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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两岸关系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赵一顺 来源:“台湾历史研究”微信公众号 2022-04-18

  2021年9月25—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江苏师范大学主办,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承办的“台海两岸关系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以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徐州江苏师范大学成功举办。本次会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自2002年成立以来,举办的第11次台湾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得到海内外台湾史学界的大力支持,来自台海两岸及日本、新加坡的110余位学者与会,提交学术论文78篇。

  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台海两岸关系历史”,这是台湾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以翔实的史料和确切的史实为基础,对台海两岸关系历史进行正本清源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同时,台海两岸关系历史源远流长,涉及两岸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所以作为会议主题来说,这又是一个相对开放的主题,从事台湾史研究的学者不难从各自擅长的领域找到适合的题目撰文参会。从本次研讨会收到的论文来看,也可以明显看到其涉及议题的广泛性。下面从几个方面,简要介绍本次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台海两岸政治史

  政治史历来是学者所重视的议题。本次研讨会收到有关两岸政治史的论文19篇,在所有参会论文中占比最多,时间跨度从清代一直到现当代。其中,学者们关注相对集中的议题涉及两岸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台湾、琉球问题、现实政治等。

  (一)两岸关系史

  两岸关系史是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多位学者就此展开探讨。台湾学者齐茂吉运用台湾“国史馆”相关资料、《美国外交文件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解密档案及大陆相关的文献史料,还原了中美博奕下第二次台海危机的历史始末。冯琳通过对美国1959年出台的《康伦报告》的分析,指出在“反共”“仇共”势力依然强大的年代,《康伦报告》以准官方形式提出缓和与中国大陆关系,是美国向“遏制但不孤立”中国政策转变过程中一个重要节点;而其中关于台湾成立“共和国”的主张则是后来逐渐盛行的“一中一台”谬论的先声。丁志远对蒋介石治台时期台湾当局在国际上所坚守的一个中国立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这既是国民党当局维持岛内稳定及其统治“合法性”的现实需求,也是冷战国际环境下,国民党当局欲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下,与大陆争“法统”的客观需要;既是蒋介石个人意志贯彻的结果,也是大陆维护一个中国立场的坚定态度制约的结果;正是由于蒋介石始终坚守一个中国立场,客观上使台湾度过了最有可能在国际上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单方面造成“两个中国”既成事实的阶段,防止了“台湾问题”的进一步“复杂化”。翟金懿运用阿尔蒙德的政治过程理论探讨1997年台湾“冻省”的背景、动因、过程与结果,说明1997年台湾“冻省”带来台湾政治制度“再造”的同时,也是其“去中国化”的重要一步,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至今持续。刘相平则就“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提出、发展过程及至今未能成局的原因进行了探析,指出中共在推动“第三次国共合作”进程中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而国民党在这个过程中则是消极、被动乃至排拒的,双方第三次合作至今未能成局的原因在于国共在互动、交流的过程中,“分歧”一直存在并且发挥着很重要的负面影响。

  (二)中国共产党与台湾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有关中国共产党与台湾的研究论文共4篇。其中,陈小冲梳理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与台湾之间的历史渊源,指出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未必不了解台湾历史,忽略中国共产党人的台湾论述和中共对台湾光复的贡献,是不正常也是有违历史实际的。宋帮强对台湾光复初期中共台湾地下党的成立及其开展的各项秘密工作做了深入、系统地探究。他指出中共台湾地下党的成立,不但使灾难深重的台湾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且给台湾的人民解放运动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中共台湾地下党为实现台湾人民的解放,开展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历程,台湾革命由此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林威杰通过对蔡孝乾被捕后迅速叛变事实的分析,探究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遭破坏后共产党人或“自新转变”或宁死不屈的原因。王叶伟通过对两岸档案、回忆录、报刊等史料的分析,对中共台湾省工委与上级党组织之间的联络方式、联络内容进行了梳理,从而明确了中共上级党组织在台工委发展中的作用。

