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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陈明胜 孟馨轶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1年第2期 2021-09-07

  2021年4月10—1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史研究室、《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主办,南京理工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承办,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协办的“华中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南京理工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暨南学报》编辑部等大学、学术机构的学者,以及部分纪念馆、传媒界人士等40余人与会,其中22位学者发表了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主任王建朗在致辞中介绍了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和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的概况,对本次会议的研讨主题发表了看法。他指出,与八路军的研究相比,新四军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江苏是民国史研究的重镇,新四军研究的深入进行将为其增添新的特色,同时也为史学界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随着各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壮大,近代史研究队伍增添了一批新的生力军。

  在主题报告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金以林、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常浩如、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副会长童志强、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钊分别做了演讲。金以林强调了游击战在战术战略方面的重要性,及其对稳定大后方的重要意义。在中共领导革命的过程中,正是因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选择,使中国的游击战能够从战术上升到战略高度。他指出,为了铭记先辈的伟业,学界需要不断关注根据地史料的细节,深入研究史料,向世界讲好中国抗战故事。常浩如认为,新四军的“铁军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内涵可以概括为“听党指挥——铁的信仰、报国为民——铁的担当、逆境制胜——铁的意志、集中统一——铁的纪律”。童志强从宏观上介绍了新四军诞生的复杂背景,以及发展、成长、壮大的原因。他强调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归根结底是得到了敌后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陈钊从“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现状”“资料来源、类别和研究动态”和“努力的方向”三个方面,介绍了南京理工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在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军工史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与前景。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把中国抗战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宏观视野下与中国各个区域抗战的微观视域中进行综合考察。对于地域性明显的新四军研究而言,这一观点尤其重要。如何突破传统的就新四军谈新四军的研究方法,把新四军研究放到中共抗战的大战略、中国抗战的大局,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中来考察,正在学者中形成共识,也是本次学术研讨会努力的方向。本次研讨会与会学者的论文虽然主要从区域史的角度对新四军展开研究,但又不乏国际化的视野。

  一、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策略

  华中抗日根据地包括若干战略区,其创建、发展过程引起部分学者的关注。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李雷波在《经略皖东:抗战前期中共深入华中敌后的关键路径》一文中,探讨了中共经略皖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复杂过程。他认为,皖东地区是中共开展华中敌后抗战的关键战略支点,在全面抗战之初,中共中央及新四军军部就已认识到该区的战略价值,但最初并未形成挺进皖东的战略方针。直到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在张云逸与桂系协商一致的前提下,皖南军部与中共中央才逐渐形成发展皖东的正式决策,后因内部分歧导致该决策的执行延宕。1939年底刘少奇抵达皖东后,虽提出向苏北发展的新方案,但在实际推行的过程中认识到,只有巩固皖东才能为发展苏北提供着力点。经过1940年春皖东反摩擦作战,中共在皖东取得实力地位,为其后全面推进“发展华中”战略提供了关键依托。

  南开大学郭宁的《在河南与苏北之间:中共豫皖苏根据地的建立与顿挫(1937—1941)》指出,1937年至1941年,在中共的战略布局中,豫皖苏根据地连接华北八路军和华中新四军,向西可以发展河南,向东可以挺进苏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是西进河南挺进中原,还是东进苏北巩固华中?这在中共内部产生不小的分歧。1941年,新四军第四师在西进中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豫皖苏根据地发展受挫,转而向东,进入皖东北地区。

  南京大学郭洋在《从“以巩固为中心”到全面进军河南:新四军第五师发展方针之演变(1944—1945)》一文中,分析了1944年至1945年新四军第五师发展方针的演变。他认为,“一号作战”爆发后,新四军第五师一边贯彻中共中央和华中局关于发展河南的指示,一边继续实行“以巩固为中心”的既定方针,其响应中央发展河南战略的力度虽小,却是充分考虑自身实情的结果。新四军第五师发展方针的演变过程折射出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日的复杂性。他建议研究者应该回到历史的现场,对其进行客观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梁馨蕾《从沦陷区、统战区到机动区:中共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探讨了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历程,并指出皖东北地处苏鲁皖三省交界处,在联结八路军与新四军,挺进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在中共的努力下,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先后经历了从沦陷区到统战区再到战略机动区的转变。

  南京大学温程在《从统战到自主:战时中共与华中地方武装(1937—1945)》一文中,主要梳理了全面抗战期间中共对华中地方武装的政策演变。他认为,在抗日根据地初创阶段,新四军在发展主力还是扩大地方武装之间游移。经过1941年日军“清乡”的阵痛,新四军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重新回到主力地方化的道路,最终实现了持久抗战的目标。

