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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学讲坛暨新疆智库讲坛2022年第9期 冯时:谈“中”说“国”
来源:“今日边疆学”微信公众号 2022-04-20

  2022年4月12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安全与发展研究中心、新疆智库主办的中国边疆学讲坛暨新疆智库讲坛2022年第9期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举行。本期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冯时作题为“谈‘中’说‘国’”的专题讲座。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主持讲座,边疆所全体人员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部分师生聆听了讲座。

  01 “中国”概念的发展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传承数千年没有中断的文明,通过考古学材料证明,中国传统的文明史至少已有8000年。8000年的传承没有中断,而且还在不断发扬光大,这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或者可以说它的核心的原因,就是“中”的文化。

  何尊铭文上出现“中或”二字,有学者释读为“中国”,认为找到了最早的“中国”,这一结论值得商榷。据铭文所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庭)告于天。”意思是周武王灭商以后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即“廷告于天”。告天在古代是大礼,而祭天之礼,只有天子能为,且需要在特定的地点才能举行。“廷者,中也”,指的是武王灭商后,要到“天地之中”去告天。

  “天地之中”在西周时便已确定下来,即今河南嵩山。在天地之中告天,实际是受天命的意思,证明王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天。所以周武王灭商后,先去嵩山告天。在告天的活动中,周武王说“宅兹中或(域),自兹乂民”,意思是要在天地之中治理天下的百姓。“中或”顾名思义就是中土、中原、中州,是天下之中,当然也可以解释成中国,其含义仍是中原的意思。

  当然在文献里,“中国”二字出现很多。比如《礼记·中庸》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蛮貊”即四方,“中国”与四方“蛮貊”相对,那么“中国”就是中原、中土的意思。《礼记·王制》篇对“中国”有清晰的表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五方”是空间思想,不是一个国号。《孟子·滕文公上》中说:“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这里的“中国”还是中原的意思。

  周武王得到天下后,所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将王庭建在天地之中。因此,在一些文献里,“中国”也可以指王庭。《诗经·大雅·民劳》中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表述,在此“中国”指的就是王庭,与它相对的是“四方”。因此,虽然文献中记载的“中国”与今天国号“中国”在字面上一致,但内涵却完全不同。

  从古文字研究的角度说,“国”的本意实际是指诸侯国,国君是诸侯。《大学》中有“治国,平天下”,这里包含两个层次,即“治国”只能当一个诸侯,“平天下”才能当天子。因此,治理天下的是天子,他所建立的国家,正如我们在西周青铜器铭文里面看到的,叫作“邦”。可见,这些概念从早到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02 “中”字概念的形成过程

  周武王灭商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天地之中去祭天,要守“中”。这个“中”在宗教和政治上的意义无可替代,证明了王权在这两个方面的合法性。比如在一件西周武王的青铜器上,就记载了周武王祭天的实录——天亡簋。天亡是周武王的弟弟霍叔处,铭文中记载,在乙亥这一天,天亡陪周武王去嵩山祭天。

  从时间上考量,根据利簋铭文,武王征商在甲子日。而天亡簋记录的时间是乙亥,乙亥距甲子有十二天。意思就是甲子日周武王灭商,在十二天之后他就到嵩山“廷告于天”。何尊铭文说“王又(有)大豊(礼)”,“大豊”就是天底下最大的礼,即祭天之礼。可见,周武王得到天下以后,最关心的是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因此一定要在天地之中告天。

  在距今6500年前河南濮阳西水坡墓地中,墓主人的脚下端有蚌塑三角图形,三角形一侧特意配置了两根人胫骨。经考证,这是一个北斗星图形,两根人胫骨象征立表测影的表。在夏代早期的王庭,即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了一根长杆子,上面装饰有不同的颜色,这是至今发现最早的表的实物,距今约有4000余年。与此同时,还发现了一些测影仪器:一个方形圆孔玉器,用于套在表下来校正表的垂直;两件玉圭,是用来量影长的尺子。