  (三)琉球(冲绳)问题

  琉球(冲绳)问题是中日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是二战后的历史遗留问题,与中国直接相关,历来为学者们所关注。本次研讨会有三位学者专门对琉球(冲绳)问题进行了探讨。刘玉山通过考察杜勒斯在1951年9月上旬召开的旧金山对日和会上提出“剩余主权(residual sovereignty)”论的历史事实,指出杜勒斯抛出“剩余主权”论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各方面综合作用下形成的。既是美国军方和国务院为主的相关职能部门长期谋算、颉颃、妥协的结果,也是日本政府不遗余力、穷尽所能极力争取的结果,里面渗透着中美两条道路、制度之间的斗争。张海鹏梳理了中外关于琉球问题的研究,特别是琉球学者对琉球的研究,指出在中日关系中,从战略上提出琉球地位再议问题,应该是可以的,在法理上,在历史事实上都是站得住的;提出琉球再议问题,是支持琉球自决,而不是利用琉球自决,不是为了支持琉球自决而反日;为了反击美国霸权、反对日本右翼、反对“台独”分离主义,都必须立即开始与琉球人民中有民族意识的仁人志士合作,提出琉球主权再议问题。谢必震分析了亚太国际关系诸多问题,指出诸如中美博弈、中日关系、钓鱼岛问题、台海两岸关系都交织在冲绳岛上。冲绳岛上的美军基地,是“台独”分子有恃无恐的心理支柱。因此,加强福建与冲绳的友好关系,激发冲绳人民反战情绪,可以弱化美军基地的作用,挤压“台独”分子在冲绳的活动空间,对于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对于遏制“台独”的嚣张气焰,都是一张好牌。

  (四)台海两岸现实政治问题

  台湾两岸现实政治始终是学人关怀的主题,尤其是近几年来台湾民进党当局大搞“历史台独”“文化台独”“切香肠式台独”的情况下,两岸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本次会议有多位学者就台海两岸现实政治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台湾学者许介鳞研究了美国历任总统处理台海两岸关系的模式,认为不论是共和党的老布什、小布什、特朗普,还是民主党的克林顿、奥巴马、拜登,都是同一模式对待台海两岸的关系,即既不承认“台湾的独立”,又一定要“防卫台湾的安全”。这样的处理模式一方面不会惹起中国动武,另一方面又可以军售防卫性武器给台湾,赚台湾人的钱。孙若怡则通过对光复初期国民政府接收台湾的经验总结,对未来中国统一后如何治理台湾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思考。她认为一旦两岸统一,治理台湾需要深思熟虑、细致彻底且有序地推进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破除殖民化论述与族群概念的谬误,立根于自身民族的发展,重建文化与制度自信;二是必须事权统一,有效治理,将台湾纳入国家治理之内,国家主权与制度体系不容逾越,同时应牢牢掌握教育权与媒体话语权,以“爱国者治台”的原则任用心怀“为人民服务”的社会贤能精英;三是要警惕外部势力对台湾治理的干扰及其后续影响。

  除了以上这些议题相对集中的论文外,还有多位学者就其他两岸政治史议题展开讨论。王宏斌专门对清代福建军政大员巡台制度进行了探讨,指出清代福建军政大员巡台制度责任明确,操作性灵活而简便,达到了预期的管控台湾的效果,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政治制度。王日根对清郑对峙到清朝最终统一台湾这段历史进行了梳理,指出台湾郑氏集团的失败与清朝成功采用招降政策有关。在清朝强大的攻势面前,郑氏集团的力量逐渐被瓦解,投诚现象延续不断,最终于1683年由施琅率领的水师实现了统一台湾的目标。台湾学者尤淑君透过1950年代“毛邦初案”的爆发、台湾当局处置及其善后措施的分析,厘清了“毛邦初案”牵涉的军购弊案及其经费混乱的原因;进而探讨了蒋介石主动调查“毛邦初案”,化危机为转机,不但整顿空军派系斗争的宿疾,也洗刷了自己的贪腐形象,获得美国的直接军援,确立了自身在台湾的统治基础。郝天豪对国民党退台之初的改造问题进行了再探讨,指出领导国民党这次改造运动的“中央改造委员会”,是蒋介石长期遴选的结果和平衡各方的产物,是合乎需要的安排和权力重构的开端;改造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国民党的组织力量,使得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站住了脚跟;改造的成效至1960年代初已出现衰退,国民党又有重走老路的倾向。新加坡学者黄强通过对1992年至2020年间台湾“立法院”通过的对《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的20次修正案的研究,运用QCA分析法指出:在台湾社会,不同的政党主导的政治流对于政策流有明显的影响,政治流和政策流两者明显不独立。这为预见台湾现实政治走向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