  二、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

  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随着对新材料的运用、新视角的选择,这一课题的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的面相。

  南开大学张展在《观局·入局·定局——日军对皖南事变的观察与影响》一文中指出,日军对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走向的预判以及1941年日军发动的一系列进攻,客观上对国共和解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往皖南事变研究局限于对国民党决策和中共应对的关注,这一新的视角使皖南事变的前因后果进一步明晰化。

  清华大学李俊杰《在美苏日夹缝中:蒋介石与皖南事变》主要探讨了国际因素对蒋介石解决皖南事变的影响,认为蒋介石在处理新四军问题上犹豫不决,这既有对国内政治斗争的考量,也受到国际局势变化的制约,而国际因素尤其关键。对继续争取苏联援助、防止苏联与日本联合、利用苏联制约中共,争取美国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支持等因素的权衡决定了蒋介石决策的走向。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汪海涛《对立的加剧:第三方视角看1940年苏中地区国共斗争情状》一文,利用汪伪内政部、警政部档案重新审视皖南事变前国共关系逐渐恶化的过程,从国共之外的视角进一步分析皖南事变发生的原因,指出皖南事变是国共两党及军队根本矛盾不断积聚的产物。

  合肥工业大学赵鹏的《“半敌后”的困境:1941年中共豫皖苏根据地国共摩擦研究》,从“半敌后”的特征来分析豫皖苏根据地所面临的困境,认为在日军发动豫南会战前,国共两党即因划界问题发生分歧;日军发动豫南会战后,并未按照中共的预判成功实现豫皖苏从“半敌后”向“完全敌后”的转变,国共摩擦的加剧使豫皖苏根据地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吴敏超《捉放韩德勤:新四军的战略与政略》一文指出,“捉放韩德勤”这一事件反映了新四军在军事上、政治上的日益成熟,即军事上采攻势、政治上采守势。正因为新四军采取了正确的战略与政略,不但使国民政府在江苏敌后留置其军政力量的计划破产,而且改变了抗战后期国共抗日力量在华中的基本格局。

  三、日伪统治下的华中地区

  华中地区地处日伪统治中心,日伪的统治政策、沦陷区群众的应对,以及殖民机构在华中的调查活动等议题引起学者们的重视。

  杭州师范大学周东华《1940年宁波鼠疫“敌机散毒”再考》一文依据三份新发现的英日文史料,对1940年宁波鼠疫“敌机散毒”的时间、宁波鼠疫爆发的时间以及华美医院对鼠疫患者的处置等问题进行了再考证。

  南京理工大学叶铭《基层社会控制视域下的汪伪南京特别市保甲制度功能》利用汪伪南京市保甲委员会档案,从基层社会控制的视域进一步考察保甲制度的功能。他认为,汪伪保甲制度以行政功能带动治安功能,从制度设计看似乎无懈可击,而实际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原因在于未能解决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冲突、政权合法性的困境、制度与运作之间的差异等矛盾。

  南通大学张若愚的《工人运动与运动工人:全面抗战时期大生纱厂工人斗争研究》主要考察了全面抗战期间大生纱厂工人斗争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在全面抗战初期,因经济与利益纠纷而引发大生纱厂的工人运动,但同时也要看到工人运动与战争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战略相持阶段,由于中共的组织与领导,工人斗争呈现扩散效果与势能。但由于工人中存在着不同的组织,导致内部分化。在中共的号召下,实现工人运动和运动工人的结合,大生纱厂工人斗争的模式和路径日渐成熟。

  北京大学郭妍《日伪对华中占领区的控制与“清乡运动”》一文,从宣传的视角考察了日伪对华中占领区的“清乡”运动。文章通过详细梳理汪伪政权的宣传组织机构、内容、方法、效果,指出“清乡”宣传是日伪的一种统治方式,其宣传内容是日伪政权统治目的的集中体现,宣传方式是日伪政权统治手段的深刻反映。日伪的宣传活动取得一定效果,但因侵略的本质与充满欺骗性、矛盾性的内容,决定其最终失败的结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彭鹏《日本“兴亚院”的华中地区调查》通过考察日本“兴亚院”在华中地区的调查,分析其侵略意图。她认为,日本组织“兴亚院”是为了实现“以战养战”的目标。华中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必然会受到“兴亚院”的重视。其对华中棉麻作物、粮副产品的调查是为了更好地控制该地区,稳固日本统治根基,实现经济上的“以战养战”。