  立表测影的时候要把地面修整水平,再将表垂直立在地面。古人从表的顶端垂下八根绳子,这八根绳子分别处于表的四正四围。当这八根绳子全部都依附到表体的时候,证明这个表是垂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古人叫做“中”,意为中正,恰到好处,不向东西南北任何一方偏倚。这个思想后来被儒家哲学吸收了,形成了中庸的思想。被广义的阴阳家吸收了,产生了中和的思想。《中庸》上讲:“治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儒家哲学后来吸收了中和的思想,形成了中庸思想。

  天文学是中国文化的源,又与政治有紧密的关系,因此掌握表的人一定是最高统治者。上古文明的时候,统治者掌握着观象授时,这个传统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中一直被传承下来。如《论语·尧曰》开篇就在谈尧舜禹禅让,尧禅让于舜的时候曾说:“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意思是天文、历算都要由舜亲自掌握,不能假于他人之手。天子掌握了观象授时以后,一定要居中而治,正如周武王要“宅兹中或,自兹乂民”。在此,“中”的意思指空间的中央。

  如何确定空间的中央?除了表以外,还有王权的标志——旗子。在古代,最高级别的旗子是王的旗子,叫太常。如果居中而执,王的旗子一定要放在空间的中央位置。因此,旗子和表均有中央的意思。天子掌握旗子,也掌握时间,这两个思想的重合体现在王所建立的仪式中。王要举行活动时,首先要聚众,天子居中,四面八方聚于天子,天子立表等候,时间一到便放倒旗子,如果在放倒旗子之后才至,古代有制度叫“诛后至者”。因此,古代的聚众不仅有旗子表明上哪儿聚众,以谁为中心聚众,更重要的还有时间。

  古人认为王权是配帝在下,授予人王权力的上帝住在天的中央,人王则必须要住在地的中央,如此才能显示出王权在宗教和政治上的合法性,所以地中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地中怎么定?谁来定?

  地中有一个公认的标准,据《周礼》的记载,在夏至这一天的正午,立八尺的表,影长是一尺五寸,这就是地中。后来人们把地中定在了河南的嵩山,周武王灭商后到嵩山祭天,遵循的就是地中理念。

  通过对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的研究,实际上中国的地中有一个变迁的过程。目前的考古发现使我们看到了两枝表,一枝发现于河南濮阳西水坡,是象征性的表;另外一枝发现于山西襄汾陶寺。将濮阳西水坡与襄汾陶寺一东一西的两个地点用一条直线连起来,可以发现这两个地点几乎处在同一条纬度线上,意味着这两地在当时应该是地中之地。

  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竹简《保训》篇,就揭示了地中变迁的事实。《保训》篇竹书记载了周文王临终前给他的儿子周武王讲述的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舜求地中”,舜最初生活在民间,后来他求得了地中,结果尧把位子禅让给了他。第二个故事是上甲微“追中测影”。在夏代中晚期的时候,商汤六世祖先上甲微认为舜当年测的地中不是真的地中,重新勘测后,将地中定在了嵩山。

  根据《保训》,可以看出,在嵩山这个地中出现之前应该还有一个地中,由传说中的舜所测定。通过考古发现,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与山西襄汾陶寺的这条连线上,北纬36度左右,是当时的地中。

  上述可知,传统的地中在夏至正午的日影,影长是一尺五寸。但是在《周髀算经》中,夏至正午影长是一尺六寸,长了一寸。究其原因,应该是在不同的位置所测。中国古人的观念里面有一个定律,叫“影差寸千里”。两地测影差一寸,实则意味着两地相差一千里。在嵩山测到的影子是一尺五寸,在陶寺、西水坡一线测到的影子一尺六寸,两处相差了一千里,反映出陶寺与西水坡一线可能就是早期的地中。

  2.为什么要完成地中变迁?