  二、 台湾军事史、法制史和涉外关系史

  (一)军事史和法制史

  本次会议也有学者关注到军事史、法制史的议题。陈明亮就1874年日本侵台后的长江防务进行了研究,指出时任两江总督李宗羲虽与李鸿章、彭玉麟在布防方向、具体举措方面频现分歧,仍然决定采取固守长江防务的策略。他一方面调整既有兵力部署、增募沿江营伍和商调淮军防守要隘,提升了长江下游驻守兵力;另一方面调动清廷、沿江省份的资源在长江下游建筑新式炮台,购制西洋枪炮军火,装备沿江营伍、炮台。李宗羲主持的布防活动,是在日本侵台危机下“自固吾圉”的应急性举措,却在清廷内外大力构筑海防的背景下,成为光绪初年大兴江防建设的开端。

  关于清代台湾案件的司法审判程序,既往学界认为与内地各省案件的司法审判程序大同小异。本次会议上,方圣华特别对清代台湾命案审判程序的相异之处进行了研究,指出清代台湾在司法审判程序中,呈现出台湾镇深度介入命案的司法审判、“恭请王命先行正法”和“请旨即行正法”案件数量明显偏多等特点。这种特点的形成与台湾地处边疆、处于移民社会阶段,社会不安定密切相关。其目的在于通过简化程序、加重惩罚的手段来压制动荡因素,维护台地稳定。关于清代台湾司法审判依据,张一民通过对《淡新档案》个案的解读,指出清代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审判依据既有律法,也有情理;具体到某一个个案的审理,司法官有时会跳出中央法典、地方省例等律法典章的局限,努力结合本地的特殊情况和司法程序的实际运作成本去变通审理案情,寻求案情与地方民情的平衡。

  (二)台湾涉外关系史

  在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时期,台湾地处东西方阵营对垒的最前沿,必然受到双方关系变化的影响,同时台湾本身也想利用自己重要的战略地位去影响周边的世界,以营造对自己有利的外部环境。本次会议上,有三位学者关注到台湾的这种外部环境变化。黄继朝运用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的理论思维,从“尼克松冲击”产生的系统效应的视角切入,细致考察了“尼克松冲击”导致中日恢复邦交暨台湾地区与日本“断交”的机制过程,认为尼克松访华刺激日本加速推动中日复交暨台湾地区与日本“断交”进程,这种刺激作用并非美国有意推动,而是属于尼克松访华的一种非意图性系统效应;然而,美国默许日本推进中日复交,同时拒绝台湾当局关于阻碍台日“断交”之求助,又体现出其希望台湾认清时势、接受被“断交”事实的主观规制作用。宋良利用英国、台海两岸等地多方解密的档案,分析20世纪70年代英国对台政策的决策及调整,探究其在实践过程中如何保持政治原则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平衡,以及这一政策对西方国家及中国的影响。许浩对台湾干涉1958年印尼内战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印尼内战中,台湾蒋介石当局有意利用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一再向美方夸大中苏对印尼政府的支持以及印尼“赤化”的危害,坚持要求派遣正式部队介入内战,试图将美国拖进世界大战的漩涡中,以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然而台湾的这种努力,碰上吸取朝鲜战争经验教训、极力避免在亚洲与中苏发生“热战”的美国,最终必然归于失败。

  三、 台海两岸社会史和经济史

  台海两岸虽然隔海相望,但两岸社会交往、经济交往自古以来一直未曾断绝。台海两岸社会史和经济史也是学人长期关注的话题。本次研讨会上,共收到相关议题的论文18篇,其中社会史8篇、经济史10篇,分布均衡,显示了这两个议题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一)台海两岸社会史

  齐笑婕通过对雍正年间台湾北路“番乱”的探究,指出雍正年间台湾北路“番乱”的爆发是清代台湾社会发展过程中男女比例失衡、族群矛盾尖锐以及地方官员不能和衷共济等问题的集中爆发。在整个暴动与剿抚行动中,官方始终处于对“暴动”行为的反应状态,并不存在企图引导“番乱”来重新整合台湾族群关系的行为,反而是民间力量对“熟番”地权的配置起了主导性作用。

  台湾总督府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理蕃政策充满了高压与欺诈,导致栖息在山地的少数民族不断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雾社蕃是台湾少数民族的组成部分,其遭遇有一定的代表性,是少数民族在接受日本统治过程中不断反抗的缩影。高莹莹通过对雾社蕃在日本占领台湾后的境遇进行梳理,还原了雾社蕃在日据时期不断反抗与妥协的历史,并分析了其最终走向自杀式反抗道路的原因。

