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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综述
作者:张临希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1年第2期 2021-09-07

  2021年5月7—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共同主办的“第八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李兆基人文学苑召开。本次会议收到来稿208篇,经专家匿名评审择其优者36篇参会。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臧运祜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王奇生、《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先后致辞。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姜涛助理研究员对平台进行了介绍。

  本次会议围绕“国际形势与外交”“军事与战略”“沦陷区”“中共根据地”“社会与文化”“战时经济”等主题展开。

  一、 国际形势与外交

  国际形势与外交主题在抗战史研究中历久弥新。青年学人对史料的收集运用已扩展到多种外国文字,加深了外交史的研究。南京大学马海天《〈李顿报告书〉发表后国际联盟主导下中日和解的尝试及失败》利用多方外交档案,论述了《李顿报告书》发表后,国联试图居中翰旋中日和解的过程。该文认为国联对日本的态度经历了由软弱到强硬的变化,希望在维持《国联盟约》原则的基础上主导和解,而日本的寸步不让导致调解失败。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吴婉惠《以战之名:军政博弈中的近代日本情报宣传机构》认为近代日本军政情报宣传机构,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各自为政”的状态,且军部的话语权逐渐扩大。该文以日方资料为中心,指出日本的战时宣传掌握在内阁情报宣传机构与军部两者手中,战争后期前者转向对内宣传,后者负责对外和战地宣传;两者虽然在实践中既合作又竞争,伴随着矛盾和混乱,但其“以战之名”的核心是一致的。

  南开大学张展《造“势”:日德同盟视野下的对华“和平工作”》以日方资料为主,讨论1940年欧洲战局对日本侵华政策的影响。该文认为中日战争陷入胶着后,日本希望利用德意同盟促使各国改变对华态度,但内部压力迫使其转向承认汪伪,并联合德意苏共同对华施压;国民政府则希望借此求援英美,蒋介石以“不迎不拒”态度对日。双方均竭力促使国际形势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北京大学陆昆的《多边视角下德意日“防共协定强化交涉”再探》运用多方档案,揭示德意日同盟关系在不同时期的差异。1938年夏,德意日就强化“反共产国际协定”展开交涉。三方对武器援助义务的适用对象产生分歧,加之日本政府内部意见亦不一致,导致其在交涉中进退失据,苏德双方缔约,“防共协定强化交涉”无果而终。这凸显了日本在二战前夕国际战略和外交选择的复杂性。

  东北师范大学刘豫杰的《甲午战前明治日本的直隶决战与北京意象》,利用档案、著作、回忆录等多种日方资料,论述日本大陆政策的一贯性,进而驳斥甲午战争“偶发说”。作者认为,从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直隶决战”概念从泛称、志向连续发展为有情报支撑的计划,反映了明治日本将中国视为假想敌的事实,这种作战意象部分影响了甲午战后的时局。

  武汉大学吴文浩的《失效抑或无效:民国北京政府对〈民四条约〉的认知与主张(1919—1923)》,通过对中方主张《民四条约》无效或失效论点的考察,阐述一战后国际法意识在中国的进步。作者认为,中方在巴黎和会否认该条约的“无效说”和随情势变迁而产生的“失效说”在法理上均存在缺陷,1923年北京政府将两者融合,从和平价值理念入手提出照会,但未获强权主导的国际社会认可。

  南京师范大学吴启睿《〈苏蒙互助议定书〉公布前后的苏中日三国互动》利用中日俄三方档案,呈现了抗战爆发前中日苏三国关系的复杂面相。作者认为,1936年日苏矛盾激化,促使苏联签署《苏蒙互助议定书》,而日方反向中国施压,加重了华北危局。南京国民政府对苏一面抗议一面维持中苏谈判,对日提出有限军事协定以缓和关系。这在维持主权的形势下是唯一可行的选择,但强势的日苏双方未就此回应。其结果是中日矛盾加深,苏联强化了在外蒙的优势地位。

