存和政治家思想家的理念,一直存在一套规范君主与政治行为的民间舆论习俗,可概括为“乡论”。“乡论”一词,语出《后汉书·陈寔列传》,意为在州、郡、县、乡范围内发生的民间舆论和议政言论。虽然“乡论”一词出现在东汉后期,但在两汉之前,乡里社会对人物和政治的评价行为已广泛存在。例如,西周贵族制下的“国人议政”就是“乡论”的早期形态,邵公规劝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以及师旷劝谏晋平公应听取“庶人谤”等都是有名的例子。在《国语》《左传》等历史文献中,民间舆论也被记录为“士传言”或“谤”。此外,《诗经》中的部分诗歌也是社会舆论的载体,是当时官员在搜集整理各种民间歌谣后,提供给统治者作为借鉴之用的。卜宪群研究员认为,除了规范君主和朝廷政治行为以外,民间舆论还是国家选拔官员的重要依据。春秋战国时期,贤明的君主往往会注重听取民间舆论,以乡里舆论对人物的评价作为选拔人才的依据。如果一个人的社会评论不佳,那么他就无法走上仕途,甚至难以在本地立足。反之,获得好的民间舆论评价的人,就有机会被选到朝廷做官。

  ● 从管控舆论到改造舆论:秦至两汉

  由于民间舆论对朝政的巨大影响,战国时期开始出现对民间舆论的管控,商鞅变法后期出现的“民莫敢议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秦统一六国后,法家思想成为统治指导思想,要求“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对民间舆论的管控变得空前严厉。据研究,秦朝最早制定了与舆论有关的三种罪行:妄言罪、妖言罪和诽谤罪。秦始皇还采纳李斯的建议,“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最终,在高压政策下,秦朝最高权力与民间舆论的沟通渠道彻底阻隔,甚至形成直接对抗。卜宪群研究员表示,在秦朝以前,“诽谤”不是一个贬义词,其本意是“评论”“议论”。但到了秦朝,诽谤成了一种罪。导致秦二世亡国的原因很多,但由于赵高的专权,秦二世不能获得正确的舆情,甚至“群臣谏者以为诽谤”,也加速了秦的灭亡。

  鉴于民间舆论对政治的重要影响和强大反噬力,西汉建立后,统治者逐步废除了控制民间舆论的法令和罪行,开始有意识地引导和改造民间舆论,使民间舆论能够为统治者服务。卜宪群研究员认为,国家改造民间舆论不能仅仅靠思想,而是需要有具体制度的配合,西汉的察举制度就是国家权力和民间舆论有机结合的典范。卜宪群研究员指出,察举制度是先考察,后举荐,考察的重要标准就是民间舆论的评价。但察举制下的民间舆论评价标准不是散漫的,而是以儒家思想为标准,只筛选和选拔符合儒家价值观的人,这样就逐渐排除了道家和法家的价值观,重新界定和引导了民间舆论,使舆论评价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价值观相一致。

  卜宪群研究员强调,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是一个长期过程。虽然西汉统治阶级用民间舆论与国家秩序相统一的方法来倡导儒家思想,但当时的社会风尚和价值观念仍长期保持“崇尚富贵”的习俗。例如,《汉书》列传里的传主很少是通过学习儒家思想进入官僚队伍的。同时,民间普遍对“读书多”的评价不高,排斥“贫困”。如西汉时期的陈汤和朱买臣,尽管学问博达,但由于家贫“不治产业”,被乡里看不起,不得不离开家乡去外地做官。直到东汉时期,国家对民间舆论的引导才逐渐取得成效。东汉时期,各种孝悌行为开始受到乡里舆论的赞扬和鼓励,个人文化学识也受到重视;有学问的人社会评价就好,社会地位也高。卜宪群研究员认为,从西汉的崇尚富贵到东汉的崇尚儒家思想,体现了国家权力与舆论的相互支撑;同时,国家权力在改变民间舆论时,也提高了以“乡论”为代表的民间舆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

  ● 汉魏之际乡论的新变化

  随着民间舆论政治地位的提高和制度化,国家对民间舆论的控制又遇到新的障碍,即地方豪强名士对社会舆论的垄断。卜宪群研究员指出,东汉以前,民间舆论的主体多以“乡里、乡邻、乡党”等模糊语言来指代;但到东汉后期,民间舆论的发出者开始有了具体人物,即地方名士。他们把持“乡论”,不仅议论人物的道德高下,还开始议论东汉王朝的政治,甚至把矛头指向皇权。这一时期的“乡论”有两个特点,一是“乡论”主体逐渐组织化,突破地域范围,甚至彼此结成朋党;二是“乡论”内容从道德色彩向政论色彩转变,牵涉王朝人事安排和运作。这样,通过垄断“乡论”,汉末名士开始确立了独立于国家权威之外的个人权威。名士越是不与国家合作,不接受国家授予的官职,他所掌握的社会评价权力就越大,门生也就越多。这些名士的舆论价值观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导致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逐步退出。东汉政权的瓦解与此不无关系。

  由于汉末名士对基层社会的把持威胁到国家权力,汉魏之际,以曹操为代表的大姓豪强在成为新的统治阶层后,开始尝试把“乡论”的控制权重新收回中央。卜宪群研究员指出,为加强中央集权,从曹操起,朝廷开始推行新的选官制度,即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把在中央任高官的本地人放回本地,对本地人进行评价,排出九等,然后提供给吏部备选。这样,受统治者认可的“中正”,就逐渐取代被名士所掌控的民间舆论。卜宪群研究员表示,九品中正制一方面有加强中央集权的意图,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向大族的妥协的反映。虽然中央看似收回了“乡论”的控制权,但由于担任中正的高官与汉末的大姓名士实属同一阶层,而中正又看重家庭出身,不重德才,所以捍卫和加强中央集权的结果是促进了门阀政治的兴起,“乡论”也沦为门阀士族维持家族利益的工具。直到隋唐以后科举制度推行,才终结了国家依靠舆论评价选拔人才的方式,“乡论”终于退出历史舞台。

  报告结束后,金民卿代表近代史研究所为卜宪群研究员颁发“文澜讲坛特邀专家”证书。金民卿表示,“文澜讲坛”将继续推出系列高端讲座,助力科研人员掌握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促进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他希望卜宪群研究员常来近代史研究所做客,并鼓励近代史和古代史科研人员加强相互交流。

  卜宪群研究员对近代史所的邀请表示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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