  清代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大量汉人自闽粤渡台屯垦,必然也将大陆的风俗习惯、民间信仰带入台湾。台湾学者王文隆透过对《淡新档案》中有关煞毙引起的坟葬纠纷案例的解读,考察了纠纷案件发生的深层原因,以及台湾民间所相信的风水与生死的关系,认为台湾民间社会所信仰的风水、宅地与人的关系,都是大陆传统文化与观念带往台湾的证据,也证明了大陆与台湾自古以来即是紧密相联的。

  有关清代台湾疫病问题,现有的研究较为笼统,缺乏深入细致的探讨。黄俊凌从疾病医疗史的角度出发,专门就清代台湾疫病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讨论。他认为清代台湾全岛频发的“瘴疠”,实际上是以疟疾为主,包括了痢疾、霍乱、猩红热、烂喉痧、伤寒在内的多种流行性疫病,在当时台湾荒野密林加上高温湿热的恶劣环境下的爆发。这种爆发对后来清政府在台湾大力推动的内山开发运动造成影响,使得内山开发没能达到预期的结果,并进而影响到了台湾海防的建设。

  台湾客家人约占总人数的20%,在台湾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肖文评、王濯巾以粤东大埔县客家人为例,考察了清代两岸客家社会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指出台湾的客家文化无论在方言上、民居建筑文化符号上,还是民间信仰习俗上,均与粤东客家文化具有惊人的同质性;清代粤东大埔客家人移居台湾后,为台湾的开发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在台湾立足后,与原乡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两岸大埔人同根同源,实际是一个整体。

  台湾学者张正田检视了台湾泉州人的族群立场和原乡地理关系,认为台湾泉州人应分为“三邑人”“同安人”“安溪人”“永春人”;前两者的原乡分别是泉州府城和厦门港,因为空间距离的阻隔,两者之间的民俗略异,腔调亦有差别,又互相之间觉得对方是“势有竞争”,便不容易互相亲近,故“同安人”虽为泉州人之一大类,却常常“附漳不附泉”;“安溪人”“永春人”的原乡地处泉州山区,两者的经济力与社会影响力都较弱小,故在面对台湾漳州人或客家人的外在竞争时,往往与“三邑人”合作。

  台湾光复初期,以军警宪特、行政干部、教职人员为主的大批闽地青年怀揣着了解台湾、重建台湾的愿想涌入台湾,再次掀起了闽人入台的高潮。这批人如何适应当时的台湾社会,为台湾的发展作出贡献,值得探讨。林星从公教人员的公房分配和使用上分析了他们在台湾面临的各种困难。吴永宁则从档案学、人口学、区域学等角度回顾探讨这一群体,指出台湾的历史,是历代闽粤先民用生命和血泪铸就的族群迁徙史;赴台群体的档案是闽台紧密相连的见证,也是整个中华民族不断开拓向前的历史见证。

  学界对于闽台地区耕牛相关历史议题的探讨,过往的研究已有不少。本次会议上,台湾学者牟立邦以相关日记资料、清代档案、古籍文献为基础,以更精细的视角探讨了明清之际台湾社会的牛只发展情况,深掘了台湾牛只发展背后的闽台文化交流、两岸移垦等问题,指出牛只在台湾社会发展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二)台海两岸经济史

  此次会议有关台海两岸经济史的论文,涉及明清时期的盐场、日据时期两岸的经贸交往、日据时期的台湾银行、光复初期台湾的民营工业、战后台湾铝业的发展、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的农地改革等。明清时期的盐场是中国沿海地区的重要构成。叶锦花以明清时期福建浔美盐场为例,进一步探讨了盐政制度、海疆政策的变化如何影响着盐场人群生计的选择,指出随着清政府收复台湾、开发台湾、闽台对渡等海疆政策的推行,使得不管是到台湾谋生,还是经营闽台相关贸易都容易积累财富,从而吸引了浔美盐场人群更多地参与到与台湾相关的生计中。

  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海峡两岸仍然维持着较为密切的经贸关系。张晓辉梳理了1896至1925年间台湾与大陆的贸易与运输,指出1896—1925年间,台湾对大陆的贸易进出口金额均倍增;来往台湾的帆船以大陆籍为主;台湾与大陆保持贸易运输关系的主要港埠计有15个,输出的对象主要为东南沿海的闽粤、浙江及上海地区,厦门长期居于货值之首位;输入的对象主要来自东南沿海的福建、浙江、上海、粤东汕头和辽东半岛的关东州等地。