  南京大学菅先锋的《有为抑或无为:1937年布鲁塞尔会议与美国的外交因应》,聚焦布鲁塞尔会议期间的美国作用,对传统观点“美国应对会议失败负责”予以修正。全面抗战爆发后,美国力促以布鲁塞尔会议恢复远东和平,但因中国政府抗日意志顽强、日本拒绝参会,计划失败。另一方面,美国在“援华制日”问题上不愿当头。“有为”与“无为”显示了美国参与远东问题的力度和限度。

  南京大学许俊拯《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对美广播宣传(1937—1941)》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及《申报》等资料,梳理了国民政府对美广播的组织、技术和宣传效果。作者认为,1940年夏国民政府对美广播宣传的机构与分工格局确立,建立了由马尼拉美国电台与美国人斯图尔特转接的新渠道,增强了宣传效果。通过该渠道宣传,中方强调中美在文化和利益层面的共性,以重塑美国人心中的中国形象,促进美国援华的意愿。

  复旦大学王钊《太平洋战争时期中英五千万英镑借款交涉(1941—1944)》利用中英外交档案、顾维钧档案等史料,解析了太平洋战争期间中英达成的五千万英镑借款协议的交涉过程。该文认为,1942年英国同意提供借款,但在借款条件上,双方拉锯两年半,最终在开罗会议后达成一致。作者通过梳理该借款谈判,展现了战时中英关系的复杂性及双方之间的误解与不信任。

  四川师范大学徐忱《抗战期间中国各政治势力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议论与因应》聚焦1943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演讲所提“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中国引起的风潮。该文对比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部分媒体讨论的“第三次世界大战”问题,提出国、共、日伪出于自身考量和利益而对华莱士演讲进行过不同的解读和宣传,到1945年国共双方都在认真思考大战爆发的可能性,中共持否定态度,因而立足国内,积极推动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判断几年内大战会爆发,因而积极准备内战,两种判断影响了战后国共关系的走向。

  二、 军事与战略

  军事与战略始终是抗战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次会议相关论文包含战略战术、宣传、训练、机构、军事地理、后勤等内容,研究呈现多重面相。伪满皇宫博物院赵士见《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军马防疫研究》论述关东军逐步形成“多重检疫—全面研究—精准防治”的军马防疫机制。该文指出在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征用大批军马,随之而来的马疫威胁士兵与军马安全。为此,关东军在多方机构协助下,不断推进检疫、马疫研究,提高防治水平,从而保障军马战斗力。至战争末期,关东军根据战争需要,开始军用细菌研制、实验、试验。作者认为,防疫重心的转变是战争需要、研究水平、协作机构以及对苏战略综合作用的结果。

  浙江大学徐亮《1941年美国短期援华空军计划述论——以胡佛档案馆藏居里资料为中心》聚焦以往关注较少的美国飞机援助与空军研究,认为《租借法案》通过后,中美在飞机援助数量上达成共识。在罗斯福总统经济顾问居里的协助下,短期援华空军计划满足中国对飞机需求的下限与美国可调用飞机数量上限,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珍珠港事件的爆发,该计划遇阻。但在支持美国志愿队、训练中国空军人员等项目上,该计划发挥了巨大作用。

  北京大学刘东庆《多方竞逐下的实力扩充:胡宗南与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1938—1945)》梳理了胡宗南与战干四团的关系脉络,将其置于西北地区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对日持久战的视野下加以考察,认为战干团延续了黄埔建军模式与国民党干部训练的传统,为持久抗战补充了有生力量,同时也为胡宗南拓展了个人势力。战干团训练成效不彰,与其私人属性、党派纠葛、办学条件等因素密切相关,显现了特定时代的政治文化。

  南京大学鄢海亮《全面抗战时期国军的步炮协同作战》探讨军事战术运用的专业性问题,展现战时国民党军诸兵种协同作战的若干面相,反映了国民党军的军事素质。该文指出,全面抗战前步炮协同战术已在世界广泛应用,但在中国欠缺实际训练。随着全面抗战爆发,兵种协同问题浮现,严重影响部队战力。军训部从教育训练入手改进,虽整体效果不彰,但推动了国民党军军事教育的变革。国民党军其他兵种与武器的协同以及部队之间的协同等也存在问题,这都制约了国民党军战斗力的发挥。

