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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沦陷区研究”工作坊综述
作者:张翊越 黄梦迪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1年第2期 2021-09-09

  2021年6月5—6日,第二届“沦陷区研究”工作坊在浙江临安召开。此次会议由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中共杭州市临安区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40余位学者参与讨论。参会论文分六场四大主题:1.沦陷区的日伪统治;2.沦陷区的个体与群体研究;3.沦陷区研究中的文本解读;4.沦陷区的医疗卫生与社会救济,内容丰富,讨论热烈,显示出沦陷区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可能性。

  一、 沦陷区的日伪统治

  近年来,沦陷区的日伪统治研究取得一定成果,在本次会议上,依旧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参会论文在日伪政权、日伪经济统制、奴化教育、“清乡”运动、铁路殖民化等传统议题上取得一定进展。

  包德强(山东大学)在以往对汪伪政权研究的基础上,将视角转向其党政关系。他在《汪伪政权中央党政关系制度安排》中从制度层面分析汪伪政权中央层级的党政关系,认为汪伪党政关系的建立,一方面是汪精卫等人与日方妥协的产物,另一方面是汪伪国民党与其他汉奸政权团体合作的产物。

  关于日伪的“清乡”运动,在此次会议中有两篇论文涉及。徐嵩(上海社会科学院)《海内外近四十年来日伪“清乡”问题研究综述》一文对“清乡”运动的研究成果作了系统性的梳理。作者从总体性论述、区域性研究、要素性研究、中共反“清乡”研究等不同的视角出发,整理归纳了中国大陆和台湾、欧美及日本学界对于“清乡”运动的研究成果。作者认为要深化对日伪“清乡”运动研究,需要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发掘新史料,使用新的研究方法。

  郭妍(北京大学)在《华北“治运”和华中“清乡”的比较》中对日伪的“治运”与“清乡”进行区域化的比较,从历史背景、政策手段、阶段分期三个角度,对1941年后日伪推行的华北“治运”与华中”清乡”运动进行比较,指出二者都是日本为巩固日伪政权统治,实现“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目的而推行的控制手段。“治运”与“清乡”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日伪统治政策的重要一环,对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构成威胁。

  日伪在沦陷区的统制与掠夺是本次会议讨论的热点之一,相关内容涉及铁路、林业资源、粮食等。王占西(郑州师范学院)与符静(首都师范大学)从不同角度探究日本对华铁路的统制。王占西在《抗战时期沦陷区铁路殖民化模式之比较探析》中指出,日本在东北、华北、华中沦陷区推行铁路殖民化政策,在三地沦陷区各设立相应的铁路殖民管理机构,组建护路组织,掠夺沦陷区物资。但各沦陷区的铁路殖民机构各有侧重,其职责范围也随战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符静在《“民路合作”还是“民路异心”——试论日伪华北沦陷区的铁路爱护村运动》中指出,日本为维护在华北占领地区的铁路沿线权益,决计仿照伪满洲国建立铁路爱护村。从1937年到1943年,华北铁路爱护村在数量上与日本在华北控制的铁路干线的增加成正比,功能定位随日军战争的需要不断调整。日伪以不同形式宣传,企图收买民心维持护路工作,以期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但实际效果不佳,不仅使民众与日伪离心,也导致日军与伪政权内部产生矛盾分歧。

  叶磊(中山大学)在《从自然资源到工业资源:近代东北地区日资木浆企业的木材供应问题(1917—1945)》中指出,仅从木材掠夺层面考察近代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林业殖民活动,会使研究存在一定的盲区。该文以近代东北地区的日资木浆企业为研究对象,从木材原料供应的角度,考察这些企业的经营活动及特点,以期更全面揭示近代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林业殖民行径。

  郭晓辉(河北大学)的《日本对华北沦陷区的粮食统制及各方应对研究》以华北沦陷区粮食问题为研究对象,梳理战时日本对华北粮食资源统制政策的出台、演变,论述伪政权、商会、民众利益诉求在不同阶段的表现,进一步解释了日本对华北粮食统制失败的原因。