  众所周知,在所有资本当中“土地”为最大资本。1895年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之后,台湾少数民族的土地完全被殖民者掠夺。台湾总督府却打着“文明开发”的旗号,为其野蛮占领“蕃地”辩护。台湾学人傅琪贻以生活在浊水溪以北的泰雅族大豹群为例,分析了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地森林法、武力前进政策如何帮助日本殖民当局侵吞台湾少数民族的“蕃地”,指出大豹群因捍卫土地而奋勇抵抗,并最终被殖民当局屠杀的事实,使后人深刻理解何为“被殖民地”、何为“被掠夺”的真实面目。

  台湾学者陈慈玉利用现藏于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相关经济档案,分析了台湾铝业在战争期间萌芽的背景与实况,并阐述了战后初期台湾铝业的复苏过程及其在寻求国际合作中的波折和最终的被迫转型。

  台湾银行作为近代日本殖民地的“中央银行”,与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共同构成了在近代不断对中国进行金融侵略的三大日本国策银行。目前学界对台湾银行的研究较为薄弱,对其金融活动影响的深层次考察更是付诸阙如。苏颂以台湾银行上海分行的设立为中心,探究了近代日本的东亚扩张政策、对特殊银行的管理方针等与台湾银行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考察了台湾银行关键营业点的设立对台银在华金融侵略活动的影响,并认为“伸张国运、发扬国威”,充当日本对华侵略扩张的金融尖兵,是台湾银行不断向中国大陆扩大金融侵略的根本动力和目的。

  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将日据时期大规模的台湾日资企业收归公营,建立起庞大的公营工业体系,同时并未限制民营工业的发展。目前学界对于光复初期台湾民营工业的研究多集中在政策性的讨论,对其发展概况及对社会的影响缺乏探讨。林彩娟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光复初期台湾民营工业的起步,呈现此时期台湾民营工业的发展概貌,并论述了台湾民营工业的发展对光复初期台湾社会的影响,认为台湾民营工业的发展对光复初期及国民党迁台后的台湾经济发展和民生安定均有助益。

  1948年,国共内战情势发生明显扭转,国民党开始布置退路。在财政经济迁运机关上,中央印制厂与中央造币厂则属重中之重。目前学界对于两厂的迁移缺乏研究。台湾学者冯健伦利用相关史料,对两厂迁台的过程、阻力及经济影响等方面进行考察,指出两厂迁台未完全成功,与中共的“反迁运”工作有关,也与国民党需要两厂在台湾复厂之前继续为其提供钞券以供军需的因素有关;两厂这种不完全的迁台方式无形中延长了国民党在华南及西南的掌控时间,帮助国民党完成了经济重心由大陆向台湾的转换。

  国民党迁台后的台湾农地制度演进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与会学者龚关从工业化的新视角重新审视了台湾的农地制度演进,认为台湾农地制度的演进从根本上说是工业化推进的必然产物,一方面有利于台湾的工业化,另一方面又由于工农业的巨大反差以及台湾政治制度存在的巨大缺陷而产生许多问题,比如农地经营规模过小、土地投机氛围浓厚等,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台湾农地制度演进的成败。

  关于光复初期台湾农业接收问题,学界已有研究较多聚焦在具体某一方面问题上,缺乏整体的研究。本次会议上,程朝云根据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所藏农林部农业复员委员会档案,结合当时大陆农业界的相关论述,从大陆来台农业专家的角度,将光复初期台湾农业接收放在战后中国收复区农业复员的整体脉络下进行研究,探讨了大陆来台农业专家如何为战后台湾农业发展出谋划策,又如何从台湾农业发展中汲取经验,供战后亟需振兴的大陆农业参考,从而丰富了中国近代农业史和两岸关系史的研究。

  海峡两岸在2010年6月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到底ECFA有何效应,曾引起许多关注。台湾学者翁嘉禧、吴静芝、张宸玮三人合写的论文以台湾水果与茶叶外销大陆为主轴,并以大陆宣布开放进口的产品及零关税政策的优惠项目为主要分析依据,观察近年来零关税政策、两岸贸易依存度、农产品加工产销、中国大陆城市居民可支配所得、汇率以及台湾水果生产成本等影响台湾水果贸易型态的变动趋势,指出实行零关税等优惠政策对台湾水果与茶叶外销至大陆的影响是正面的,启动两岸农业互补的发展路线,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才能为台湾农业开启长远的生路。