  浙江大学周维煦《“浮夸”抑或“无奈”:抗战相持阶段国军不实宣传及国民党高层因应》指出,蒋介石对战时宣传工作的几个重要环节均不满意。随着战局推进,宣传部门默许战事报道偏离事实,以实现“苦撑待变”的目标,提高军民抗战信心。战时“浮夸”宣传的做法,有国民党高层认可的“合理性”。然而这类“非常举措”逐渐成为惯性操作,虚报战绩、夸张成风逐渐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怀疑。对此,国民党高层试图改进,但收效不佳,显示出国民政府在艰难抗战时局中的无奈和局限。

  四川大学陈默《国民政府高层对一九四一年苏德战局的研判——兼论蒋介石的战略眼光》尝试就蒋介石的战略眼光与史学家邓野展开对话。该文聚焦苏德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高层与蒋介石预判的分歧,最初两个月政府内部判断战争将持久化;基辅会战期间蒋介石出于诱使日军北上的设想,准确预估到基辅的沦陷;莫斯科会战期间政府高层与蒋做出不同研判。政府高层的预判基于驻外机构传回的信息和中国的抗战经验,能见微知著,而蒋的预判部分乃基于其对“诱日犯苏”观念的执着。基于此,作者指出蒋的行事主要依赖集体智慧,未见过人之处。

  清华大学李俊杰《中央设计局与战后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中央设计局档案,讨论国家如何有计划追求知识与工业化互动的问题,指出战争和经济困境催生了中央设计局,设计局推进了计划时代的产生。中央设计局所代表的精英分子为追求工业化和国富理念,充分利用外国资源,融合民族主义情感,努力寻找和实践战后建设之路,值得肯定。

  三、 沦陷区

  沦陷区的统治与被统治是抗战研究的重要问题,日伪在秩序恢复、重建过程中的方针和体制,是近年来研究正在深化的领域。北京大学朱丁睿《北平沦陷期间日伪对于高等教育的“重塑”——以伪北京大学的政治化改造为中心》,从教育学的视角,分析了日伪对高等教育的“重塑”。该文从被统治者的角度进行描述,展现了伪政权对大学的干预。日伪以“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与特务组织渗入校园,钳制学术自由发展,以“精神训练”培养学生认同日本殖民统治。其过程反映了日本占领者将大学视为“思想战”的战场,用以征服青年,进行文化统治,这是其军事占领后的政治延伸。

  北京大学林晓萍《势力范围合法性与日本“满蒙优越地位说”》从国际秩序角度阐释势力范围在国际法实践层面的变化,认为日本作为后起者,始终追求国际认可其在“满蒙”的优越地位。但其诉求在一战后受到合法性的束缚,因势力范围原则与“门户开放”政策冲突,且英日同盟与“石井—蓝辛协定”宣告废除,日本在华势力范围面临“合法性”挑战。日美对“门户开放”的理解存在差异,其根源又与门罗主义相关。

  山东大学包德强《汪伪政权中央党政关系制度安排》从制度层面解析汪伪政权中央党政关系,呈现其与国民政府党治体制的不同之处。汪派设想以伪国民党独占“政权”,各党派分享“治权”。日方则要求以汪个人为中心、伪国民党与各党派分享“政权”。最后伪国民党与日方妥协,联合各党派组成超党派“中央政治委员会”作为伪政权最高权力机关。伪国民党与伪政府无直接联系,通过控制伪中政会指导伪政府。这也是日方对伪国民党既利用又抑制的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彭鹏《日本“兴亚院”的华中地区调查》研究日本非战争手段的统治方式。为实现“以战养战”,日本成立“兴亚院”对中国各地进行调查,华中为重点调查区。为统制华中粮、棉等物资,“兴亚院”在上海设立“华中联络部”,帮助日资企业进入中国,并借助汪伪政权来控制华中经济。这些措施虽在短时间内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最终失败。