  吴佩军(华南师范大学)的《抗战时期日军对华南地区的兵要地志调查》分析日军对华南地区兵要地志调查的背景、发展、调查机构与方法、调查资料的类别及事项等,指出日军调查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同时,作者认为日军的调查带有明显侵略性,并始终是为日本的侵略战争、经济掠夺和殖民统治而服务。

  日伪在沦陷区的宣抚工作与奴化教育在本次会议中有两篇论文讨论。董金玉(华南师范大学)的《战争、宣抚、秩序:日军主导下的“广东宣抚”研究(1938—1945)》指出,1938—1945年日军在广东进行的“宣抚工作”涉及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与军事等各方面,既受日伪政权组织架构的影响,也为日本的“南进战略”所左右,与其他沦陷区的“宣抚工作”相比,具有一定特殊性。李英姿(哈尔滨音乐学院)《沦陷时期广州无线电播音台儿童音乐节目研究》一文,以沦陷时期广州无线电播音台儿童音乐节目为研究对象,从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的立场出发,对儿童音乐节目的制定与分类进行分析,研究沦陷时期广州日伪政权针对儿童所传播的殖民思想与施行的宣传政策。文章以《广东迅报》与《中山日报》在1939—1945年期间每日刊登的播音节目为基础,对沦陷时期广州市无线电播音台儿童音乐节目进行研究,深入分析沦陷时期日伪政权针对儿童群体运用音乐所灌输的殖民观念。作者指出,日伪政权妄图通过音乐来模糊其殖民侵略的本质,达到奴化宣传的目的。

  此外,桂强(华东师范大学)在《沦陷时期的“高阳模式”——基于上海郊县手工业变迁的分析(1937—1945)》中比较上海郊县在沦陷前后手工业发展状况的变迁,并评估中国近代城郊手工业发展路径即“高阳模式”的适用性。作者认为,有关沦陷时期手工业的“衰退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情况,强调对沦陷时期手工业变迁的研究,应注重对区域的具体考察。

  刘峰(上海师范大学)在《沦陷危机:孤岛时期的上海公共租界与日本的图谋》中以公共租界的情况为中心,对当时的矛盾焦点警察权与司法权等问题展开考察,试图揭示沦陷时期的租界面对日本侵略者何种挑战,其具体过程与最终结果如何。

  张展(南开大学)的《进与退:1938年日军战略的演变与国共因应》一文聚焦于1938年初,以正面战场日军与国民党军队、敌后战场日军与中共军队、国共双方的进退为线索,从日军的视角具体分析了多方互动、斗争的战场形势,对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相互关系,及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在抗战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进行深入剖析。他认为从日方角度可以反证,中共在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整体来看,沦陷区研究的传统议题在本次会议上有所延续,研究内容更加细化,但是政治史、军事史相关研究略有欠缺。

  二、 沦陷区的个体与群体研究

  近年来,沦陷区中作为个体或群体的“人”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在本次讨论会中,多位学者从个体研究的视角出发,讨论了沦陷区中的干部、民众,以及外国人士。

  宋青红(上海理工大学)的《抗战时期浙江省妇运干部训练班述略》,以抗战时期国民党对浙江省妇女干部的培训为中心,讨论了国民党在浙江地区的妇女工作。她认为,该培训虽推动了浙江各地区妇运工作的开展,却过于注重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强调对妇女干部的思想控制,强化对国民党的个人认同,却忽视对妇女干部民主习惯的养成。作者认为由于战时国民党中央对妇女运动支援有限,导致干部训练未能达到预期目标,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民党在浙江省失败的隐患。

  张若愚(南通大学)在《沦陷区商民的战时因应与战后自觉——以南通为例》中指出,在战争背景下,沦陷区的商民处境艰难,因此他们的生活实态往往呈现复杂面相。作者以南通商民为例,考察了他们为寻求生存空间所经历的“借德御日”“军管理”“与汪伪‘合作’”三个阶段,呈现出复杂的历史轨迹。

  王富聪(团结报社)的《传统社会关系与组织动员的合力:华北根据地的沦陷城市工人苦力工作》认为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各级城工组织把工人和苦力看作城市工作的重点争取对象,从而利用根据地和沦陷城市的社会联系,充分发挥传统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的作用,使地下工作者能够团结工友,发展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活动,以展示“弱者的武器”,发挥“弱者”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