  四、 台海两岸教育史、思想史和文化史

  本次会议收到有关教育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论文22篇,其中思想史和文化史更是多达18篇,显示了学者对台湾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关注。

  (一)台湾教育史

  日本占据台湾后,为在台湾推行“同化政策”,日本殖民当局开始改编《三字经》进行殖民教育。与此同时,台湾文人洪弃生、王石鹏等则着眼于《三字经》本身,并结合近代地理知识,对《三字经》进行改编。贺迪对台湾《三字经》的改编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三字经》在殖民地台湾的多重变貌,既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力与韧性,也体现了在日本文教压制下台湾文人对时势的全新思考,是台湾传统文人在现代儿童文教上的一次尝试,也是台湾文人排解殖民苦闷的精神寄托,更是体现了台湾文人不与殖民当局配合的民族气节。

  历史教科书是历史教育最基本的材料,对于青少年的历史观、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形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丁晶晶梳理了大陆学界70年来对台湾教科书研究成果的质性分析,并进行个案研究。薛伟强探讨了台湾历史教科书中当代中国形象的描述问题,指出台湾中学历史教科书受“台独”思想影响,对当代中国形象的描述存在选材偏颇、侧重刻画负面形象等诸多问题,这不利于台湾青少年正确理解当代中国,并给出了应对措施。

  随着“台独”思想在岛内的泛滥,近年来台湾青年的认同出现严重异化,往往将大陆建立在与“自我”相对立的“他者”的想象之上。这一现象在赴大陆就读的台湾学生中也屡见不鲜。如何有效开展台湾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消弭台生这种认同壁垒,张萌通过对23所高校的国情教育课程调研,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她认为大陆应在统一前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经得起考验的“一国两制”台湾教育方案,需要时便可随即贯彻;大陆高校的台生国情教育课程可以为这一教育方案提供最佳的实践场域。

  (二)台海两岸思想史

  台海两岸思想史是本次与会学者较为关注的话题。大会共收到有关思想史的文章11篇,内容涉及党外杂志研究、客家中原论、“台湾认同”问题等。

  台湾党外杂志的兴衰是值得关注的一种社会现象,对于观察战后台湾社会思潮和台湾政治体制转型,观察台湾转型以来主要政党特性,均有价值。然而,由于党外杂志当时多处于地下状态,而且时断时续,岛内资料保存机构甚少收藏,致使这一研究在台湾起步较晚,在大陆相对薄弱。本次研讨会有4篇文章专门就台湾党外杂志展开讨论,弥补了既有研究的不足。何卓恩对台湾党外杂志进行了总体研究,界定了台湾党外杂志的定义,探讨了其兴起原因和过程,厘清了台湾党外杂志的性质。王天阳分析了《夏潮》杂志在推动劳工运动、发掘乡土文化与推动政治革新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雷婷梳理了《八十年代》系列杂志的两岸论述,指出其两岸论述的基本主张经历了从“台湾意识”到“住民自决”最后到“两个中国”的畸变;畸变的原因有多方面,而国民党两岸论述的进退失据及国民党当局权威的动摇则是关键原因。孙悦恩剖析了《台湾新文化》杂志的“文化台独”论述,分析了产生的原因,为追根溯源批判“文化台独”论调提供了帮助。

  关于光复台湾问题,以往研究者主要关注战后台湾政制治理等的设计,较少分析大陆地区对于台湾问题主张的演变。陈忠纯以《大公报》有关台湾的文章为考察对象,对大陆地区对于台湾问题主张的演变进行了梳理,指出抗战以来,尤其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后,因应形势的变化,国人的涉台论述也发生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修正和扬弃了“民族自决”论,直接主张台湾是中国的“老沦陷区”。这种变化背后隐藏着国人对“失地”的牵挂,对收复“故土”的执着,也更证明台湾是中国固有领土早已是两岸同胞根深蒂固的观念。