  四、 中共根据地

  学界对根据地的研究有具体化、细节化的趋势,注重根据地与外界的互动,注重对事件的分析和解释。本次会议关于根据地研究的论文有5篇。合肥工业大学赵鹏的《军事地理视角下中共冀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历程》,关注在“满洲国”与华北之间的咽喉地带,中共如何创建抗日根据地,认为军事行为依赖地理环境存在。1938年八路军撤离冀东即因对该处军事地理不够了解,1939年萧克制定“三位一体”策略,李运昌选择长城内沿线为发展目标,打开了局面。1941年八路军利用不同分区的地理特点应对“扫荡”,最终建成冀热辽根据地,为挺进东北打下基础。

  南京大学温程《豫湘桂会战前后中共的南进战略(1944—1945)——兼论国军的研判与因应》认为,1944—1945年中共的南进是战后国共双方较量的前奏。该文指出日军“一号作战”为中共向南发展提供可能,在中共中央高层策划下,新四军与南下八路军在江南、豫鄂边、湘鄂赣等地共同行动,但因国军的限制以及自身兵力、后勤的影响,效果不如预期。

  北京大学黄江军《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转型——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中心》关注中共政治文化在抗战期间的转型问题。经过整风运动的实践,此前在党内已具雏形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全面浸入中共政治生活各领域,且从思想斗争的机制转变为思想改造的利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日趋繁复,在组织与个体的技术性互动中,思想改造触及个体心灵。抗战期间中共形塑的政治文化影响深远。

  南开大学金伯文《“相持阶段何时到来”在中共抗日根据地的认知演变——兼论武汉失守缘何成为相持阶段的起点》对战争分期的认知进行探讨。中共对抗战分期的理解经历演变过程,从“过渡时期”到“相持阶段‘有条件地’到来”,是遵循严谨的战争研判;确认武汉失守为相持阶段起点,则合乎中共持久战理论与政治现实的历史总结。根据地对战争分期的理解亦存在多样性,其认知主要来自毛泽东言论、周围环境和时局变化。论文全面揭示了“相持阶段”这一党内统一思想概念的构建过程。

  北京大学赵诺的《调试与预流:中共晋冀豫根据地的“1940年整党”》,聚焦1940年晋冀豫根据地的党组织整顿,讨论其经纬与作用。该活动因反“扫荡”而未总结,宣传不足。该文重现整党在前期组织大发展中的调适过程,认为其对晋冀豫根据地党的发展界限、党员干部去留、党政关系、干部政策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整风运动形成呼应。整党以既往“自上而下”“关门整党”方式为主,但也开始结合“自下而上”的思路,促进群众运动与内部整顿的融通,对自我净化、增强内聚力意义重大。

  五、 社会与文化

  该专题挖掘抗战中社会与文化转变的热门问题,见物又见人。西华大学杨晖《抗战时期地方自治中的“民主突破”:以四川荣县临时参议会监察粮政为例》材料选取有意义,问题鲜明。国民政府战时在四川省设立县级临时参议会以扩大政治参与,荣县临时参议会借监察粮政,从民意表达职能转变为问责政府,使基层社会“权力均势”,孙中山擘画的“治权”与“民权”平衡成为可能。但因仍为士绅参与,不具备广泛代表性,其民主的突破性有限。

  山东大学宋弘的《夹缝: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两面人员”》,关注中共政权与特殊群体的关系,解释中共在抗战期间使自己成长壮大的政权运行策略。中共积极争取敌伪人士,使其成为“两面人员”,以打入、动员等方式改造此群体,由此在华北根据地形成有利中共发展的“两面人员”群体,并在游击区发挥了正面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梁馨蕾《草鞋、战争与国共军队(1931—1945)》从物质文化角度观照国、共两方,寻求其军事文化的同和异,由细小处审视中国革命与抗战,指出草鞋文化随长征与抗战由南方传播至北方,既影响地方社会的变革,又凸显国共后勤与组织动员能力的差别。“打草鞋”随着革命精神的塑造,由士兵技能演变为精神象征,承载国共士兵对军事行为的共同情愫,展示了记忆与历史的复杂关系。