  李雷波(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在《秩序的重建:江南敌后的民众、地方党组织与新四军》中指出,淞沪会战后,以无锡梅村为代表,江南地方社会的秩序经历了从崩溃到重建,进而重构、重塑的历史进程。民众最初依靠宗族、血缘、乡里等关系,借助传统的保甲、团练、帮会等组织形式,创建各类民众武装,走上军事化道路。武汉会战前后,中共地方党组织潜入梅村,将自身嵌入到以民众武装为支撑的地方权势结构中,在某种程度上重构了基层社会秩序。后来,新四军叶飞部与地方党相互配合,力图重塑基于抗战共识的地方社会新秩序,但限于沦陷区复杂严峻的斗争形势,“江抗”在收编整理东路地方武装过程中,未能妥善处理各种内外矛盾,对新秩序的重建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陈琪伟(上海师范大学)《抗战初期江南民众的逃难经历与战乱生活》一文关注战争中普通人的战争体验与生存状态,以抗战初期江南地区的民众为对象,考察其逃难经历与心路历程。作者认为在逃难途中,难民不仅要解决衣食住行的难题,更需面对现代战争带来的强烈心理冲击与精神创伤。关注战时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有助于发掘宏大叙事下被掩盖的具象生命体验,丰富抗战史研究的意涵。

  黄梦迪、周东华(杭州师范大学)的《杭州沦陷时期传教士与日本占领军关系研究》,关注的是沦陷区中的外国人。沦陷时期传教士与日军的关系复杂,以沦陷时期的杭州为例,可以发现战争期间,部分日军无视国际法抢掠传教士财产甚至对其施加暴力,同时亦有传教士与日军形成“协作”关系,强调研究时不能做程式化判断。

  刘幸(北京师范大学)《沦陷时期辅仁大学日本人教授细井次郎研究》一文对北平沦陷时期辅仁大学的日本人教授细井次郎展开研究。该文通过对细井次郎其人的生平,包括他在中国的经历进行讨论,指出他是一个裴斯泰洛齐主义信仰者和教育工作者。他的这一特质使其在辅仁大学期间能够保持与中国师生温和相处,是辅仁大学在沦陷时期还能够保有一定程度自由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沦陷区个体与群体的研究,对历史人物心态的把握,是学界一改以往从上到下研究视角的结果。整体上看,以上论文充分发掘、利用外文资料及地方档案,在对群体与个体进行探究时,不仅注重剖析战争背景下人性与行为的复杂化,还着力展现沦陷区多元的社会面相,丰富了沦陷区研究的内容。

  三、 沦陷区研究中的文本解读

  本次会议的新颖之处是通过文本解读,发现沦陷区研究中的细节。

  隋艺(大连海事大学)《七七事变后的理想“皇军”形象与在华日军——〈兵队〉中的战争体验》一文以七七事变后在华日军为研究对象,以天皇对日军的诏谕以及日军的精神教育刊物等为文本,阐释日本当局试图构建的理想“皇军”形象。文章指出,由于战争的长期“泥沼化”,以及“东亚新秩序”与“皇军”形象自身的欺瞒性与矛盾性,在华日军与理想“皇军”形象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另外,文章通过杂志《兵队》中刊登的华南派遣军的战争体验录等,分析在华日军的心理,认为日军个体心理与理想“皇军”形象之间存在矛盾。

  王保平(中国人民大学)《沦陷时期汪伪“和平报”的运作与发行——以上海〈平报〉为中心(1940—1945)》一文以上海《平报》为中心,从报纸运营与发行的角度,细部呈现汪伪新闻业的典型特征与复杂面貌。文章从汪伪“和平报”的演化与上海《平报》的缘起、运作与发行进行详细梳理,分析上海《平报》的问题。作者认为以上海《平报》为代表的汪伪“和平报”阵营,虽然在能动性方面存在缺陷,但在“洋旗报”面前,“和平报”并非粗制滥造、不堪一击。

  赵倩(东北财经大学)的《战时妇女:〈新光〉杂志与华北沦陷区女性形象塑造》主要围绕华北沦陷区女性刊物《新光》杂志展开研究。作者对该杂志的办刊宗旨与思想控制手段进行分析,指出日本殖民者通过该杂志,运用潜移默化的宣传手段引导女性自觉主动地为法西斯战争服务,利用妇女解放话语为其殖民统治和思想控制服务。《新光》塑造的理想女性,是全力以赴为战争服务的战时妇女。