  夏启建立了家天下王朝之后,上古的政治格局变了,因而地中也发生了变化。在传统文献中,记载着上甲微的父亲王亥曾经开展过重大的地理勘探活动,重新丈量了大地。结果上甲微以为过去舜定的地中不是真正的地中,需要改变,便重新测到了嵩山。于是周文王告诫周武王说上甲微测到嵩山以后,他们一直恪守着这个地中,最终商汤灭夏,获得了权力。在这样的政治格局变化下,地理空间也发生了变化。

  夏代也是如此,在陶寺遗址中发现了夏代早期的表,可知夏早期的王庭建立在山西襄汾。但是到了夏中晚期,上甲微改变了地中,按照中国古代居中而治的传统,夏王庭需要搬迁。于是便出现了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这是夏代晚期的王庭。以下提供几个证据:

  (1)二里头遗址碳十四测年结果

  二里头遗址第一期文化,年代不早于公元前1720年(对外发布为公元前1750,向上扩了30年),与商六世祖先的年代刚好相合。如20年一世,六代120年,而我们传统接受的商代建国时间刚好就是公元前16世纪。

  (2)子午线的布局

  古代建筑非常重视空间布局,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表现出空间决定时间。但不管是古城建筑的子午线,还是墓葬的子午线,都有一个偏角。子午线直袭于帝,表明权力直袭于上帝。子是北方,北方之上是上帝。在中国古代的建筑传统中,有一个敬避观念,即不能直对上帝。因此在古代建筑中,子午线不能直冲着北方,要稍偏一点。夏代的子午线向它的文化发祥地西边偏,商代的子午线向它的文化发祥地东边偏。而二里头的子午线往西偏,线索指明二里头应是夏晚期的王庭。

  3.地中变迁的深层意义

  在夷夏东西的政治格局里,人们求的中只是南北的中。在夏代一统的格局下,这个中已经不仅是南北的中,还是东西的中。透过地图来看河南登封告成镇与濮阳西水坡和襄汾陶寺的关系,告成镇的位置偏南,且处于上述两个地点的正中心。换句话说,如果把西水坡和陶寺连成一条线,取这条线的中点作垂直平分线,这条线正好落在告成镇。因此,嵩山便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地区,历代王庭都围着它在建。

  但是到了元代,时事发生变化。由于统治的疆域范围太大,如果还守着传统的地中,在嵩山洛阳建都,不利于统治北方的广大区域。因而元朝定都大都。大都是新定的国都,与传统的地中没有关系。于是忽必烈接受汉法以后,为了实现王权在政治和宗教上的合法性,在大都建灵台,表明天子掌握观象授时。随后郭守敬开展了全国性的天文测量,忽必烈随即下诏让他在登封告成镇再建一个天文台,位于周公测影台的北侧,叫观星台,与灵台相区别,因为灵台需建在天子脚下。忽必烈通过这样的方式完成了地中文化的延续,实现了传承数千年居中而治的政治制度。

  可见,中国古代的地中变迁服务于一个根本思想,那就是居中而治,也就是传统中土、中原、中国的思想,因而中华两个字至今还嵌在我们的国号里。正是由于这样的传统,中华文明传承了数千年没有中断。

  03 “中”的文化使命——守“中”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在夏王朝建立之前,是夷夏东西的格局,都属于中华文明。夏王朝取得天下后,其祭祀的上帝就是华夏正统的上帝。商作为东夷灭夏,必须要传承“中”的文化。西周作为西戎灭商,仍然要传承这个文化。后世虽有王朝更迭,但并不在乎属于哪个族。谁掌握了权力,便意味着获得传承“中”的文化使命。

  守“中”,且不能位于边方,否则就要失去王朝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古人认为只有在中原建立的王朝,才是正统的王朝,这个思想叫居中而治。只有守着传统的地中,才能和上帝建立起最直接的联系,才能获得天命,才是正统。这样的思想使得历代王朝都要守“中”,不管是鲜卑、蒙古还是清,进入中原以后,必须守着它,并一代代传承了下来,没有中断。

  “中”的文化是内敛的,不是求外,而是求内,所以中国古代的政治观是“修文德以来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也是源于“中”的思想。“中华”是中国传统的词,被日本人翻译成“中华民族”,19世纪末这个词汇引进中国以后,仍是一个集合称谓,不是指某一个民族。中国国歌里唱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是说某一民族到了危险的时候,而是指这个集合体到了危险的时候。今天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说某一民族的复兴,而是指这个集合体的复兴。所以这才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特点,这个文化始终强调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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