  李玲和钟志正合著的论文介绍了“客家中原论”形成及其传播过程,指出从清朝后期到民国的大约100多年里,华南客家人受到他群的压迫和歧视,逐渐建构出以中原祖地、汉族正统为核心的一套自我认同论述——“客家中原论”;二战后,随着客家人迁移,“客家中原论”为客家移民和客属团体持续不断地引述、传播,成为全球客家人的共识;迁台的梅县客家人是传布“客家中原论”的主要力量,他们通过电台、报刊、客属团体耕耘播种,使台湾客家接受和继承了“客家中原论”,又以“客家中原论”为号召凝结世界客属,“客家中原论”为海外客家认同中华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谭备战探讨了孙中山发展电力工业思想;卞梁重新建构了“台湾认同”的五种认同意涵;邱士杰通过对旅日华人学者刘进庆《战后台湾经济分析》的解读,探讨了刘进庆的经济学思想;阮倩晴分析了从日据时期到台湾光复初期台湾民众所提出的各种主张,指出它们与今日“台独”的主张及理念截然不同,是当时台湾人民心向祖国的有力证据;李婷对日据时期台湾地区最主要的官方报纸《台湾日日新报》有关大陆政要特别是张学良的报道进行了梳理,指出日本殖民当局利用宣传媒体,极力丑化大陆形象,宣扬对华扩张的合理性,试图以此影响台湾同胞对祖国社会政治的认知。

  (三)文化史

  本次参会论文有7篇涉及文化史议题,包括了清代西人笔下的台湾、魏建功与光复初期台湾的国语运动、台湾大陆同乡会墓园研究等。

  吴巍巍对欧洲大航海时代西方传教士笔下的台湾进行了梳理,指出在西人笔下,步入大航海时代的台湾,就像美洲大地和东南亚岛屿一样,仍属于“野蛮”和“原始”的状态,亟待那些“文明化身”的西方传教士用“上帝福音”加以改造和拯救。实际上,这些改造和拯救只是更好地为西方人殖民征服“异邦”服务,做文化层面的铺垫,减少当地土著居民的抵抗意识和文化阻力,“建构”西方航海探险者们的“世界殖民体系”。

  关于魏建功与光复时期台湾国语运动的研究,学界已经取得丰富成果。本次会议上,张晓婉就此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补充研究,指出光复初期台湾国语运动提倡利用台湾当地方言来学习国语,并非仅仅因应台湾当时语言环境而提出的“创意”,还与力倡者魏建功在大陆时期的师承背景、学术研究、国语工作经验等息息相关,明显传承自五四以来大陆国语运动的理论脉络;利用台湾当地方言学国语不能简单地用“捷径”来概括,其中同样存在许多难题,需要克服日本殖民统治遗留下的日语的强势影响,需要提高台湾当地方言使用能力和使用信心,需要重新恢复台湾当地方言与国语之间的血脉关系,需要清除台湾在语言、文化、心理上遭受的殖民影响,使台湾重新融入祖国现代语言文化共同体之中。

  1949年前后,随国民党当局迁台的大陆人士,在台湾纷纷组建大陆同乡会,并通过同乡捐赠、募款、银行贷款等方式在海峡两岸筹建同乡墓园。王玉国借鉴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提出的“记忆之场”理论,分析了台湾地区大陆同乡会墓园的筹建、运营及集体记忆等,认为同乡会墓园具有凝聚同乡、增强归属感的功能;同乡会墓园具有实在性、象征性和功能性,作为“记忆之场”,承载和传承了大陆迁台人士及其后代对大陆家乡与中华文化的集体记忆。

  此外,周杨对“联合国中国同志会”的迁台事略及其在台的文化活动进行了梳理;杨齐福研究了清代台湾的学术与科举;郝祥满探讨了日据时期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推行语言、文化同化政策及台湾同胞的抵制问题;王发达考察了光复后进入台湾的左翼木刻版画的变化。

  五、 涉台历史人物研究

  历史人物从来都是历史的主角,更是历史研究者长盛不衰的研究主题。本次会议收到有关历史人物研究的论文共8篇,内容涉及重要的政治人物、军事人物、文化名人,时限从明清到现当代,跨越了几百年。

  徐晓望在新发现的史料基础上,重新探讨了明代入台军事将领赵秉鉴的功过及其冤死的原因,认为赵秉鉴在镇守海疆、平定海寇袁进方面都有一定的功绩;他在台湾赤磡筑城的行动是合法的,是明朝政府开拓台湾、管理台湾的明证;赵秉鉴后来遭福建士大夫诬陷而死与明朝文官怀疑武将的恶习有关,也与他自己的行为有关;赵秉鉴的死导致了明朝福建水师的衰落,削弱了明朝抵御即将到来的荷兰人入侵的力量。