  姚刚(南京师范大学)在《陈情述罪与文书行政:民国南京难民的大屠杀书写与官方因应》中指出,以抗战胜利为界,战时与战后的南京大屠杀市民呈文存在呈请起因、事项和辞令的明显不同。两个时期的呈文在作者身份构成、文本结构布局、呈文示信环节等方面的共性,从多个面相展示了日军的罪行。作者认为,南京大屠杀市民呈文不仅是反映民情民瘼的重要载体,也是揭露日军累累罪行的铁证,对市民呈文的处理是还原政府当局如何回应难民诉求、开展救济政务的重要依据。

  四、 沦陷区的医疗卫生与社会救济

  自新冠疫情以来,医疗史专题研究再度引起较高的社会关注。在沦陷区研究中,学者们也关注到这一领域。丁泽丽(郑州轻工业大学)《组织调适与力量整合:战时红十字会与上海难民疫病防治》一文,对抗战时期红十字会面对战时救护的重任如何调适组织,整合沪地力量开展难民疫病防治等内容进行研究。文章肯定了红十字会在集中战时救护的重任下,不断进行组织调适兼顾难民疫病防治中体现的人道主义宗旨。同时,作者还指出在非常时期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须借助中外智慧,整合社会各界力量,适时创新公共卫生体系。

  张二刚(上海师范大学)《沦陷区的涉疫动物管控——以日据上海期间犬、鼠、蚊蝇管控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以上海沦陷时期,日伪政权对犬、鼠、蚊蝇的管控为中心,考察这一时期为应对不同类型的涉疫动物所采取的不同管控措施以及特征。作者以近代上海的犬类管控历史为经纬,认为沦陷时期上海负责捕杀野犬部门由卫生机构逐步过渡至警察局,在制度建设方面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姬凌辉(浙江大学)《流动医疗与地方防疫:战时卫生署医疗防疫队与浙江省细菌战防治》一文以战时卫生署医疗防疫队为考察对象,旨在探讨浙江省应对细菌战的具体情况。文章细致梳理了战时卫生署医疗防疫队的概况,包括卫生署防疫队的组织系统及各区大队的分布情况;介绍了日军在浙江省内进行细菌战的作战计划及浙江省内疫情情况;考察了卫生署医疗防疫队开展防疫救治的工作状况。

  陶水木(杭州师范大学)《“民为邦本,救难民即所以救国”:虞洽卿与上海难民救济协会》一文对上海难民救济协会成立的缘起、筹办情况以及救难特色等内容进行研究。文章指出,上海难民救济协会把难民救济与教育、生产培训相结合,把难民生产教育与资遣善后相结合,最终完成了八一三抗战爆发后的难民救济工作,对维护社会秩序与治安、积聚抗战力量起了积极作用。作者肯定了虞洽卿为上海难民救济做出的贡献。

  本届“沦陷区研究”工作坊的参会论文,在研究主题方面,多关注社会史、文化史、医疗史,着力展现沦陷区复杂多元的社会面相;在研究内容上注重细节,善于挖掘与利用外文资料与地方档案。

  在最后举行的圆桌会议上,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王建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曹必宏、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江沛、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主任袁成毅、陶水木教授,以及两位青年学者代表姚刚和许嵩分别发表参会感言。学者们就以下四个方面提出建议:第一,沦陷区研究需要继续关注政治史、军事史等传统议题;第二,继续深化沦陷区民众的研究,从大历史的角度考察战争对个体命运的影响;第三,继续挖掘使用外文资料和地方档案。在运用外文资料做研究时,除注重已有的国际维度、国家维度、经济维度和社会维度等,亦不可忽视历史中的生活“逻辑”,要尽可能回到那个时代,去体会过去与现在的差异,而不是将现代社会简单套用于过去;第四,厘清地理概念。“国统区”“根据地”“沦陷区”既是政治概念,也是地域概念,战时因各方力量的消长,不同政治势力控制的范围不断发生变化,要多借鉴历史地理学的知识,打开研究思路,动态地思考沦陷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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