  南京理工大学李恒俊《从“进入”到“融入”:抗战时期新四军中外来医务人员的吸纳与群体转化》关注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作者指出为解决抗战医务人员短缺,新四军组建和发展以外来医务人员为基础的卫生系统,但双方因阶级和生活差异产生误解,外来医务人员一度被排除在革命队伍之外。领导层调整政策,以政治接纳、生活优待和士兵教育等方法,促进其融入革命队伍,促进群体转化,为他们积极性的发挥打下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肖倩倩《试论国民政府对豫东黄泛区的灾荒救助(1938—1947)》关注抗战中的环境与事件的关系,指出国民政府对豫东黄泛区救助可分为两个时期,战时以救助措施为主,战后则以恢复黄泛区人力和耕地为主。战后救助比战时更有效,反映了国民政府所处地位的变化。种种制约,影响了救灾成效。

  六、 战时经济

  战时经济具有时段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争胜负。华中师范大学冯国林《战时经济统制下朝鲜米的对华输出》运用朝、日文献资料,剖析朝鲜在日本侵华过程中的地位。围绕朝鲜米入华问题,朝鲜的日本殖民当局与日本政府虽利益一致,但统制方法存在分歧。抗战爆发后,华北缺粮,日本以牺牲朝鲜人民生活为代价,将朝鲜米出口中国。米谷统制政策出台,加剧了在华日商与朝鲜的日本殖民当局的矛盾,但该政策维持了日军对华北的统治,朝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值得进一步探讨。

  华中师范大学张祥梅《机构、人事与理念:统制经济视野下的陕棉征购案》关注战时统制经济的一个微观面相。针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统区日用必需品价格暴涨,国民政府决议征购陕西陈棉。但最终由于政府内部机构重叠、人事牵掣、地方争利,农本局总经理被撤职,机构重组。国民政府陷于“可预知问题,却难以避免”的窘境,凸显其“统制技术”与“行政技术”的双重缺失。

  陕西师范大学郑康奇《谁来纳粮:抗战时期川陕地区的政府与大粮户》,以事件为窗口探究国民政府征收大户存粮的政策演变历程。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意图掌握大后方农村中的粮食储备,进行一系列机构改革与调查,将大粮户拉入战时国家动员体系。在此过程中,国民政府所需粮食增加,政权力量下伸,动员与征收力度增大。

  南开大学黄镔《全面抗战前福建省政府与日本的经济合作——以安溪铁矿为例》,从基层档案观察中、日高层的经济合作。陈仪主政福建后,推动闽省与日本经济合作以缓和对日关系,借日资增强福建实力。但国民政府限制合作以避免日本过度介入,因此合作规模有限。作者指出,日本对华政策存在区域差别,但根本目的一致。福建邻近台湾的特殊地理位置,使日本更愿意以经济渗透而非军事侵略获得利益。

  本次会议共有36位青年学人参会,江沛、金以林、黄道炫、徐勇、臧运祐、胡英泽、罗敏、张皓、张侃、卞修跃、张俊义、李恭忠、付海晏、李里峰、柴英、吴志军、贺江枫、刘诗古等专家学者现场指导。最后设综合讨论环节,王奇生、罗敏、高士华等主办单位代表做了引言与总结。

  “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已经举办了七届,今年的第八届相聚未名湖畔。作为既往学术的总结与面向未来的开端,我们欣喜地看到有2/3的论文来自首次参会的生力军,新面孔增多,新视野随之拓展。在广泛挖掘材料和深入解读的基础上,青年学人的学术信心增强,敢于挑战难题、敢于对话既往定式,论题更显张力。多种语言、多国文献的运用成为趋势,本次会议即可见英、日、俄、韩四种语言的档案文献使用,丰富了抗战史研究的面相与深度。

  不少参会青年学人已伴随《抗日战争研究》成为近代史研究领域内的活跃力量,我们有理由期待以后的青年会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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