  四、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其他相关问题

  除了对传统问题的新探讨,本次研讨会还涉及众多新议题,如新四军兵员征补、乡保长改造、互助合作运动、“抗日沟”“土海军”、新四军医务人员等。

  安徽师范大学汪效驷的《统战工作与新四军的兵员征补》一文,通过对新四军兵员统战对象、统战网络、统战原则进行深入考察,揭示统战工作是新四军开拓兵源和扩充兵员的有效手段,对新四军初期的兵员扩充意义重大。

  南京理工大学陈明胜《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对乡保长的改造》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共对华中抗日根据地乡保长的改造问题,认为中共制定乡保长改造政策的出发点是实现抗战与民主的共赢。在抗日根据地开创初期,中共在沿用旧制旧人的前提下,止于乡保长群体的改造;随着抗日根据地的日益巩固,中共推行新乡制,通过乡选完成对抗日根据地基层行政人员的彻底洗牌。

  黄山学院吴云峰《淮南抗日根据地的互助合作运动研究》从缘起、组织办法、困难与问题、应对措施、成效等方面对淮南抗日根据地的互助合作运动展开细致的研究。吴文指出,互助合作运动的目的在于打破敌伪的经济封锁、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克服小农经济的局限性,经过艰苦细致的动员,中共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倡导的新型互助合作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这些成功经验对新时期农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安徽大学轩艳青《“抗日沟”:华中抗日根据地交通战中被低估的战术——以新四军四师为中心的考察》主要分析了华中抗日根据地交通战中的一种特殊战术——“抗日沟”。他从华中抗日根据引进“抗日沟”的动因、人民的动员、推广及战术体系的形成、日军的应对等几个方面展开讨论。在充分肯定“抗日沟”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进而把“抗日沟”从一种改造地形的手段和方法提升到战术的高度。

  海军工程大学干宁在《抗战时期中共海上敌后游击战场的开辟与斗争——以苏中革命根据地“土海军”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探讨了苏中革命根据地“土海军”的形成背景、战术运用与对敌斗争、战绩与意义,指出敌后海上游击战场的战略意义在于实现“海陆联动”,保存有生力量,从而为持久抗战创造一定有利条件。这一研究提醒人们在重视根据地陆上斗争的同时,不要忽略中共海上武装这支特殊的抗战力量。

  南京理工大学李恒俊的《抗战时期新四军中外来医务人员的吸纳与融入》主要分析了抗战时期新四军中外来医务人员融入中共军队的过程。抗战时期技术人员参加中共革命除了追求革命理想外,还有更加现实的因素,如社会关系的影响、中共的动员机制及组织行为等。在参加中共革命之后,又因阶级差异、关门主义和部门歧视而受到误解、猜疑和不信任。最终,随着中共相关政策的制定、完善和落实,外来医务人员才真正和中共军队融为一体。

  新四军纪念馆王金鑫《新四军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综述》主要介绍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新四军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的推进情况,指出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在于从微观史学的角度展现军人个体在抗战洪流中的所思所见所为,弥补宏大叙事的不足。

  在综合讨论阶段,与会专家对本次会议主题做了进一步的总结与凝练。王建朗认为,与八路军不同,新四军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生存环境,本次会议涉及议题充分体现了“在夹缝中成长”的历史特征。《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研究员强调,要把华中和华北联系起来,不要割裂根据地的研究。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陈谦平教授认为,历史研究要注意细节,进一步扩大选题范围,深度挖掘史料,做一些更接地气的研究。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教授指出,根据地研究在史学理论方面还比较薄弱,需要进一步加强;同时还应重视对日军和伪军的研究。

  综合各位专家学者的评论、建议,可以看到华中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研究有着广阔的学术空间。对纯粹军事史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细化,从宏观的战略到微观的战术选择,都是深化研究的方向。“横看成岭侧成峰”,不同的研究视角可以发现不同的历史面相,如国共关系研究除了传统的国共两党的视角,还可以加入日军、伪军等第三者的视角;在史料方面,除了继续挖掘国内相关资料外,还应尽量搜集日方及第三方的资料。华中抗日根据地涉及方方面面,对更多具体问题的研究还有待学者们的进一步努力。

  会议闭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秘书长杜继东研究员主持,他对会议召开及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在闭幕式上,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俊奎教授表示,期望将来建立相应机制以促进华中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研究的不断进步,学院将根据相关教师的专业特长整合研究团队,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料优势、地域优势,加强兵工史、根据地人物史和根据地医疗卫生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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