  杨彦杰对郑成功入台后采取的少数民族政策进行了研究,指出郑成功对台湾少数民族采取一系列富有远见的民族政策,包括招抚少数民族首领、保护民众财产利益、妥善处理民族矛盾、招募台湾少数民族男子参军等,从根本上推翻了荷兰人的殖民统治,使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的传统交往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为明郑以至清朝的“理番”政策打下重要基础;其招募台湾少数民族男子参军,在两岸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无形中直接促成了两岸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发展,由此产生的影响更是一直延续至今。

  此外,朱时宇探究了李宗仁担任“代总统”时期的作为及其与蒋介石之间的互动情况;汪小平讨论了严家淦与田赋征实这一政策的来龙去脉与得失;陈思讨论了盛成的沈光文研究;张羽对许地山1933年的年表史实进行了补正,特别阐释了许地山与1930年代台湾古典诗坛的紧密互动关系;杨金华重现了郭廷以与唐德刚师徒交谊情况;王志勇讨论了徐复观“求仁”与“归主”的文化抉择。

  六、 台湾史研究理论与学术史

  台湾史是一门兼具学术与政治意义的新兴特色学科。自1949年海峡两岸分隔以来,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台湾问题,逐渐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经过海内外学界70多年的开拓研究,业已形成一门独具特色的台湾史学科。但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台湾史研究又是一门非常年轻而并不成熟的新兴学科,无论是宏观意义上的“三大体系”建设,还是各个具体领域的专题研究,都有待于学界同仁不断地深入探索和努力开拓。本次会议上,李细珠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专门就台湾史“三大体系”建设问题展开了学理探讨,认为台湾史“三大体系”内部结构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其中学科体系是基本框架,学术体系是核心内容,话语体系是表现形式,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统一的台湾史研究体系;强调加强台湾史“三大体系”建设和创新,在学术上可以推动台湾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在现实政治上可以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智慧,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此外,日本学者羽根次郎以《日本台湾学会报》与《现代台湾研究》(原《台湾史研究》)为例,具体分析了日本学界关于台湾史研究的选题与论文发表动态,有助于对日本学界的台湾史研究基本状况的了解。

  七、 结语

  综上所述,本次研讨会具有与会代表的广泛性、研究视角的多样性、研究选题的前沿性等几个特点以外,从与会论文的研究内容来看,还有以下几点值得学界关注:

  第一,明清时期台湾史是前辈台湾史学者较早深耕的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的兴起,明清时期台湾史曾有所没落,但近几年来,特别是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举办的几次会议来看,明清时期台湾史研究再次得到重视。本次会议既有传统的政治、军事史研究,也有社会经济史、文化史、法制史、医疗卫生史等不同角度切入的研究,可见即使研究已经很充分的领域,依然可以借助新史料、新视角而有所作为。

  第二,战后台湾史是近年来台湾史研究中较受关注的领域,本次会议相关研究也比较集中,特别是中美关系下的台湾问题,以及蒋介石政权与日本、英国、印尼的关系,琉球(冲绳)问题等,都有学者论及,这背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者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台海局势的关注。从研究取向而言,近年来冷战史研究再度兴起,战后台湾涉外关系史的研究,或许可以和冷战史研究有更多的对话。

  第三,本次会议思想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集中,这同样与近年来台湾史学界整体的研究状况一致。本次会议尤其在报刊杂志研究方面、大陆学人在台湾思想学术活动等问题方面,有比较集中的讨论。

  第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本次会议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是集中了4篇有关中国共产党与台湾的研究论文,既讨论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对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革命的关心与主张,也对战后中国共产党在台湾地下组织的成立及其活动、1950年代“白色恐怖”下受到的组织破坏等,有较为深入的探讨,有助于了解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开始关心台湾问题,并为了台湾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了艰难斗争的史事。近年来台湾开放了不少19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的档案资料,围绕中国共产党和台湾问题,今后还可以进一步推进。

  第五,最后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是有关台湾史的理论建构问题。虽然相关论文只有一篇,但台湾史的理论问题理应引起学界重视。台湾史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实证研究的基础。台湾史作为中国史的一部分,既有共性,也有其特殊性。台湾史学界需要共同努力,在中国史的框架下,建构更适合台湾史的理论体系,如此才能进一步将台湾史研究引向深入。

(作者赵一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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